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接触、识别夷狄的同时，被华夏视为夷狄的人群也在观察着其他人群，尤其是注意着华夏。在此过程中，有些人群承认自身与华夏有异，甚至接受了华夏对自身的“夷狄”之称呼；但也有人逐渐认同于华夏。夷狄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往往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吴国等诸侯国的身份在历史上曾有过变化，可能与其政治利益有关。286这里将对夷狄身份做出探讨，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将综合考虑文化、血缘等因素。由于材料的限制，本节主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关问题。
夷狄是华夏对自身之外所有人群的统称，这种统称忽视了夷狄之间的差异，将华夏之外的其他人群视为一类。不过夷狄仍能被分成不同的人群，这种区分不仅仅根据夷狄自然形成的族群区分，即长狄、白狄等；也应考虑所谓夷狄之性质的差异。在西周时期，有学者就根据性质的不同，将夷狄分为与华夏对立的人群，以及从属于华夏但与华夏存在阶级差异的人群，287不过这种区分，主要是依据政治上的地位。而根据现有的反映春秋时期的文献，华夏虽未曾有明确说明，但仍可以根据发展水平以及其与华夏的关系，将夷狄分为两类。
第一类夷狄的发展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其最初的组织程度较差，在华夏记忆中，这些人群在西周初年未曾受到华夏的分封，长期未形成与华夏类似的政权形式。前文提及的犬戎、长狄、白狄等人群有不少均属此类。他们长期被华夏视为落后的人群，并受到歧视。而在春秋初年，由于夷狄势力的发展和华夏自身的衰落，这些夷狄对中原地区展开攻击，有些诸侯国在此过程中被灭亡。如前述鲁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国因内忧外患而亡国。在戎狄的压迫下，加之楚国在南边骚扰，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华夏遭遇了重大危机，也因此导致了华夏对夷狄仇视、歧视心态的加剧。
而另一类夷狄则以吴、越、楚等国为代表。他们的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较早进入了国家形态，在史书中，他们被认为曾在历史上受到周天子的分封；这些人群也往往自称曾经与华夏关系密切，甚至其祖先出自华夏。《史记》中记载了吴国国君的身世：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288
吴国始封君为太伯，传说其为周文王之父季历之兄，与周天子同姓，自然是华夏成员。越国则自称大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289楚国君主的先祖号称是“出自帝颛顼高阳”，亦属华夏成员，而在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阳”。290据说楚王室在周初受过分封，其自认为与姬姓周人具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三国国君先祖的起源不同，其中吴国尤为特殊，但在记忆中其均曾属于华夏的成员。不过，这些国家多处于远离周王朝核心区域的地方，如楚国位于南方，而吴、越等则居于江南地区。这导致了它们与其他华夏成员的交流并不畅通。此外，即使此类国家的统治者真的来自华夏，其统治下的人群也多为当地土著。太伯奔吴后，其治下的人群多为“荆蛮”，后者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恐难具有华夏认同，太伯为争取他们的支持，不得不“文身断发”。在地缘远离与文化差异扩大的同时，他们与华夏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并转而否认与华夏存在联系。如西周时期，周天子势力无法控制楚国，楚王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91并封“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破坏了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的惯例，显示出其在当时并不具备华夏认同。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楚人也对华夏诸侯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正是通过对华夏的兼并，楚国成为春秋时期可以与晋国争雄的强大国家。而吴国等同样在长时间内与华夏关系疏远，直到晋国教之叛楚之后，才“是以始大”，292逐渐与华夏接触。由于这些国家与华夏的对立、疏远，春秋时期他们往往被视为夷狄，又由于发展程度与身份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与第一类夷狄有所不同。这里借用其他学者的意见，将第一类夷狄称为“夷狄部族”，而将第二类称为“夷狄诸侯”。293
尽管这两类夷狄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有时候似乎被区别对待，如第二类夷狄所受到的待遇略高。不过，华夏所谓的夷狄，往往是指他们观念中的异族，华夷之分主要用于表示自身与他者间的区别与对立。在华夏观念中，无论是“夷狄部族”抑或“夷狄诸侯”，同属于不同于己的人群，均受到华夏的歧视，故从这一点观之，二者在华夏眼中并无本质差异。
尽管华夏将夷狄视为不同于己的人群，且双方曾发生过不少冲突，但夷狄也有与华夏正常交流的一面，这对促进他们与华夏的融合，甚至产生华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华夏诸侯国不断向夷狄扩张，一些夷狄逐渐被纳入了华夏统治范围之内。其中，晋国对周边戎狄控制地区的扩张尤为明显。由于地理原因，晋国在受封之时，周边即存在大量的戎狄，因此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在春秋时期，一方面晋国与周边戎狄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巩固统治，晋文公等贵族曾与戎狄通婚，并获得了戎狄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晋国从未放弃对戎狄的扩张，晋献公时期，曾征伐东山皋落氏，294春秋中后期，潞氏等戎狄成员也被晋国所灭，这些部族在被征服后，可能被纳入晋国。而有些戎狄部族，虽保留了其组织形式，但同样被视为晋国统辖下的人群。《左传》“襄公十四年”传文载戎子驹支之言，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295这段话提及姜戎较早被华夏所征服，并在晋国的约束下迁徙到指定的地区，他们一方面在形式上保持有一定独立性，另一方面接受晋国的命令，受到华夏的控制。在晋国成为霸主之后，臣服的夷狄并不止姜戎，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296白狄等为戎狄人群，却参加晋国的盟会，朝觐晋君。到春秋末年，晋人对戎狄的控制更加严格，当蛮子赤与楚国交战失利被迫逃往晋国时，晋国不仅可以命司马召集包括戎狄之民为兵，而且可以召集“九州之戎”的首长，297这些戎狄已经完全听命于晋国，与晋国统治下的其他人群无异。春秋时期，晋国等诸侯国正是通过征服周边夷狄部落，在实现自身土地扩张的同时，将夷狄纳入华夏的控制范围，实现了人口的增长。
在被华夏征服之后，夷狄与华夏之间逐渐产生了共同利益，并积极参与到华夏事务之中。戎子驹支在回忆崤之战时，提到：“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且在此之后，“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298依戎子驹支之言，自崤之战后，戎人参与了晋国的各大重要战役，并发挥了作用。尽管这种参与可能与戎狄受到华夏约束有关，但反映出戎人尤其是其贵族已逐渐与华夏接近。而政治上的接近，也带来文化上的相互熟悉，特别是戎狄向更为先进的华夏学习。仍以姜戎的首领戎子驹支为例，晋国执政范宣子以“言语泄露”为由拘捕戎子驹支。戎子驹支为自己作辩解时提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似乎戎狄和华夏之间仍有较明显的分别。然而，当戎子驹支说完此段话后，“赋《青蝇》而退”，正如前文所言，赋诗以明心志是华夏的传统礼仪，在《左传》等文献中并不少见。而戎子驹支的这一做法，表明其了解华夏礼仪，且能够运用华夏的经典，其对华夏文化已经相当熟悉。尽管他口头上不认同华夏，并以此为辩护的理由；但现实中，他在文化、政治等领域已经逐渐向华夏靠拢。这种现象，是夷狄认同华夏，且逐渐与华夏融合的表现。
而第二类夷狄认同华夏则更为复杂。首先，他们有时自认为在历史上曾属于华夏，与华夏有着血缘联系，特别是吴国，自认为属于姬姓周人的一支，只是在历史上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与华夏产生了疏离感，并被华夏视为夷狄（他们有时也自认为夷狄，楚王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即是明证）。一方面是历史上曾有过密切接触与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春秋时期，自身与华夏较为明显的文化、政治差异感，这使得他们在身份上会带有两重性，其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认识摇摆于华夏与夷狄之间。
不过，随着与华夏的交往密切，这些夷狄的华夏认同感逐渐强烈。其中重要表现是以华夏身份参与华夏事务。春秋初年，当楚国势力扩张，齐桓公率华夏诸侯国征伐楚国时，管仲质问楚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人答复：“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299楚人尽管不断向外扩张势力，但并未否认自身对周王室负有义务。此后的楚庄王时期，曾陈兵于周边境，并向王孙满询问九鼎之轻重，而遭到王孙满“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之驳斥之后，楚也并未有进一步的行动，楚王打听鼎之轻重，虽是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但这一事件本身也证明了其承认华夏的政治体系，只是试图以自身取代周王室，而他默认周天子形式上的权威，更说明当时楚国并未完全摆脱诸侯国身份的束缚，仍然以华夏成员自居。同样，吴国虽长期被视为夷狄，但在春秋后期，也积极参与华夏事务，并参与了黄池之会，试图争夺华夏的霸主地位。
在这些夷狄认同华夏的过程中，血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春秋后期，当吴国等夷狄需要证明自身的华夏身份时，会不断强调自身的血统。例如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之时，随国隐匿了楚王，吴王对随人（随国是姬姓国）言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300吴人于此处强调诸姬的利益，将楚人置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姬的对立面，俨然以诸姬的代言人自居。301在黄池之会时，吴王自称“于周室，我为长”，强调自身为太伯之后，证明其有资格以霸主身份参与华夏会盟。这种身份也得到了华夏成员的认可。周敬王曾对吴人说：“伯父令女来，明绍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祸，遭民之不祥，余心岂忘忧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历年以没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302“伯父”为周天子对同姓诸侯的称呼，显然这里周天子承认了吴国的华夏血统。而在黄池之会时，当夫差自称“我为长”时，晋人则称“于姬姓，我为伯”，只是强调自身的地位，而并未对吴王属于姬姓提出质疑，默认了吴王对自身身份的认定。
不过，吴国王族是否真为姬姓之人，在史学界存在争议。近现代以来，除传统的文献资料外，考古发掘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为此问题的讨论增加了依据。然而，有学者赞成吴国君主确系姬姓周人的后代，由北方南迁吴国；303但也有人认为，吴国君主并非姬姓人群，近年来，王明珂分析了吴国贵族姓名之演变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等，如在太伯之后季札之前，吴国统治者姓名保留了较强的非华夏特征，并提出吴国可能并非姬姓人群，只是出于利益需要，希望接近华夏且被华夏所认可，因此构建出了华夏血统；而华夏同样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希望在南方能够出现同姓之国的支持，以便牵制楚国，因此认可了吴国的华夏血统。304王说提出了一种可能。尽管在更坚实的材料出现之前，吴是否源自姬姓人群可能仍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王说中的合理成分却值得重视，无论吴国、楚国等国是否具有姬姓血统，在春秋后期，其血统来自华夏的说法受到这些夷狄以及华夏的重视，并成为他们产生华夏认同以及被华夏所认同的根据，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有关，即吴国、楚国等试图介入华夏的政治生活，而某些华夏也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希望其介入华夏事务，故同样重视和认可其具有华夏血统之说。因此，吴国等国君主是否真正具有华夏血统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以及其他华夏成员对此问题的看法。
不过，政治利益并非解释此现象的唯一因素，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吴、楚等夷狄人群接受华夏文化有关。楚地具有的特殊文化一直保留到战国甚至秦汉统一，显然与华夏文化有较明显的差异；而吴国长期“文身断发”，也受到华夏的歧视。不过，在春秋时期，吴、楚等国均与华夏诸侯国有了更密切的交往，其中也包括学习华夏的文化。如，吴国军事技术曾长期落后，在与楚国的交锋中居于不利地位，为了使吴国能够牵制楚国，晋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305即教授吴国先进的作战技术，尤其是战车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吴国的作战能力，使得吴国一举扭转了劣势。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楚国、吴国等国的贵族对华夏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更多的还体现在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认识。邲之战后，楚庄王曾对潘党“筑京观”的建议做出了回答：
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306
其中对武的阐释，特别是对“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等含义的理解，反映出他对华夏文化已经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吴国季札对最能代表华夏文明的“乐”的理解也达到相当高度。307原本被视为夷狄的人群接受华夏礼乐文明，是他们能够产生华夏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华夏认可他们身份的依据，否则仅有政治上共同利益的联系而缺乏共同文化，是难以形成认同的。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其最初文明的发展水平以及政治组织形式如何，夷狄有可能在交流中产生对华夏的认同感，且也可能被华夏所认可。不过在此过程中，尽管需要以血缘作为联系的纽带，但是否真与华夏具有共有的血统并不起决定作用，夷狄能否认同华夏的关键在于能否产生政治与文化上的共同感。同时，这种交换也并非单向的、不可逆的，不少所谓的夷狄，原本就被视为华夏共同体的成员，正是由于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不认同华夏，逐渐被华夏所抛弃，并自视为夷狄。尽管有学者对其最初是否属于华夏表示怀疑，但古代文献表明，先秦时期的华夏，对夷狄的华夏化与华夏的夷狄化均是认可的，华夏和夷狄之间并无绝对的障碍。华夏和夷狄之间能够相互转化，特别是受到歧视的夷狄向华夏靠拢，且华夏可能接受他们的华夏身份，这是华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与民族间不断融合的重要前提。
注释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79-80页。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20页。
3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论点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11页。“古史辨派”的主要成就见七卷本《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第40期，1925年。
5 杨向奎：《论“古史辨”》，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8页。
6 陈其泰：《“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7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8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3-5页。
9 《山海经·大荒北经》，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490-491页。
10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5页。
11 《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召类》，《诸子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62页。
12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38-42页。
13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28页。参见张守节之《正义》。
14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此传说与《尚书》所记不同，可能出自不同的传说系统。以上内容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185页。
15 参见张光直先生：《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第四、五章（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16 苏秉琦：《苏秉琦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284页。
17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5页。
18 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见邓国祥等主编：《玉根国脉》，科学出版社，2001年，18-35页。
19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尝麦解》，三秦出版社，2006年，294页。
20 孙诒让：《墨子间诂·节葬下》，《诸子集成》本，113页。
21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召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13页。
22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854页。
23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大雅·文王有声》，《十三经注疏》本，526页。
2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八佾》，《十三经注疏》本，2466页。
25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05-150页。
2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2006年，409-450页。
27 一般以四期说占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尚有“三期说”、“五期说”等。
28 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29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30 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文物》1978年第9期。
31 孟凡人：《试论夏文化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文物》1980年第6期。
32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尝麦解》，219页。
33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89页。
34 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上》，中华书局，2002年，159页；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祭法》，《十三经注疏》本，1578页。
3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六年”；“昭公一四年”，《十三经注疏本》，2044页、2076页。
36 孙诒让：《墨子间诂·兼爱下》，76页。
37 中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0-117页。
3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八年”，2163页。
40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95页
41 二里头遗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而稍柴、大师姑遗址仅50-60万平米，远逊于二里头，参见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34-135页。
42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92页。
43 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上》，158页。徐注“根圉”改为“根国”，此处不从。
44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2881页。
45 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46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页。
4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1933页。
48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6页。
49 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观察》，《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50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魏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52页。
51 孙诒让：《墨子间诂·非攻下》，92页。
52 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收入《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197-204页。
53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商颂·玄鸟》，622页；司马迁：《史记·殷本纪》，91页。
54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4-18页。
55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515页。
56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57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文物》1998年10期。
58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魏策一》提到“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见1252页。司马迁：《史记·吴起列传》则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2166-2167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70-248页。
60 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08-311页。
61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109页。
62 《孟子·万章》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2738页），《墨子。尚贤下》也提到伊尹来自有莘氏。而《史记索隐》的《周本纪》条目则引《世本》称“莘国姒姓”。可知伊尹应当为姒姓。另一说其为商王族，见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63 参见王震中：《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74页。
64 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2页。关于贞人的性质，史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董作宾先生提出贞人为史官的论点常常为史学界所重视，而晁福林先生在《试论殷代的神权与王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一文中已提出贞人为各部族在王朝的代表，在史学界有重要影响。
65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57-258页。
66 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63页。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辑，2010年。商人与方国战争原因很多，据张光直先生推测，有可能是由于商人与周边人群存在对粮食、畜产品的掠夺，也可能是争夺土地的冲突，甚至有可能是由于金属矿产或者食盐供应的矛盾。参见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49-251页。
67 参见李学勤：《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人文杂志》1988第2期。
68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191页。
69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释诂》，《十三经注疏》本，2568页。
70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舜典》，《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31页。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提出：“（夏）引申之义为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33上）他认为，大的含义是从华夏这一含义中引申出来的，华夏自认为伟大，故以美好的称谓作为自称。
71 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647页。
72 唐善纯：《华夏探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2-95页。
73 詹鄞鑫：《华夏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7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411-413页。
7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673下。
7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93下。
77 田倩军：《释夷》，《中国文字》第20期。
78 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21879片。
79 范毓周：《甲骨文“戎”字通释》，《中国文字》新26期。
80 李济：《跪坐蹲踞与箕踞》，《史语所集刊》第24，1953年。
81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50页。但陈梦家等人认为，夷方和人方并不相同。（《殷虚卜辞综述》，284，301页。）
82 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发：《殷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83 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8410、22906、22202片等。
84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80页。
85 宋镇豪：《商代史论纲》，161页。
8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一年”，1971页。
87 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33318片。一说其意为伊尹家族五代附祭于商王，见晁福林先生著《试论殷代的神权与王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另一说为“五示”指伊尹等五位旧臣，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462页。今从晁说。
88 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62页。
89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85页。
90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92页。
91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收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论文选》，第1册，1979年，109-110页。
92 见刘家和先生著《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571-576页。
93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1933页。
94 《尚书·梓材》提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王冠英先生指出，《诗经 ·大雅·荡之什》中的“中国”即是指商。参见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95 章太炎先生曾说：“印度称摩迦陀为中国；日本称山阳为中国。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土中以对边郡，举领域以对异邦。” 参见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见《章氏丛书》，浙江书局刊本，1918年，函3，册26。转引自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96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二十三，“姓”条。
97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1页。
9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八年”，1733页。
99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下》，96页。
100 一说为有扈为东夷部落，参考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868页。
101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甘誓》，155页。
102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1670页。
10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表记》，1641-1642页。
104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
105 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先秦史学会：《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 年，79—80 页。
106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 年第10 期。
107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11页。
108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16-117页。
109 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中华书局，1988年，114页。
110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牧誓》，183页。
111 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该书认为，“多邦”即各邦之君，而“御事”即朝臣，见该书1263页。
112 姜姓应当就是羌人中接近周族而较为进步的一支，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1135页。
113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大雅·生民》，528页。
114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1478-1479页。
115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度邑解》，216页。
116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多士》，221页。
117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27页。
118 “驹父盨盖”铭文，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器4644。
1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器4321.
1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器4292。师酉簋与师询簋当存在联系，郭沫若等先生认为师酉是询的父亲，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第6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254页；而夏含夷则认为询可能是师酉的父亲，见《父不父，子不子：试论西周中期询簋和师酉簋的断代》，《中国古文字与古文献》1999年第1期。
121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285页。李学勤先生以为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地，故称秦夷。参见《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122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第6册，256页；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考古》1961年第6期。
123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作雒解》，234页。
124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386-392页。
125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1692页。
126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34页，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四年”也提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齐桓公）是问”，1792-1793页。
127 王国维曾论证猃狁即“鬼方”，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583-605页；近年来的研究，参见彭裕商：《周代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另，西戎和猃狁在金文、传世文献中曾多次互用，说明猃狁就是戎人。参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43页。
128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3-4页。
129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大雅·绵》，510页。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器4328。
131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9页。
13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49页。
133 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4-44页。
134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康诰》，203页。
135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君奭》，224页。
136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立政》，231页。
137 参见拙作：《尚书周人称“夏”考》，《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38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小雅·信南山》，470页。
139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大雅·文王有声》，526页。
140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9-120页。
141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王会解》，317-319页。
142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前言，61页。
143 颜世安：《周初“夏”观念与王族文化圈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但夏、商时代是否有此观念还可进一步讨论。
144 除前述伐商的异姓人群外，如《史墙盘》中的微氏家族曾参与武王伐周，受封于岐地。有关内容参见《尚书校释译论》，1135-1136页。
145 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46 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88-89页。而田继周则认为，华夷五方观念的因素可以推至传说时代，田继周：《先秦民族史》，92-93页。
147 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春秋时期的夷夏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48 李峰：《西周的政体》，262-267页。
149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酒诰》，207页。
150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6-7页。
151 王晖：《西周蛮夷“要服”新证 ——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52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王会》有“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之说，319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夏官·职方氏》有“乃辨九服之邦国”之说，《十三经注疏》本，863页。
153 徐中舒、唐嘉弘：《论殷周的外服制》，《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5月。
154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23-124页。
155 引用李学勤先生隶定铭文，参见李先生著《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56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57 许倬云：《西周史》，126-158页。
158 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春秋时期的夷夏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59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召诰》，213页。
160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2009年，176-183页。不过，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赞同商代有天命观念。例如，陈梦家先生提出，西周时代才有了天的观念（《殷虚卜辞综述》，562页），但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人是否有天或者天命这一概念，而在于即使存在，其天命观念也与周人不同。
161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万章上》引《尚书·泰誓》，2737页。
162 参见易宁师：《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6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453页。
164 参见刘家和先生著《古代中国与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36页。
16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大传》，1508页。
166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395页。
167 历代学者对天子是否包括在宗法制度之内众说纷纭，历来存在是否将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的争论。王国维先生发现“礼家之大宗限于大夫以下者，诗人直以称天子诸侯”，提出诗人与礼学家对此存有差异。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提出，在先秦时期，天子也处于宗法之下，是为大宗。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刘家和先生著《宗法辨疑》，该文收入《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书。
16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466-467页。
16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四年”，1817页。
170 参见晁福林先生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63-269页。
171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0-114页。
172 《周礼》天子见诸侯的礼节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郑玄对此的解释是：“庶姓，无亲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异姓，婚姻也。”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秋官·司仪》并郑玄注，896页。
17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曲礼下》，1264页。
174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大雅·生民》，532页。
17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一一年”，1735-1736页。
176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下》，97页。
177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21-22页。
178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36页。
179 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80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刘向书录》，2页。
181 可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264-265页。
182 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460页。
183 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461-462页。
184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十一年”，1876页。
185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燕策一》，1643页。
186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2883页。
187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1809页。
188 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1751页。
18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闵公二年”，1787-1788页。
19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元年”，1791页。
191 文公时期，庸人率领众蛮族背叛楚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说明是时楚人尚畏惧周边人群。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六年”，1859页。
19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1792页。
193 徐元诰：《国语集解·齐语》，232-234页。
19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宪问》，2512页。
19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四年”，2135页。
19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十五年”，1888页；“昭公十七年”，2082页。
197 童书业先生注意到，春秋初期与中后期各国兵力的变化，如晋国在城濮之战时战车仅七百乘，到春秋后期，晋国有“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兵力大为增强，他将其归结为春秋初年各国人少地小之故。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308页。这种变化应该与晋国对周边人群的征服有关。
19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七年”，1873页；“宣公九年”，1874页。
199 如魏武侯九年，狄败魏国于浍。见司马迁：《史记·魏世家》，1842页。
200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206、207页。
201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1840页。
202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450页。
203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247页。另，《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有成王时期的王会情形。
204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〇年”，1810页；“襄公二八年”，1999页。
20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四年”，2032页。
20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1933页。
207 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七》，413-415页。
208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50-51页。
20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十五年”载“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而潞属于赤狄别种，1887页。
21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十一年”，1802页。
21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一三年”，2072页。
21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一四年”，1956页。
213 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2873页。
2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296页。
215 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闵公元年”，1786页；“僖公一五年”，1805页；“襄公一三年”，1955页，“昭公一九年”，2087页，“哀公二〇年”，2180页；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下》，185页；《国语集解·齐语》，241页；《国语集解·晋语一》，251页；《国语集解·楚语上》，487页；《国语集解·楚语上》，497页；《国语集解·吴语》，540页；《国语集解·吴语》，541页。
216 《左传》载“襄公四年”：“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又“襄公十一年”载：“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国语·晋语七》：“（魏绛曰）劳师于戎，而失诸华，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又同章“子教寡人和诸戎、狄而正诸华”。（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1933页，1951页；徐元诰：《国语集解》，411-412页；414页）以上四处内容相近。另有《左传》载：“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三〇年”，2125页）
217 王尔敏先生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中已对“中国”概念做出了分析，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70-400页。此外，尚可参见胡阿祥：《中国名号考述》，《历史地理》17辑，82-97页。
21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五年”，1821页。
21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2108页。
220 刘宝楠：《论语正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注，《诸子集成》本，45页。
221 前文提及夷狄有时候也参与华夏诸侯国主持的会盟，不过他们不是主体，而且在称呼上多有明确区分。
222 张其贤：《“中国”概念与“华夷”之辨的历史探讨》，84页。
223 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成公二年”，1898页；“昭公四年”，2035页；“昭公一三年”，2072页；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本，2398页。
224 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庄公三一年”，1783页；“昭公一七年”，2084页。另，宋人家铉翁著《春秋详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注云：“所谓夷，非夷狄其人也……为言远也。”认为四夷是指四方的远国（转引自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1389页）。但是从上引“庄公三十一年”文看，春秋时期的“四夷”与“中国”对举，而中国则具有华夏之意，“四夷”确为夷狄之称号。
225 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6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尽心下》，2773页。
227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释地》，2616页。
22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王制》，1338页。
229 张其贤在分析《左传》等文献对“蛮”、“夷”、“戎”、“狄”等人群的描述后，他们所表示的意思，除了指华夏以外的“外人”外，还包括地位低于华夏群等负面含义，见张其贤：《“中国”概念与“华夷”之辨的历史探讨》，93页。
23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九年”，1734页；“僖公八年”，1799页；“襄公四年”，1933页；“定公四年”，2137页；“哀公十三年”，2171页。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49，54，58页。
231 刘家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载《史学经学与思想》，358-359页。
23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一九年”，1810页。
23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八佾》，2466页。近年来，李零先生根据日本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提出皇侃的原文并非如此，与今天所看到的含义恰恰相反，是清人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的篡改，参见李零：《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3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滕文公上》，2706页
235 焦偱：《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396页，赵岐之注已认识到此问题，但焦循之言更为透彻。
236 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十过》，中华书局，1998年，70-71页。
237 《吕氏春秋·不苟》，《诸子集成》本，307页。
238 见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赵策二》，1047页。
239 相关注释见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1057页。
240 《国语·周语上》，8-9页。韦注 “吾闻夫犬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今从王引之说，作“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
241 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九》，444-445页。与之关联的杜注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一五年”，2077也。
24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三年”，1814页。
243 《左传》“襄公四年”载，叔孙穆子访问晋国，晋国奏天子享诸侯所用的《肆夏》、诸侯相见所奏的《文王之什》招待，穆子并不拜谢，而只拜谢了晋侯致意鲁公的《鹿鸣》与晋侯慰问自己的《四牡》，穆子的行为是符合礼节的，而当时却不被晋国贵族叔孙豹所理解。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1931-1932页。《汉书·艺文志》称“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即描述此现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1756页）。
24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十过》，70-71页。
24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二年”，1741页。
246 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四》，330页。
24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元年”，2024页。
248 参见刘家和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249 参见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及夏、商、周“本纪”。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参见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50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431页。
251 据陈梦家先生考证，《世本》的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末年。陈梦家：《世本考略》，收入陈先生著《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194页。
252 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6-7页。
253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二年”，1813页。
25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2下。
25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十一年”，1736页。
25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庄公二三年”，1778-1779页。
257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9年，265-271页。
25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檀弓下》，1304页。
25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王制》，1338页。
26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秋官司寇·夷隶》，884页。
261 孙诒让：《墨子间诂·鲁问》，285页。
262 孟子、荀子之观点分别见于《孟子注疏·告子上》与《荀子·性恶篇》，有关解释可参见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63 王先谦：《荀子集解·性恶》，《诸子集成》本，295页。
264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二三年”，2237页。
265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二三年”，2327页。
26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三年”，1815页。
26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季氏》，2520页。
268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滕文公上》，2706页。
269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
270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华书局，2010年，15-17页。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8-135页。
271 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272 蒋重跃：《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73 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四》，337页。
274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八年”，1825页。
27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四年”，2136页。
276 典型的是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小国必须同时服从晋、楚两大诸侯国的命令（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1995页）。
27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七年”，1996页。
27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三年”，1723页。
279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69页。
28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五年”，1820-1821页。
28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八年”，1827页。
28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三年”，1868页。
283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五年”，1820页。
28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上》，2670页。
285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2344页。
28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74-182页。
287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88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1445页。
289 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1739页。
290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1689。
291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1692页。
29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成公七年”，1903页。
293 参见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294 《左传》载“晋侯（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杜注谓：“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皋落为赤狄一部，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闵公二年”，1788页。
29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一四年”，1956页。
29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八年”，1999页。
29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四年”，2158页。
29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一四年”，1956页。
29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四年”，1792-1793页。
30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四年”，2137页。
30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哀公一三年”，2171页。
302 徐元诰：《国语集解·吴语》，554页。
303 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30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74-184页。
305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成公七年”，1903页。
30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宣公一二年”，1882-1883页。
30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九年”，2006-20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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