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皮乌斯后来重读了1923年到1928年写给自己夫人的信件，发现其中有90%是在与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努力，反击国家与地方上的敌意。[1]换言之，他将绝大部分精力耗费在了政治斡旋上，只有区区不到十分之一的心思与实际的创作有关。我们当然可以将这段时期包豪斯突破历史主义桎梏而创建的新语言看作它的成就，但事实上，在当时的德国，人们已经宣告了表现主义的死亡，而且正在欢庆一种新主义的诞生。这就是“新客观主义”，这个杜撰出来的专有名词命名了一种与包豪斯理念大为不同的新风格，它主张从学科的角度冷静地甚至是回归传统地去表达实用、平常与直接的感受。一些梦想在这之后注定已经消散。
政治的斡旋也好，形式语言的较量也罢，上述这些具体的事件仍然是帮助我们理解包豪斯的理念及其实践策略的生动而真切的线索。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尽管这些斗争是为了粗俗的、物质的东西而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那么神圣的、精神的东西就无法存在。然而在阶级斗争中，这种神圣、精神从未在落入胜利者手中的战利品上体现出来。恰恰相反，它们体现在这种斗争本身所显现的勇气、幽默、狡诈和坚韧中[2]。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眼里，一切对抗性的关系通常总会存在着某种阶级斗争的基底。然而，我们并不能把包豪斯历程中的种种矛盾概括地泛化成阶级斗争，更不能简化成利益斗争。包豪斯所遭遇到的这些内外的冲突，只有放置在一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放置在社会发展的各种变化结构中重新梳理，才能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由此，当我们从1928年格罗皮乌斯离职的那一刻切入，回溯他不同阶段的宣言[3]之间的转变时就会发现，那种从艺术史叙事出发对设计与艺术做出的区分已然失效了。那种只从作为建筑师的格罗皮乌斯这一个人的身份，去判定所谓的艺术经由技术导向建筑的统一体，也很没有说服力。这位在现实中显示出超凡的控制、协调和建设能量的特殊人物，以其生涯中并不多见的那个退缩时刻，把我们带回了包豪斯理念的精神核心；又以核心中的巨大裂隙，把我们带回经验现实里还未曾克服的尖锐问题。格罗皮乌斯在离开包豪斯之后的生涯都在试图处理并解决这些问题。由此观之，想要在十四年内去解决这种矛盾，对于包豪斯而言实在是太短。
格罗皮乌斯的基本难题是，他渴求总体的艺术作品，却又回避现实的政治。图67一方面，对于外部而言，他只能被动地卷入并接受现行体制中的竞争潜意识，因而也就无法给这一新合作者的集体更为明确的政治动力。另一方面，在他所倡导的“新型共同体”理念之下，格罗皮乌斯又始终试图维持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张力。包豪斯初期在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争论就是构建这种张力的原点。但是，学校的仓促组建、动荡的迁徙、被迫变异的结构，让格罗皮乌斯还没能为这种张力所应当具有的能量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体制作支撑，或者说，还没能让这种张力成为更长期的政治行动中的某个阶段的组织原则。
图67|总体剧场内部模型 格罗皮乌斯，1927
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探索性的调整，或者说日趋推进的创造活动，事实上是格罗皮乌斯在具体的社会情势中，遭遇到内部分歧与外部冲击之后的一系列妥协的后果。至于他个人之所以选择不公开地讨论政治，除了对现实利弊关系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理性主义的态度。毕竟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上过于软弱，以至于有不少人习惯性地以轻蔑的口吻把1918年戏称为“所谓的革命年”。而理性主义一方面更容易看出民主的弊病，而并非民主的长处，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种态度能够更冷静地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因而不会盲目热情地去附和新的可能性。
在包豪斯的九年里，格罗皮乌斯未必对诸多难题全都有观察，但是他精心物色的来帮助包豪斯渡过难关的人，恰好都试图在这几个难点上寻求突破。1923年莫霍利-纳吉加入包豪斯，1927年汉斯·迈耶加入包豪斯，而与这三位都有过复杂关系的施莱默，则始终距离中心不远不近，践行着一个诤友的本分。在1928年前，格罗皮乌斯还能以此将问题暂时平息，可是他的离开却表明了最终的退让。在包豪斯星丛中相对自律的个体之间，时时发生着能量的冲撞和转换，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更为宽广的底图，分别对应着其中的主体向度（包豪斯人）、客体向度（作品/产品），以及由主客体之间相互辩证的空间与社会政治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机制向度（包豪斯的政治）。尽管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后设性的框架，但是凭借这个框架，我们或许仍可以把这段历史的可能性带回到当下。因此，从包豪斯星丛共同体来看，这所学校不只是因为每个成员的特殊性才自然成为复数并满足于这样的复数状态，实际上，即使是个体之间的反作用力，也共同构成了一种时代的历史合力。
让我们再回到格罗皮乌斯递交辞职信的那天下午，吉迪恩，这位日后为格罗皮乌斯作书立传的艺术与建筑史家，还在包豪斯做了一场讲座。重大的人事交接本打算隐蔽地启动，波澜不惊，却被当晚照常举行的包豪斯派对上发生的事给打破了。由于辞职的事流传出来，人们震惊极了，一名年轻的绘画专业学生费茨·库尔［Feitz Kuhr］在晚会上突然站出来向在场的人喊话，那番话主要是说给格罗皮乌斯听的，最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汉斯·迈耶真的接手了校长职位，那么包豪斯将会大难临头。这种公然的挑衅在包豪斯内部还是非常少见的，却似乎道出了很多在场者的心声。还没等格罗皮乌斯回过神给出回应，已有不少人离场散去。
包豪斯派对的主要推手施莱默，在自己的日记中，把这场人事交接时发生在包豪斯内部的轩然大波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下来[4]。格罗皮乌斯夫人伊泽在后来的回忆中，对围绕着人选而来的轩然大波曾经解释说，学生们误以为是迈耶在背后作梗，想把格罗皮乌斯排挤出包豪斯，才有了这次因提前离职的消息而酿成的事件。无论是当时派对上闹出来的小骚乱，还是伊泽后来给出的缘由，都不免让人觉得其中关于汉斯·迈耶的部分另有蹊跷。之后的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汉斯·迈耶的包豪斯就像沿着某种安排好的轨迹，只不过用了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那个早已预言的结局。
1930年7月29日，当大多数包豪斯的学生和教员还在休假时，德绍市长黑塞要求立即解雇他们的校长，瑞士人汉斯·迈耶。在之后写给仲裁庭的说明上，黑塞认为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与在校的大师们之间产生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如果德绍还想继续挽留住那几位对他们而言特别有价值的大师的话，那么只能选择让这位很难与人沟通并时有惊人之举的迈耶[5]出局。
不出3个月，汉斯·迈耶，这位在包豪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斗志昂扬地去了苏联。尽管从迈耶上任以来，包豪斯校内就逐渐沸反盈天了，但在外界看来，他这次突如其来的出走，比起格罗皮乌斯两年前提交辞呈的那次，征兆倒不那么明显。至此，包豪斯历史上一段短暂的内部改制终结了。正因为过于短暂，才会让人觉得它带来的震动如此剧烈，也给之后如何评述这段历史带来诸多困难。经此一变，包豪斯便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直到无法逆转的大局降临（无论如何妥协也终究无法逆转），它再没有找到一条恰当的进路[6]。
当然，就这以后的德国社会政治状况来看，我们应当可以断定，包豪斯能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尽管如此，后来人们仍然将迈耶担任校长看作包豪斯的转折点，甚至不乏评论者将迈耶看作包豪斯的“掘墓人”。但是如果考虑到留给迈耶整顿包豪斯的时间，实际上并不比格罗皮乌斯在草创期处置原有学校内部矛盾的年头长，考虑到密斯接替之后对名义上的艺术的排斥一点不亚于迈耶时期，而且以“不谈政治”为名对学生实行的管控中所蕴含的强制力[7]，比起迈耶来说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从这一“尚未兑现的承诺”[8]就不应该得出太过草率的判断。纠结而难解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包豪斯的命运转折究竟是时势所趋，还是决策使然？有哪些应当归因于迈耶的创建，哪些又是源自格罗皮乌斯的遗荫？或者，换一种思路，先不急着对他们各自的功过进行切割，而是将迈耶兴冲冲地改制到悻悻然地离职的这段时间，看作他对格罗皮乌斯此前在包豪斯各阶段提出的诸多理念的持续推进和修正，那么它推进的到底是什么？这一改制给当时的包豪斯带来的究竟是怎样一些变化？
汉斯·迈耶上任后不久，加强了对包豪斯内部艺术方向的排斥，孤立了校内大部分的艺术大师及其学生追随者。他还与后来受邀主持包豪斯杂志编辑工作的艺术评论人卡莱，借助包豪斯的对外巡展，反攻了格罗皮乌斯此前的理念。不仅如此，人事变动还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迈耶正式上任前，莫霍利-纳吉，这位在包豪斯校内与格罗皮乌斯关系紧密，并肩作战过的艺术大师辞职，去了柏林开工作室。之后不久，布劳耶和拜耶也相继离开。这两位由包豪斯自己培养的青年大师，都曾创作出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原型。比如布劳耶的“瓦西里椅”和拜耶的“通用字体”，至今仍被看作当年包豪斯最主要的代表作品。而施莱默，尽管随后一年里还开设了一门关于“人”的新课程，但终究由于在舞台工坊及其他的问题上与迈耶持有不同的观念，于1929年离开包豪斯，去了布雷斯劳美术学院。
由此，从格罗皮乌斯的魏玛包豪斯沿袭到德绍的班底，在新校长的任期中，几乎全员溃散，元气大伤。仍然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位了，其中主要包括出任代理校长[9]的康定斯基，还有克利。但这还不算结束，之后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迈耶在包豪斯校内搞出来一些所谓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事件来[10]。人们或许可以从中反向地得出判断，格罗皮乌斯在1928年那封辞职信上表现出来的对包豪斯状况的看法实在是过于乐观了。或者说，那时的格罗皮乌斯并没有充分预估到，汉斯·迈耶的上任将会造成如此局面。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之后包豪斯由密斯出任校长，再转移到柏林，直到1933年被纳粹关闭，这一切事态的肇端也应当归结于汉斯·迈耶过度激进的政治立场。总之，导致包豪斯分崩离析的拐点，就始于格罗皮乌斯这次不太明智的人事安排。
然而，这种推断必须基于人们把迈耶上任之后包豪斯所取得的成效大体看作格罗皮乌斯理念的延续。回避迈耶的贡献，归功于格罗皮乌斯。而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包豪斯的关闭只不过是当年德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将要经历的一场灾难的序曲而已。由此来看那位学生所说的大难临头，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管怎样，很多包豪斯历史的研究者还是对当时这次人员变动中发生的事困惑不解[11]。于是从这两任校长各自的身上，个人的处事风格上，人们找到了两种解释。汉斯·迈耶那一边，是在格罗皮乌斯面前有意将自己的政治倾向掩藏了起来。而格罗皮乌斯这一边，则是因为去意已决，所以在他接洽的其他几位校长候选人[12]没能接受邀请之后，时间紧迫，仓促做了决定。两种解释归根结底，都想将导致包豪斯由盛转衰的主要责任清算在汉斯·迈耶的身上。阴差阳错，一面是隐藏，一面是草率。
多年之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马尔多纳多［Maldonado］也当面问及格罗皮乌斯当时的情形[13]。格罗皮乌斯的回应基本上混合了上面两种解释，重申了相似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原本希望迈耶上任之后，能够让包豪斯保持在现实政治之外。而迈耶当时给他的承诺也是正面的，并声称自己在政治上是不结盟的。但是，格罗皮乌斯认为，迈耶一当上校长就立刻撕下了伪装。他还表示，尽管此前就知道迈耶在政治上有过于理想主义的那一面，但是未曾料想他会如此缺乏在现实政治中的处理能力，以至于最终毁了他自己。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既然连包豪斯当时的一众学生都能够感觉到大告不妙，这位颇为老道的格罗皮乌斯，难道真的如之后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事先毫无察觉吗？
格罗皮乌斯口中迈耶的这种隐藏，或者说潜伏，似乎还可以从另一方的看法中得到佐证。1928年德绍的社会局势，一如此前魏玛包豪斯后期的再次翻版。右翼势力占据主导，反对包豪斯的阵营逐渐壮大，舆论转向，喧嚣四起。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德绍的官僚们还是允许格罗皮乌斯提前中止合同，并接受汉斯迈耶出任第二任校长，可见仍然觉得汉斯·迈耶是一个不会给他们招惹麻烦的人。当然与格罗皮乌斯相比，迈耶也没有那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对迈耶比格罗皮乌斯更“不会招惹麻烦”的印象着实让人感到奇怪，与包豪斯那些学生对此事的看法截然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假设不是迈耶接任了校长，那么格罗皮乌斯在辞职信中所写的包豪斯理念能在他离开之后延续下去吗？如果去除了右翼势力阻挠的历史现实，格罗皮乌斯在1923年提出的“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在包豪斯那个时期真的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吗？换言之，即使格罗皮乌斯自己去意已决，只要从他辞职信中提到过的“无论在私人还是在专业上，都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同事们中任选一位，不都比迈耶更合适吗？
1927年，格罗皮乌斯邀请迈耶到包豪斯开办建筑系。我们还记得，魏玛包豪斯1922—1923年转型期间提出以BAU（建造）作为理念核心，然而这一宣称直到学校搬迁德绍时仍充满神秘色彩。应当让它成为怎样一种切实可行的运作体系，或者说，应当创办怎样一个建筑系，这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最终是由迈耶完成的。
迈耶出任校长之后，更是在此基础上，将包豪斯早年间为人所乐道却已渐趋衰颓的工坊制重新归并成型，分成了四个专业，其中的建筑系包含了与整个建造相关的管理和事务[14]。这部分应该是迈耶最看重的，专门为那些打算成为建筑师的学生设立，我们不妨将它看作一所适应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建筑学院的标准原型。图68这对于此前的包豪斯而言，实属开创之举。一直以来，迈耶将建造活动看作全方位的生活组织过程，这与格罗皮乌斯多年之后将当时包豪斯的各个工坊看作创建视觉环境的各个方面略有不同，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倒更接近于1919年发布包豪斯宣言时的总体指向。
图68|混合层高的住房计划 希伯塞默尔，1930
我们可以看到，在包豪斯最早先的组织构想中就已经蕴含着三重连接：首先是艺术家与匠人的连接，其次是教师与学生的连接，最终，让学校与社会连接。严格地讲，这实质性的第三步基本是在迈耶的任下完成的。随着工坊制奠基性的重组，迈耶非常看重的“垂向整合”成为可能。各级学生聚集在一起，不再只是从事个体的任务，而是能够更多地投身于集体工作，在精神上互助并共同承担责任。包豪斯的教学也越来越趋近于更为现实的工作条件，这有赖于工坊作用的转变。这些工坊处理的不再只是意象，而是更多的实际项目，由此迅速发展成为自主的生产中心，在整个学校的地位也越发重要[15]。校内的实际利益明显提升，从产品销售的回报中支付给学生的工资，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可以入校学习。
除此之外，格罗皮乌斯在1923年包豪斯大展时提出的“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在迈耶任内也可谓有了实质性的提升。事实上，迈耶是包豪斯历史上，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强调科学之重要性的第一人。他引入诸多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课程，尽可能地邀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或外国的学科专家来执教。迈耶的这一系列调整，也自然招致了某些反对的声音。校内最突出的指责就是认为他抑制了艺术家的个体创造性。但在迈耶看来，自己的理由相当充分，因为在此前的工业文明中，只有科学技术直接与建造业的发展相连，并能使这个产业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
与格罗皮乌斯早先对待老美院的态度异曲同工，他把艺术方向的训练压缩在六个月内，因为在他看来，除了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手工灵巧度的艺术训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思考和观察能够深入延展到设计的经济层面。迈耶对此坚信不疑，身体力行地在中欧地区的主要城镇推广包豪斯的新取向，同时通过包豪斯的巡展和杂志让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行业寻求与包豪斯协同培训相关人员。
当然，这种急于根本性地重构社会的理念，在魏玛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中必然就会带出一系列现实政治上的冲突。这是迈耶最为后人诟病的地方之一。要知道，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被迫从魏玛搬迁德绍之后，极力避免政治立场上的宣告，取而代之以强调客体的生产原则，侧重包豪斯构想的产品化和市场化。迈耶却一反这种谨慎，高调表明立场。
不过，把迈耶的种种举措仅仅归结为政治上的冒进也有失公允，毕竟时局加速恶化，很快包豪斯人就发现，仅仅沉迷在自我构建的世界之中，几乎不可能进入当时社会的经济与建设。极右翼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包豪斯一旦面对诸多外部的威胁，那种去政治的神话本身也无以为继。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包豪斯甚至从一开始在魏玛乃至迁移到德绍的过程中，早已成为政客手中的玩物[16]。
除了社会上的政治压力，迈耶的一系列改革还引发了学院内部的争斗。他的突然被解雇，直接与此相关。迈耶承受的来自内部的压力其实远甚于格罗皮乌斯时期。人们指责他破坏了包豪斯此前构建的兼容并蓄与团结稳定，把此间的混乱统统算在他的头上，由他带来的不和谐就好像对格罗皮乌斯所倡导的秘密社群模式的违逆。自打迈耶上任，包豪斯中的某些群体就对他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祸根早已埋下，直到他离职也未曾缓和。
面对已然如此的公开指责，迈耶给出了更为“强硬”的解释：“我认为，你用‘大难临头’这个词并不能完全算错。然而不仅包豪斯如此，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坚信，这里的人除了一起去解决摆在我们生活面前那些无处不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外，也就别无可为了。”[17]迈耶并非强词夺理。如果分化与汇合是必经的周期，如果不同的工坊有朝一日终将合并在一起，那么个体创作让位于集体建造，不也正是格罗皮乌斯1919年包豪斯宣言中的应有之意吗？
由此，迈耶最后的回应很坚定：“我们找不到什么理由继续昂着自己的头”。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要俯身，从一种精英的姿态回到现实中。迈耶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如果将迈耶实际的所作所为，与格罗皮乌斯先前的理念及他在各阶段的战略部署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后者，前者非但不是轻率的倒转，反而是在以毫不妥协的因而也是更为激进的方式执行着。
就此而言，迈耶对包豪斯的改制相较于格罗皮乌斯任下的包豪斯，实质的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强烈表态，也不在于种种将艺术边缘化的举措，而在于理念实现途径上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带来对包豪斯人的身份命名的降格处理：迈耶正在把包豪斯从一个精英化的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在教学上更强调平等的生产性场所。这从根本上触动了包豪斯很多师生原本对自身的定位。更糟的是，这种触动在校内几乎是半公开的。我们知道，匈牙利艺术评论家卡莱担任包豪斯杂志编辑伊始，就配合迈耶发起了一系列针对所谓包豪斯风格及格罗皮乌斯本人的批判，迈耶甚至还将其中的一些观点直接放在包豪斯巡展的导言之中。图69
图69|德绍包豪斯的巡展1930年在曼海姆美术馆
在迈耶被解雇前不久，卡莱就已经有了预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说，无论迈耶把他的新构想表达得如何出色，也不能一举让包豪斯做出一致性的根本改变。因为仅凭这些，对于迈耶而言，是换不来在包豪斯足够的安全感和控制权的，他带给包豪斯的充其量只能化成碎片，让原本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前任校长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还会持续下去，从学校的精神到实践，仍旧统领着全体人员，概莫如此。
卡莱的说法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当作某种历史定论，但维持学校应有的稳定对包豪斯确实至关重要，迈耶的改制中最为失当的举措或许就在这里。这的确也显示出迈耶和格罗皮乌斯在政治技巧上的差距[18]。尽管此前格罗皮乌斯领导下的包豪斯内部并非没有矛盾，但作为一个具有威望和控制力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求某种适当的让步与内在的制衡，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这种内部冲突真正地公开化。迈耶恰恰相反，他不惜公开矛盾，后果自然就是内部的分崩离析，让人以为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与迈耶的包豪斯不再只是同一个学校的不同任职阶段，而是两种原本就在各自的理路上无法相互结合的运动方向：一个专注于总体设计，一个简直就是要搞政治。终于，在纳粹扬言要把它撕碎之前，这所学校内部已经被撕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包豪斯。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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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声援迈耶的学生
想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向之间微妙的关系，我们得首先回溯一下二人不同的但又都与包豪斯紧密相关的人生经历。格罗皮乌斯早先为建筑业界称道的几项作品，体现了他对时代经验的敏感把握，欧战之后，他借助自己的社会名望与地位，整合并开创了包豪斯。一直以来，格罗皮乌斯都试图延续其最初的从构型入手，共同建造信仰之所的人文主义理念。他以巨大的耐心，策略性地应对各个阶段不同的冲突，不断做出调整，直到1928年在内外交困中辞职。
随着国家政治上的压迫影响到个体的际遇，格罗皮乌斯移民去了英国，之后几年可以被看作其人生中进退两难的时期，期间写下了初版于1935年的《新建筑与包豪斯》。这本书更多的是回到个人的论述，对某种转向客体导向的生产原则进行小结，但在其中依旧对此前包豪斯所创建的教学体系与成果保持着期许。那以后，他去往美国，教学与设计实践都经历了转变，观念也有所变化，不过我们在他后期重要的文集《总体建筑观》中，仍可以看到他对建筑生产与社会建设之间分分合合的重申。
而比格罗皮乌斯小六岁的迈耶，可以算得上是隔着一场战争的同代人，他对于建造的总体认识则是从另一个方向递推而来的。在创建包豪斯建筑系之前，年轻的迈耶就已经介入到更大尺度规模的合作社项目中，直接从社会的实践入手。他从合作社模式中看到了随时可以到来的社群主义的希望，结合自己对一些先锋派艺术的认识，他于1926年发表了题为“新世界”的宣言。
如果说格罗皮乌斯的关键词是“构型”和“建造”，那么迈耶的关键词就是“合作”和“组织”。当颇有些出人意料地接任了包豪斯校长一职时，迈耶大刀阔斧地开启了新社群在组织形式上的整体实验，以致很快在内外夹击中为自己的执念付出了代价。被迫离开包豪斯之后，迈耶移居苏联六年，成了为某一特定的社会体系服务的建筑师。然而在这股时代洪流中，他同样遭遇到一系列现实政治上的挫折。至于他最后去往墨西哥的经历，那已是后话了。最重要的是，在辗转的生涯中，迈耶留下了对自己而言可以说是尚未正式开启的事业的总结。
我们不妨把他们二人各自的人生经历[19]都看作一个从“成为”建筑师到“作为”建筑师的完整过程，换言之都是对建筑师身份的重构，以及职业化之后的不断调试。在他们各自的两个重要阶段之间又都有过一个相对较短的过渡期，一个在英国（跻身上层），一个在包豪斯（执求平等）。他们的职业思考中都包含着如何看待教育的问题：建筑教育是否有责任以某种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方式存在？以及建筑教育如何对通常所认为的建筑进行观念上的重组？
二人各自不同的来路与去往，造成了他们视域上的区别，以及对这些问题所能适用的范围的不同理解。如果人们仅从个体建筑师的表现来看，同时把他们的校长身份放置于包豪斯的现实效应中来考察，迈耶似乎被夹在了大放光彩的两位建筑大师之间。即便当下对他的讨论逐渐增多，也好像只是某种触底反弹[20]。重新发掘让我们看到了他早期除建筑设计之外的其他跨领域才能，如写作、剧场及策展等。但是这种“被压抑者的回返”，并不止为了丰富史料和还原现场，真正有意义的仍然是让某种根本性的主张从琐碎片断中显现出它的轮廓来[21]。
事实上，人们如果想要从包豪斯人中间选出一位，用来表明建筑与政治的关系，那么可以断定，最适合的就是迈耶。这倒不只是因为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在现实党派中做出明确的选择。我们得把这种表面上的抉择，与迈耶针对各种现实场域做出的实质性回应结合在一起，据此才能深入建筑与政治之间的双重关系的张力中——一重是建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另一重是建筑作为政治所重构的关系。
这种张力同样位于本雅明通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的政治审美化与艺术政治化之间，其中包含的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对抗、更替和主从关系，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建筑的政治与政治的建筑之间的张力[22]。在整个包豪斯历程中，作为外部条件的政治变化，以及作为内在动因的建筑理念，都不时地发生着剧烈的震颤，由此带来了建筑与政治的相互错位与误认。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迈耶和他所主导的包豪斯行动的真正意义和根本动力，就有必要将他在此前和此后的两段经历也放入同一个考察视域中。
事实上，汉斯·迈耶与格罗皮乌斯之间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1930年8月，迈耶在写给利西茨基的信中提到了克利的一句戏言：“我（克利）的路是通往西方的，而迈耶，你应该向东去”。对于迈耶而言，之后发生的事并非一语成谶，而是理所当然。他们的选择已经非常直白地体现出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路线”之争。迈耶在出走时曾袒露，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再待下去也是无所作为，而且“相当愚蠢”。从包豪斯离开去苏联，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逃离，而是必须去，必须怀着热情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动选择一条“撤离而投入真正生活之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我们革命的建筑师，无法忍受世界被动物性的个体和人剥削人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任意摆布。”而苏联“正在铸造一种真正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也正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之斗争的，我们想要创建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中的生活”[23]。如此看来，迈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关联究竟是在怎样的局势中形成的呢？人们仍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他到了苏联之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成为斯大林主义者。有的还指出，迈耶在德绍时期所写的文字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24]。这两种似乎相互印证的看法，侧重了迈耶经历中的不同时间段，也显示出党派政治与理论政治两种不同的判断视角。
我们现在从理论政治上亦从党派政治上再来回看包豪斯留给迈耶最为深刻的教训。1929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积重难返的地步。由资本主义体系之特殊性带来对普遍性的限制，至少在当时已经触及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极限。对迈耶而言，如果还想要给出一个更为明确的社会承诺，那么，只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一线希望。似乎只有它能够理解现代世界的问题所在，并由此指引人们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对自身职业责任的反思，不断强化着迈耶一直认定的建筑师的政治使命，让他的实践重心逐渐由早先的“弱组织”转向包豪斯时期的“强组织”，乃至最终选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那里遭遇到威权的民粹主义，亦即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理由的组织”的生命治理形式之一。一旦新型的国家权力在这一尚未完成的迎向新世界的进程中，对建造活动构成更为强大的约束和管控，汉斯·迈耶们就不得不在现实中去承受由之而来的历史宿命了。
【注释】
[1]Gropius，The idea of the Bauhaus？The Battle for New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2]详见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他接着写道：它们有一种回溯性的力量，能不断地把统治者的每一场胜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置入疑问之中。仿佛花朵朝向太阳，过去借助着一种神秘的趋日性，竭力转向那个正在历史的天空冉冉上升的太阳。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察觉到这种最不显眼的变化。
[3]Hans M.Wingler（author/ed.）.Wolfgang Jabs & Basil Gilbert（translators）.The Bauhaus：Weimar，Dessau，Berlin，Chicago.The MIT Press，1969：23-24，31-33，109-110.
[4]施莱默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那晚的情形：“安迪坐在钢琴上唱他的匈牙利老歌，悲伤情绪突然袭来。然后库尔开始讲话，他对格罗皮乌斯说：‘您没有权利离开我们！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在这里挨饿，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继续挨饿。包豪斯不是可以随意扔掉或是捡起的摆件，大师委员会是反动的，所有学生都支持您。我们有任务要完成，这任务是施莱默在1923年包豪斯展上提出的宣言。这是我们的使命，包豪斯的使命，所有人的使命。任命汉斯·迈耶作包豪斯校长将会是场灾难，将会是我们的末日！’格罗皮乌斯回应道，虽然库尔‘酒后吐真言’，但是他说错了，现在不再有什么事情是完全由一人决定的；我们应该抱着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学生们应该展示出他们还能在包豪斯做些什么等。库尔回应了他。然后格罗皮乌斯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谈教学，谈共同体的意义，指出只有在共同体达成默契——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宣告——时才是最好的。”参见奥斯卡·施莱默，《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280～281页。
[5]表面上的理由是汉斯·迈耶挪用了费用支持罢工的工人。由此指控他参与了党派政治。想要解雇迈耶的人提到了迈耶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化及对艺术的态度，认为迈耶就是想要摆脱艺术的包豪斯。事实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传递给迈耶一份捐款单，他认为是合适的举动，就以个人的名义慷慨捐助了。而另一方面，在迈耶的支持和鼓励下，包豪斯校内共产主义小组的势力的确日渐上升，还在派对上大唱俄国歌曲。
[6]迈耶被解职的时间点是值得追究的，市长黑塞在1929年5月时，原本还想将包豪斯教授们的合同延长到1935年。但是，康定斯基与他的朋友艺术历史学家路德维希·格罗特［Ludwig Grote］向他警示了包豪斯学校内的状况，这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
[7]密斯上任后，取消了迈耶时期设置的一些理论课程。工坊改革导向为建筑服务，对外的市场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由此，包豪斯的社会使命失去了动力，形式主义倾向又卷土重来。对应于迈耶时期，学校的民主化衰落，后来在学生中还出现了纳粹组织。
[8]受邀来到包豪斯负责杂志和对外宣传工作的艺术评论家卡莱在1930年春的文章中，将迈耶在包豪斯的改制称为“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
[9]这一任命一方面是出于格罗皮乌斯的制衡意图，而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包豪斯校内建筑与艺术这两部分人员之间的分裂。
[10]这里主要的是指学生中具有马克思主义左翼倾向的社群，尽管人数上有所增加，但是事实上人数也并不算多，重点在于迈耶对此的默许。
[11]比如惠特福德在他的《包豪斯》中，就是这样表示的。他提出了三处不解：格罗皮乌斯为什么会选迈耶？包豪斯的大师委员会为什么会接受这一选择？迈耶对包豪斯多有抱怨，又怎么会接受这一任命？
[12]其中包括马特·斯塔姆［Mart Stam］，他曾与汉斯·迈耶一起创建了ABC。此外，还有密斯·范德罗。
[13]马尔多纳多与格罗皮乌斯在1964年就重新评价汉斯·迈耶展开过一场争论。两者的观点不尽相同。马尔多纳多问格罗皮乌斯，是否一开始让迈耶来包豪斯时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所以能够指定他接任校长，只是到了后来才对迈耶的看法陡转直下？
[14]其他的还有广告（包括摄影、平面与印刷工坊），室内（合并了壁画、金属、木工坊），纺织（包括染色、织造、挂毯等）。他邀请的新教员涉及构造、建筑、住宅区、基础建设、城市规划及静力学、材料力学、数学、新建筑材料、成本核算、建筑施工等。
[15]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产销层面也部分地成为现实。几家厂商对包豪斯的台灯感兴趣，柏林的厂家签约投入生产53款不同型号的灯具，包豪斯的壁纸成为学校利润最高、最有名的产品。印刷工坊有了充足的广告订单，包豪斯风格的字体在市场上得到了运用，包豪斯的纺织品被博物馆收藏。事实上，包豪斯的艺术家与学生个人，包括施莱默的舞台工坊并没有因此受到压制，而是共同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和邀请。参见Éva Forgács.John Bátki，Budapest（translators）.The Bauhaus Idea and Bauhaus Politics.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isity Press，1995：159-161.
[16]迈耶与希特勒坚定的反对者，工人运动和工会团结在一起，不管如何，也是为保卫包豪斯提供了某种实实在在的贡献。参见Claude Schnaidt.Hannes Meyer：Bauten，Projekte und Schriften.A.Neiggli，Terfen，1965.如果将“学校”本身推向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极限角度来看待包豪斯，也许从一开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就必然是政治的了。
[17]参见Claude Schnaidt.Hannes Meyer：Bauten，Projekte und Schriften.A.Neiggli，Terfen，1965.
[18]施莱默在格罗皮乌斯离开一年之后，这样向他的画家朋友鲍迈斯特吐槽说：“汉斯令人失望，不止我这么认为。格罗皮乌斯毕竟通晓世故，能够有宽宏的姿态，在值得的时候又肯冒风险。而另一个人就比较狭隘，并且粗莽，更要命的是，他职能不明。”参见奥斯卡·施莱默，《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295页。
[19]从迈耶与格罗皮乌斯各自的生命经历来看，这两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迭代的关系。放到那个时代的乱象之中，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抉择。我们不要忘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霍克海默生前未出版的文稿《犹太人与欧洲》（1939）中，就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不批判资本主义者无权批判法西斯主义”。
[20]此外，对于汉斯·迈耶的当代研究，也有试图绕开与历史上党派政治的关联，引向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可参见Michael Hays.Modernism and the Posthumanist subject the Architecture of Hannes Meyer and Ludwig Hilberseimer.The MIT press，1992.在这项研究中，汉斯·迈耶和希伯塞默尔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
[21]众所周知的是，格罗皮乌斯与迈耶两位当事人对包豪斯各有判断与划分，越往后越是势不两立。由此也造成了在包豪斯历史研究中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如何面对这一被当事人自己所撕裂开来的包豪斯的两个阶段，或者说，其间严重的对峙。一种就是顺着当事人各自的说法，将这看作截然的对立，并分别归结为两任校长各自政治立场所造成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在受到之后更大范围的地理历史条件，比如东西德的分立，冷战阵营的切分等因素的影响之后，也自然使得研究者甚至不得不在这两个“包豪斯”之间进行选择。另一种考察就是在冷战之后，也就是在当事人，甚至大多学生辈都已去世之时，将这两个阶段看作包豪斯自身发展中的波折经历，以及各自在不同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描述其中的关联。但是，如果我们把包豪斯看作从一场社会运动反推回建筑的教育实践的话，那么也意味着，这一运动本身并不必然是连续的，它有可能由一场场失败维持在一起的。它总是要随着对政体认识的变化而变，随着不同阶段中主导者所基于的社会想象的不同而异。
[22]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建筑注定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或者说必然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展现某种曾经发生过的社会运动。就此而言，如果想要分析这一由危机连接起来的社会运动，就不能仅仅从当事人各自的主张和态度来判断其价值与意义。
[23]这是汉斯·迈耶被包豪斯解职之后不久接受采访时的表态。Sovremennaia architektura，1930，Moscow（Russian）.
[24]在克劳德·施纳特［Claude Schnaidt］为迈耶编撰的专辑中，就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现代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德绍市长黑塞希望包豪斯能够继续保持非政治的态度，而迈耶也希望对方能将“不在学校里边搞政治组织”这一条落在纸面上，声称这样他可以更有效率地去做工作。在几番交涉之后，面对市长等人的私下质问，迈耶曾回应说自己就是一个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1930年8月写给Karel Teige的信中，迈耶又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此前在包豪斯的工作，并非全心全意的，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并不一致。Magdalena Drost则认为，即使迈耶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在那个时期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术语，而是用人民替代了无产阶级，也没有提到过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但在离开包豪斯之后，他的信中倒是反复地提到了无产阶级这个词语。参见Éva Forgács.John Bátki，Budapest（translators）.The Bauhaus Idea and Bauhaus Politics.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isity Press，1995：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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