“1949年11月，我被中共闽西（龙岩）地委派到长汀县工作。”
“解放初期，长汀县全县15个行政区，总人口是14.8万多人，当时，河田区人口34500多人，河田区人多、田少，更严重的是山光、田瘦、人穷，因群众烧柴，砍伐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引起恶性循环。河田农民‘三天下雨闹水灾，三天无雨闹旱灾’，与严重的自然灾害抗争，艰苦种粮。河田人民自产粮食不够，必须靠外出打工挣钱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河田人民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热切地希望党和人民政府为他们改变苦难的现状，他们特别欢迎和爱护党和政府的干部。我曾于1950年担任过河田区区长。对河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与河田区的人民群众关系也非常好。”
“1950年6月的一天，我和区政府的两个干部一同到蔡坊村工作，中午回区政府，路过一个温泉露天澡堂。因为天热走路，我满身大汗，就进澡堂去洗澡。另外两个干部先回区政府吃午饭去了。我进了澡堂快速脱衣，把枪放在衣服下面。快速冲洗后又快速穿衣，挂上驳壳枪，匆匆跑出澡堂，回区政府去。”
“晚上九点左右，我在区政府房间里听到有人在窗外敲窗。我问：‘谁呀？’对方没有回答，在窗外问我：‘今天中午，你有没有去露天澡堂洗澡？’我说有。对方又说：‘当时我也在澡堂洗澡，听到两个土匪在水池交头接耳密谈，说你一定是共产党头子才有驳壳枪。还说你行动利索来不及杀你，缴你的枪。土匪密谋以后埋伏在澡堂要杀死你，缴你的枪，你千万别再去露天澡堂洗澡啊！’他说完就离开了。我的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可惜当时我没有把他名字记下来。这就是河田人民对我们的爱护，河田人民对我的深情厚爱，让我一生一世忘不了。”
“解放后好一段时间，河田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每天三餐都是吃粥汤配番薯。全国解放后，河田人民三餐还离不开地瓜、粥汤。我在河田工作的时候，到群众家里吃饭，他们总是给我大米饭吃，我知道大米饭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总是把少量的大米饭让给老人、小孩吃，每餐我和他们一样饱餐地瓜芋头，说自己最喜欢吃地瓜芋头。1957年7月间，我刚从广东汕头出差回到长汀县城家中，本县河田区的好几位群众到我家中做客。他们中有烈属、有老革命、有基层干部，都是老熟人。他们的到来，让我非常开心。”(https://www.xing528.com)
“我离开河田以后，河田的群众到我家做客总是给我带上地瓜、芋头。可是，这一次他们来我家什么也没有带。我和往常一样热情招待他们喝酒、吃肉，他们并不开心，反而说：‘我们再也没有地瓜、芋头带给你了。’他们哭着说：‘我们都快饿死了！’因为我不了解情况，只能劝大家说：‘以后大家不要给我带地瓜、芋头，城里买得有嘛！’我问：‘粮食紧张吗？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说：‘今年风调雨顺，粮食是增产了。但是，增产并不多。区委书记好大喜功，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河田粮食亩产千斤！这样一来，河田要高征购，我们家里的粮食都被统购强迫入库了。家无余粮，只能靠一点点地瓜、芋头过日子。我们眼睁睁企盼回销粮，汽车却天天把公库粮食运往漳州、厦门支前。公家已经没有粮食，哪来的回销粮？’他们边说边哭泣。这时，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送走他们以后，我立即去县委，向县委第一书记李魁元汇报。”
“李魁元是山东人，南下干部，从上杭县调来长汀县工作，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县长、县委第一书记。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时关系很融洽。进入李书记办公室，李书记热情地接待我。我把河田区农民反映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后，他平静地对我说：‘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我县年年增产，今年粮食大丰收，河田粮食亩产千斤是事实。’我说：‘粮食年年增产是事实，但没有增产这么多，河田粮食亩产千斤是假的。’我又说：‘高产量引发高征购，河田农民已家无余粮，会饿死人的！’李书记又说：‘河田粮食大增产，亩产千斤是真的。’他批评我说：‘你不要做群众的尾巴！’我一时性急，冲动地反驳他：‘河田粮食增产没有亩产千斤，你李书记住在三层楼上，高高在上，下面报多少就相信多少，官僚主义！’李书记火了，一拳砸在办公桌上说：‘岂有此理！’我年轻气盛，回了他一句：‘你国民党作风。’李书记怒不可遏起身离开办公桌，指着我对秘书刘连干说：‘他还有什么话，你把它记下来，我不听他的。’说完拂袖而去。”
“反‘右派’运动在长汀县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天天挨斗，无穷无尽的揭发检讨。积极分子响应号召要把我批倒‘批臭、打死’（指政治上打死，不是肉体上消灭），永世不得翻身。批斗持续了8个多月，大小批斗会一百多场。1958年6月我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南岩伐木场劳动。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令我痛心的是，1960年的一天，我的父亲邓树生因饥饿误食毒菌，因为受‘右派’儿子、儿媳的牵连，农场不准他就医治疗，结果这位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干部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成为我们夫妻终生的遗憾！1962年我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在‘四清’‘文革’当中，还是一样被当作‘右派’整治。整整20年，我个人受尽折磨、摧残和屈辱，亲属受到株连迫害。最痛心的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被践踏、破坏无遗。‘反右派’的所谓‘言者有罪’、‘阳谋’、‘引蛇出洞’，真是不得人心。”
“反‘右派’时，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益发恶性膨胀。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祸害太大了。拨乱反正后，纠正极左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祖国真正强盛了，人民的生活真正富裕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欣逢盛世，乐开了心怀。为了弥补20年当‘右派’的损失，我拼命工作劳累过度而得病，病退后于1984年办理了离休。离休后，我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夫妻俩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用于救助孤儿，扶持特困生读书，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捐资救灾，修路，助老扶贫。2011年10月我们自筹资金开办了长汀县西城区老年活动中心和人民阅览室，力争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我们一心一意为报答党恩而工作，乐而忘忧，虽然是高龄老人，但内心感到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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