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华北区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成员张树森（又名张允孚，河北丰润人），一九四一年由重庆“抗团”派来天津活动，不久即被天津日本宪兵队逮捕，当了汉奸特务。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少数不明真象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一百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张树森在日特唆使下，登报号召国民党所有在津各系统的地下组织成员，假座伪市府礼堂开联席会议，由张主持并讲话。舒季衡认为他此种行为不合特务活动原则、未去参加，为了解情况，派宋梅村之子宋其钧（学生）参加。宋回来说：“有国民党十几个不同组织系统成员共约数百人，多是与重庆失去联系的人，想藉此机会取得联系”。舒季衡、宋梅村看出这个会是在日特操纵下召开的，目的是想知道究竟国民党在天津尚有多少潜伏组织和人员。据闻会后日本特务头目曾对其下属说：“你们多次说国民党地下组织已破坏殆尽，看今天到会人数之多，证明你们过去说的都是谎话。”
舒季衡不认识张树森，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着舒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逮捕审讯具报。舒持电与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商议，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恐见责于军统局，心有不安，认为这是立功的良机，即主动说不必去北平找门致中，提出日伪宪兵队天津分队长李鸿举和徐有工作联系，可以利用李的便衣宪兵去执行。九月一日下午二时，徐宗尧带领所属及宪兵分队十余人，到柳州路张站站部，出其不意，将张逮捕。当场被捕的有孙少亭等二、三十人，四出跳楼逃跑的也不少。抄获手枪十余枝，全部花名册，臂章、物资、小汽车数辆。人犯寄押于东马路原日本宪兵分队。又在其他地方逮捕了高显宗、蓝振德、蓝振雅等人。连夜由徐宗尧审讯，其中学生及刚到津的“抗团”分子都是受骗者，当即予以释放，只剩下要犯不到十人。经军统局指示，将人犯移交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接收。不久特务头子戴笠到津，将张案一干人犯交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北平看守所审理。一九四六年三月戴笠坠机摔死后，张树森、蓝振德等犯，均经华北特务头目马汉三、司法处长毛惕园、看守所长侯子川等受巨贿后，无罪开释。
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军统局派马兆祥来津接收有关日本电讯器材工业，先后接收了七、八家，多在河北区一带，其中包括日本东京芝浦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天津分厂、北站附近的蓄电池厂、西站附近的灯泡厂、六里台附近的无线电厂、澳门路的光学仪器厂、鞍山道的照像器材厂，还有芝浦株式会社的仓库及和平路的义昌洋行等。马兆祥以此为基础，在今山东路接收日商一所大楼，成立了“军令部天津情报器材厂”，马任少将厂长，舒季衡介绍秦慎言任秘书，又约请上海中华无线电厂资本家黄天惠参加，实行官商合作，由黄任经理。这些日商企业并不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所有，军统不能以军令部名义接收，国民党接收单位相互争夺，军统理亏而让步，除芝浦分厂及其仓库和义昌洋行外，其他均移交资源委员会和联勤总部接收。芝浦分厂改名为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马兆祥调往北平军调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原在保定潜伏的刘亚符钻出来，成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公开活动。刘自任站长，并任用汉奸刘沛然为书记，不久又由军统叛徒郑晓帆为书记。他们接收了日本电台一部，由杨杰荣夫妇负责。内勤章国栋。下设两个组，天津组组长陈树田，塘沽组组长张韬。刘亚符又勾结天津帮会头目刘广海，利用其手下一批流氓地痞，四出撞骗，掠夺日伪物资。同年十二月该站撤消后，刘亚符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查队队长。(www.xing528.com)
一九四五年春，军统局将原在河南彰德日伪皇协军某部潜伏的情报组，改组为“华北特别通讯站”，由徐宗尧任站长，徐的掩护身份是皇协军少将高参，携带电台两部及人员到天津在河东姚家台附近购买瓦房一所，以住家为掩护作为站部，电台亦架设于此。下设天津、北平两情报组。天津组分别由刘一轩，吕柱青任正副组长，朱云峰任交通员，徐的老婆任站部译电员；北平组由曲福乐任组长，并配电台一部。由于该站电台都是小型特工发报机，功率只有两瓦，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情报无法发往重庆，工作展不开。听到日本已接受投降消息时，徐更加焦急，遂想起曾给舒季衡送过经费，按原接头地点找到舒，说明处境，舒即向军统局代拍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徐即将其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部迁至成都道芷江路口的一所白色大楼内（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该楼原是国民党军人谷良民所有，被日本占据，徐予以接收过来。徐站曾抢收日伪大批物资饱入私囊。同年十月初军统局调徐宗尧去保定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
张筱勋（化名方刚，河北南皮人）在一九四四年被军统局派往山东聊城皇协军李歧山部任联络组组长，一九四五年春来天津活动，适与舒季衡相遇，滞津未走。在徐宗尧调保定之后，张代理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张筱勋在津结识一西医李步峰，李又给介绍汉奸特务“天津反共委员会”处长王尧居，彼此互相勾结，接收一部分日军物资，有军用呢绒布匹、通讯器材和缝皮机数十台，均被张吞匿。同年十二月初该站被撤销。张筱勋调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
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由重庆迁回天津继续活动，初由叶明德负责，参加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的肃奸工作。一九四六年夏“抗团”划归军统局华北办事处领导，改称“抗团组”，由孙大成负责，下设北平、天津两组，专在平津各大专院校从事破坏学运的活动。
以上是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胜利后初期，在天津抢占胜利果实的种种丑恶表演，给天津及河北省一些地区带来很大的祸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