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帝开设武举及京卫武学

军事兵源问题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理性的人们不得不联想到的是大明军中领导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说过，永宣时代开始，大明军中中高级领导日渐腐化，一天到晚忙乎的不是保家卫国的正事，而是大搞自家的经济创收和乱搞男女关系。（参见笔者《大明帝国》之瑏瑡《正统、景泰帝卷》上册，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第1版）这样的腐败之势到了明宪宗即位时愈发严重。成化三年（1467）六月壬子日，有人发现：早朝官少，随即向上做了奏报。明宪宗听后下令：“按门籍阅之。”于是后军都督佥事穆义等318军籍官员因无辜“旷工”而被纠劾了出来，朝廷罚他们每人运砖500（《明宪宗实录》卷43）。

从原先的经济腐败和生活作风腐化发展到现在连上朝都敢不去，试想有这样的军事领导，大明军还怎么能打胜仗？最为典型的事例就要数不久之前发生的土木之役了。事变突发后，明朝不仅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而且连一路随驾的正统朝廷班子也给毁灭了，包括朝中一大批高级武官都一一殉难，如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泰宁侯陈瀛、恭顺侯吴克忠等皆死于战阵之中。（《明英宗实录》卷180～181）

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危难之际即位的景泰帝在上台后曾实行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一方面大力擢升军中具有一定才能的中下层军事领导，另一方面大大地扩大和强化军中文职官的领导和文臣对大明军事的参与，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加大和深化了大明官僚文职化进程，而且还强化文武相制，提高军队管理。（参见笔者《大明帝国》之《景泰、天顺帝卷》上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但景泰帝在进行大明“中兴”军事改革中，对有些制度就不敢触及，譬如世袭制或言变相世袭制下的大明军中高级武官之特权。事实上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发展，大明帝国那些有着“红彤彤”背景的“军二代”“军三代”甚至是“军四代”已完全蜕化成了一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但依照老祖宗的规制，除非是这些“寄生虫”犯有谋反、谋逆等大罪，一般情况朝廷是不能剥夺他们世袭爵位和担任军中高官等类的特权。再说白一点，当年的有为之君景泰帝终究奈何不了他们，而复辟上台后的昏聩之君明英宗更不可能会将他们怎么的，恰恰相反，他有时还会迁就他们、讨好他们。譬如数朝老臣、英国公张辅在土木之变中殉难于阵，他的儿子张懋毫无寸尺之功却居然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了英国公的爵位，且还担任起了大明朝廷的军事领导。张辅的两个弟弟张和张先是因自家的“红色”背景、顺便借着一些在别人看来根本找不到的好机会而官至军中高官——都督，后因参与夺门之变被明英宗擢升为太平侯与文安伯，掌管大明京军领导权。（《明英宗实录》卷275）

但从实际角度来讲，若想指望这些有着“红彤彤”背景的“军二代”“军三代”甚至是“军四代”来真正担当起大明的保家卫国之重任，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对此，成化朝开启后以“更始”天下为其使命的明宪宗朝廷在复立团营制的同时，就着力寻找途径和采取举措，在“红彤彤”背景家族之外培育和选拔一些优秀的军事人才，并把他们逐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其中有些举措影响较大，如开设武举和在京师北京创办京卫武学。

明朝武举是何时开设的？清人修撰的《明史》说：天顺八年（1464）冬十月“甲辰，立武举法”（《明史·宪宗本纪一》卷13）。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明朝国史记载：吴元年（1367）三月丁酉，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而就武举，高皇帝曾指示：“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明太祖实录》卷22）但明朝的武举却并没有立即开设起来，有史为证：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有个叫许士哲的皮作局大使在上言进谏十四事里就提到，请求朝廷“兴武举以罗英才”（《明太祖实录》卷163）。三年后的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丁酉日，大明礼部上章，“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朱元璋对于礼部提出的单独建昭烈武成王庙之事没有同意，但对于开设武举却予以了允准（《明太祖实录》卷183），并令“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明史·选举二》卷70）

永乐以后有关武举的史料记载在明代官史中几乎见不到，以笔者之愚见，大概是到了朱棣当政后没有坚持开设武举。这样一停就停了60多年，直到天顺八年（1464）时才为人们所重新呼醒。

天顺八年（1464）三月，监察御史吕洪和给事中金绅在分别上言数事中都提到了请求朝廷选拔优秀军事人才、仿效南京武学在京师设立武学的主张。明宪宗允准了建言，并令兵部及相关衙门开始筹办。（《明宪宗实录》卷3）(www.xing528.com)

6个月的天顺八年（1464）九月，太仆寺少卿李諐和户部郎中庞胜又分别在上奏进谏中再次提出，请朝廷速开武举。其中庞胜的说法十分到位，他说：“文武并用，古今通义。国家之于文三年一大比，而武举独未行。古之名将，若赵充国、郭子仪皆由此出，今天下之大，岂乏人才？但拘于世袭，限于资格，虽有异才，无由自见。乞敕在京大臣及在外方面各举所知，不分见任、闲住，或谙晓韬略，或明习战阵，或长于骑射，或膂力过人，或有克敌应变之才，或有守土安边之策，具以名闻，会官考试，庶武备不隳而真才出矣。”明宪宗这次接奏后不仅肯定了上奏者的进言，而且还命令相关部门迅速制定出武举之法。（《明宪宗实录》卷9）

天顺八年（1464）十月甲辰日，明廷公布武举法：“凡天下贡举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后果能运筹奋勇克敌见功，仍听各该领军总兵等官核实，请命升擢。”（《明宪宗实录》卷10）至于地方武举，明宪宗“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

随着武举之法的公布，与武举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京卫武学也于一月之后的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建立起来了。当时京卫武学以北京城内的太平侯张旧第为校舍，召南京国子监助教阎禹锡为国子监监丞，令其主管京卫武学具体事宜。与此同时，皇帝明宪宗还下令规定：“五府各卫自指挥以上应袭子弟入学讲读《武经》，讨论古今为将胜败之迹，每月朔总兵及兵部尚书、侍郎下学考试，以励勤怠。”（《明宪宗实录》卷11）

与一蹴而就的京卫武学创办相比，大明武举的开设与成功运行却颇费周折。个中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当时的人们对武举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普遍认识不足，因为参加进士科考试毕竟是看得见前景的，而武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都没底，所以即使是当时军界人家子弟也“往往有弃世业而入进士之科者”（《明宪宗实录》卷169）；其次，老祖宗朱元璋时代曾设立过武举，但后来废弃了那么多年，成化时代的人们就没法直接沿用或参照；最后，天顺八年（1464）十月公布的武举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眼光就在军界里头。譬如，成化六年（1470）五月辛丑日在会昌侯孙继宗和兵部尚书白圭的上呈进言中就曾这么说道：“会试武举，正千户刘良、指挥佥事鲁广骑射、步射俱中原拟之数，而二策智识优长、文理通畅例加署职二级。良署指挥同知，广署指挥使，月支米三石；都指挥佥事郭、指挥佥事孙安、指挥同知张钦、白珍骑射、步射亦中原拟之数，而二策颇知，故实文理未纯，例加署职一级，署都指挥同知，安署指挥同知，钦珍署指挥使，月支米二石；其都指挥贺荣、舍人李夔射数虽合而策对泛冗，难以任用，例还原卫。”（《明宪宗实录》卷79）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初开设的武举仅限于军队里，没有做全面的扩开，或者说是处于半废半开的状态。成化十三年（1477）八月、十二月和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八月，兵科左给事中郭镗、武学训导张宁、兵部尚书余子俊和南京监察御史郭经等人相继上言数事，其中都提到要“（广）开武举，以拔将才”（《明宪宗实录》卷169、卷173、卷178、卷181）。但成化朝廷对于这些谏言建议都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和着力进行处理。直到成化十四年，明宪宗十分宠信的太监汪直上奏，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皇帝朱见深准奏。（《明史·选举二》卷70）可十分可惜的是，后来随着汪直的落败，武举的落实和进行再也没人过问。

不论个中有多少的曲与折，有一点我们必须应该认识到的是，成化朝正式开启武举制，对于以后的大明选拔、储备优秀军事人才和帝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