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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文献研究:书院志的编撰与理学道统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书院志中的材料是书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其功能及文化、地理环境直接相关,因此其内容相对固定,如何使这些材料成为较为有机的整体,尤其是从与书院相关到与理学相通,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理学道统,是编纂者必须面对的问题。[39]显然,书院志编纂必须从内容上对材料加以简择,而理学道统就是其主要线索和准衡。(二)材料编排与理学道统内容简择既定,安排、组织材料就成为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中国书院文献研究:书院志的编撰与理学道统

书院志中的材料是书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其功能及文化、地理环境直接相关,因此其内容相对固定,如何使这些材料成为较为有机的整体,尤其是从与书院相关到与理学相通,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理学道统,是编纂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中国“述而不作”的特殊史志传统,为了彰显理学道统,书院志主要采取了简择、编排等方式。

(一)内容简择与理学道统

书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往往很庞杂,就其内容而言,即有沿革、建置、讲义、学规、祭祀、藏书、艺文等,因此有的书院志收取材料多达四十种以上。[39]显然,书院志编纂必须从内容上对材料加以简择,而理学道统就是其主要线索和准衡。比如,以讲义而言,施璜在《还古书院志·例言》中就曾指出:

讲义乃阐明圣贤精蕴,贵发前人所未发,又宜无偏无阪、纯粹中正而不背朱子之意者为佳,不敢阿私,妄有所取。[40]

事实上,还古书院在明代万历间长期都是王学的传播中心,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畿等王学巨子都曾到还古书院讲学,环听者常有百千人之多。到清初,尚有王学余韵,至学者汪佑主持时风气始一变为程朱,施璜等人继之,朱学遂昌。施志之《讲义》,截断众流,于前代历史一概不顾,收录仅25篇,并皆准之于程朱理学。就藏书而言,班书阁认为难以“度其学术风尚”[41],不过通过某些特殊事件还是可以略加管窥,比如明万历间东林书院修志时,将书院已佚书籍进行了记录,自谓云“书籍、祭器等虽经毁灭,悉依原志载明”[42]。其实,所记仅五部而已,分别为《朱文公家礼》《朱子册议》《朱子年谱》《朱子诠解楚词》《朱子诠释韩文公全集》,全与朱熹有关,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由人物构成的谱序是理学道统的主要表现形式,故而与朱熹等人物相关的祭祀、列传材料最为编纂者所重视。祭祀材料几乎绝大部分书院志都有收录,其编纂特点是极其细密,对祭祀人物、祠宇、祭仪、祭器、祭文等都搜罗殆尽,一般还会不惜篇幅地将作为道统重心的人物一一排列出来,甚至列出封号、谥号,以便更清晰地展示理学发展脉络和书院的学风所宗。从康熙朝开始,汉学学者就长期寄意于孔庙改制、争取郑玄等经学家增祀其中,与理学争夺“祀统”[43]。以博习经史为特色的汉学书院如学海堂、诂经精舍、尊经书院、经心书院等倾向于出版“学术论文集”,实质上是试图以“经学文本诠释”代替理学人物序列。[44]由于理学建构自身统绪的基本形式在清代实际上遭到汉学新理念的严峻挑战,故相关书院志在人物塑造上尤为用力,对于朱熹而言更是如此。为表三以见其概。

表三 书院志朱熹材料举要

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相关史料之丰富、形式之多样,甚至为了说明朱熹生平往往使用几种传记材料,尤其是篇幅很大的《年谱》《行状》,如施璜《紫阳书院志》就指出“若文公”则“不敢以列传尽之”,正如《史记》列孔子于《世家》一样是为“尊圣人”的。[45]朱熹的道统光环,还辐射到周围其他人物身上,如李安仁石鼓书院志》增录新安人程洵诗作若干首于《词翰》,其理由是程洵为“朱子门人,潜心理学”[46];而《瀛山书院志》四刻时,凡“议论阴牾朱子者”概不收录,就在于编者要“尊道统”[47]

以与道统是否相关进行收录,繁简对比,是从内容简择上突出道统指向的重要方式。毛修《白鹿书院志》卷四《先献》,从唐至清共收录65人,均与白鹿洞书院讲学、沿革等有各种关系,而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却是特例,因为三人并未参与白鹿洞书院的任何活动。不仅如此,对于周敦颐、二程三人还使用了长篇传记(此外即是朱熹),长达36页之多(卷四第5页至第40页),与朱熹(卷四第40页至第58页)一起,四人传记占到该卷高达八成左右的篇幅。其余诸子均是简单介绍,如王阳明只有三行文字,且排到明代13人之最末。万历二十年(1592)周伟所修院志《人物志》中并无二程,且周敦颐、朱熹也均未使用大篇幅的传记,毛修本(成书于康熙五十九年)显然是有意为之。因此,尽管编者讲“濂溪、二程渊源所自,即象山、姚江弟子不无分途,然明诚并进、喻义良知,究无异同”[48],实际上,其尊程朱贬陆王之意图是昭然若揭的。毛德琦之任星子知县是康熙帝问及朱熹讲学白鹿洞时亲点,故修志尊朱有其原因。再如《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之《会纪》,其讲会学风之变始自高攀龙,故明代部分于高攀龙一条不惜变化体例,于正文录其《教言》(四页有余共80行,按语除外),所占篇幅是王学诸子任主教者(余一龙、焦竑、余鲁源、简凤仪、万尚烈等七人)总和的约2.6倍之多(按语除外),从而批判王学的高攀龙成了该志明代《会纪》的中心。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高攀龙并未赴会讲学。(www.xing528.com)

搜集与书院人物相关的“外围”信息,即非书院活动本身产生的直接材料,用以丰富理学道统的内容,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以潜溪书院最为典型,潜溪书院在祭祀宋濂、赵抃、方孝孺之外,没有与白鹿洞、岳麓一样与理学道统相关的辉煌历史。为了建构起与宋濂的关系,该志即从主体上围绕宋濂、赵抃、方孝孺这样的一个祭祀系统展开材料搜集。比如,他志极少有关人物的墓志、祭文、文集序、诗话等,《志略》却大篇幅引用。其中,以次一级人物附录道统人物,可以使与道统相关的内容选择范围大大拓展。在《潜溪书院志略》中,宋濂传记采自《明史》,又附以方孝孺、陶安小传;赵抃用宋史本传,附以其子赵屼的传。施璜《紫阳书院志》也是如此,紫阳书院建于安徽歙县,即所谓朱子新安故里,其志书同样围绕着与之最为相关的祭祀系统展开,有朱松、朱熹、蔡元定、程先等,如朱熹之父朱松,其生平史料就有《行状》《神道碑》《宋史传》《迁墓记》《名堂室记》《追谥》《从祀》等。

(二)材料编排与理学道统

内容简择既定,安排、组织材料就成为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对编纂者而言,必须寻找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增强对读者的说服力。理学道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决定了某种史料的重要程度。材料编排即是如何将理学道统内部的逻辑彰显出来。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将某些材料列之于首位,形成先后次序,以突出对相关人物或义理的推崇。某些书院虽实有自己的学规及章程,却仍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尊。如福州鳌峰书院,原有山长蔡世远《鳌峰学约》一卷、鲁曾煜《鳌峰规条》一卷,前者无存,后者镂版残缺,故其修志时,于藏书楼中取张伯行《学规类编》(共27卷),“抽绎其尤切要者”三篇,将朱熹《白鹿洞教条》列之于首。为了从政治上突出朱熹,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在卷四《崇祀》部分以《升配十哲上谕》置诸最先,该上谕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事实上宣告了清初朱子学在朱、王之争中最终胜出。还有一些特例,比如,施璜《紫阳书院志》将朱松诸传记材料放到朱熹之前,当然不是为了突出朱松,问题在于朱松是朱熹之父,父子关系不可紊乱,因此,尽管从形式上未以朱熹为先,但是从根本精神上还是体现了儒学“义例”,编者也特意指出如此编排是“尊文公并以尊文公之父,所以别于诸贤也”[49]。崇王学的姚江书院所修志书却不同,以《书院规要六事》为例,首为“阐致知之蕴”(王阳明),次为“合证人之旨”(刘宗周),第三条才是“申鹿洞之教”(朱熹),亦只录其五目之教,其余文字尽行删去,如此安排自是为了突出阳明心学一脉。

二是为重要人物设立专卷,可以起到突出道统的作用,即所谓“专崇”,这些卷目本身因之具有了意义指示和道统色彩。比如,毛修《白鹿书院志》就特别讲到“专崇”,认为“不以朱子学规、讲义概入文翰,义甚精确”[50]。于是将朱熹的相关材料从众人中简择出来单独“立卷”,该志《艺文》共有八卷,录文97篇,著有姓名者达60余人,诸如王学一派学者王畿、邹守益等皆在其中,被“专崇”的朱熹与众不同的地位显而易见。该志卷二《兴复》即专为朱熹而设,共收录有朱熹《知南康军榜文》《白鹿洞牒》《申修白鹿书院状》等文章30篇。实际上,白鹿洞书院是多次复兴的,朱熹复兴既非最早,亦非最后,专设一章,只是为了突出其道统地位,正如编者之言云“承先启后,功莫逾于朱子,盖朱子所建置,百世之标准也,纂而合之,以示德业不与众同”[51]。《诗山书院志》则将朱熹的论著集合起来,形成学规式的《名训》,包括《朱子小学题辞》《朱子童蒙须知》《朱子读书法》《朱子劝学箴》《朱子明伦堂铭》等15则,编者戴凤仪认为生徒依此“潜心理会,自可寻紫阳嫡派,追洙泗渊源,而不至为浊流异派所淆”[52]

与设专卷一样,某些材料放入特定卷目,有出于道统建构的思考。比如,李安仁修《石鼓书院志》时,将黄榦从《名宦》转入《寓贤》,完成了从官僚身份到师儒身份的“转变”,这种安排的原因在编者看来是“固在道德而爵位非所加也”[53]。又有玉潭书院原志将知县胡明善、沈震龙、王纲等五人放在书院捐建者一类,周在炽修志时将五人转入《列传》部分,称“贤侯列传”,比之召公、文翁,认为其“皆道脉之流”[54]

三是多角度、多层次组织材料,则可以形成对书院理学精神更为丰富、形象的立体透视。如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专辟有《道统》一卷,原来只抄录《宋史·道学传》,之后围绕朱熹形成“道学渊源”、“事实”(朱熹之宋史本传、年谱、行状)、“题赞”(朱子像、明英宗像赞、写照自铭、自题像警语、自题像诗、列代名贤赞)三个部分,“道学渊源”部分则有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理学道统传衍脉络,并且,朱熹相关史料占据了“道学渊源”的绝大部分篇幅。赵宁《岳麓志》主要从层次入手对地方性理学传衍的人物谱系进行建构。在明人陈凤梧《湖南道学渊源录》的基础上,赵宁编次出七个层次的列传体系,包括“先儒列传”“续传”“山长”“六君子”“迁谪三公”“贤执事”“贤郡守”。其中,《先儒列传》(录有周敦颐、杨时、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魏了翁、李燔)、《续传》(录有张元忭、王乔龄)又形成内部层次。赵宁认为,这种安排是“使见者闻者知所景仰,亦知岳麓之志有关道化,非漫为纪载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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