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革命组织纷纷出现，革命斗争达高潮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革命党人积极筹划在天津采取行动，声援南方，迅速取得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全面胜利。

就在武昌起义后的不久，天津共和会宣告成立。据于树德回忆：“天津共和会是辛亥起义后，以北洋法政学堂和天津女子师范学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也有学堂以外的人参加。公推白雅雨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与南方和京津一带革命团体联系，大概是辛亥年九月间（阴历）的事。机关设在天增里附近生昌酒店楼上。”^[4]

白雅雨，名毓昆，雅雨是号，又字铣玉，江苏南通人，曾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精研典籍，文赋惊人，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从南洋公学毕业后，受聘于上海澄衷学堂任教，这期间经常与同盟会成员接触，被吸收入盟，立志献身革命。鉴于北方开辟工作的需要，白毓昆携眷北上天津，就任北洋女子师范和北洋法政学堂的史地教员，一面教书，一面开展革命活动。白毓昆的革命立场十分鲜明，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立宪运动，他明确表示这是“与虎谋皮”。武昌起义后，白毓昆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他说：“京津一带是清室的根本之地，京津不动摇，南方革命军恐难持久，如果战期延长，生民涂炭，我是很不忍的。我们应该尽快在京津举义！”当时有人担心力量薄弱，白毓昆毅然说：“拿破仑说过，英雄字典里没有‘难’字，北方革命的职责难道要等别人来承担吗？”于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天津共和会，并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为了减少后顾之忧，将妻儿打发回原籍。然后，他奔走于北京、天津、滦州、张家口等地，联络军队，运送炮械弹药，不辞辛苦地推动起义工作的开展。^[5]

原在冀东组织铁血会的丁开嶂，曾计划在清军举行秋操演习京城空虚之时起事，已部署了铁血会京东部为发难军，关东、边外、京北三部进行支援。不料在秋操演习之前几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闻变，立即决定取消秋操，因而铁血军乘虚发难之举落空了。丁开嶂立即来天津“立军部于法租界，操纵榆关东西、长城南北草泽革命军。”重新布署武装起义的举动。^[6]

武昌起义爆发后，天津的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除上述的共和会、铁血会而外，还有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等，革命气氛相当浓厚，各派政治力量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www.xing528.com)

原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胡鄂公，一九一一年春南下到上海，又辗转去南昌、开封、汉口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时适在汉口，旋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水陆总指挥。不久，北京同盟会冷公剑等去武汉，要求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加快北方革命的步伐；经军政府议决，派胡鄂公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往北京、天津主持北方革命，并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费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胡鄂公经上海北上抵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胡到天津以后，立即与白毓昆、胡伯寅（即胡宪）、孙谏声、陈之骥等革命党人接头，策划在京、津、保、滦、通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步骤。自此，北方的革命活动有了新的开展。

与此同时，汪兆铭（精卫）也从北京来天津进行活动。一九一〇年汪兆铭与黄树中、罗世勋在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因事机泄露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由于清政府民政部尚书肃亲王耆善建议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改判汪、黄为终身监禁，罗为有期徒刑十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又将汪兆铭释放，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又经当时受命组阁的袁世凯奏请留京。从此，汪即为袁所收买，成为南北调和的政治掮客。汪兆铭为袁世凯利用之后，立即来天津进行活动。十二月一日（一九一一年），汪兆铭在天津意租界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并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白逾桓为参谋部长，彭家珍为军事部长，黄以镛为交通部长，李某为财政部长。

十二月二日，胡鄂公以鄂军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北洋医学堂召集京、津、保、滦、通、石（石家庄）等地的革命党人五十余人开会，讨论集中统一指挥北方革命力量问题。会议决定设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在京、津、保、滦、通、石各地分设总指挥处。总指挥由鄂军代表胡鄂公兼任，下设秘书处及参谋、军事、交通、联络四部，以熊得山为秘书长，孙谏声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军事部长，白毓昆为交通部长，吴若龙为联络部长。各地总指挥处分别成立总司令部，指挥各地区的起义行动。天津总司令部早于十一月三十日即已成立，以孙谏声为司令，陈之骥为参谋部长，华朗轩为副官部长，易宣为理财部长，陈涛为交通部长，白毓昆为外交部长。北方武装起义之举，已经迫在眉睫，急不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