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治理研究的背景及实证─《城市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证》

对城市空间进行管理始于集中定居点出现的时候，而从集中定居点发展到城市所用的时间非常漫长。原始社会集中定居点和封建社会城市相对于现在城市的规模始终较小，需解决的空间问题并不突出，对城市空间管理的需求也不明显，因此很少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发展迅猛，规模急剧膨胀，功能愈趋复杂，因此对城市空间进行引导和调控的需求也愈加迫切。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空间治理起源于美国，起初是为应对大城市的大规模蔓延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经济增长需求和美国国内消费需求逐渐增大，在联邦住房抵押贷款法案出台、汽车等便利交通工具普及以及高速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下，人们购房置业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择迁往郊区，城市的郊区发展变得迅速，而中心城区的发展却逐渐衰落。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基础设施建设浪费、服务不均衡、自然环境和农田森林被破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课题。

自1961年夏威夷州采用增长管理政策以来，增长管理在美国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60—1980年，包括发生在夏威夷（1961）、佛蒙特（1970）、佛罗里达（1972）、俄勒冈（1973）以及科罗拉多（1974）在内的全州性增长管理。当时，这些州面临的是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自然环境体系的高度压力等，于是为控制城市蔓延，这些州相继采取了增长管理政策（Grove，1984；Bollens，1992），这一阶段的增长管理主要在州的层面上展开。第二个阶段从1980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增长管理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发生在包括佛罗里达（1984—1986）、新泽西（1986）、佛蒙特（1988）、缅因（1988）、罗德岛（1988）、乔治亚（1989）、华盛顿（1990—1991）以及马里兰（1992）在内的全州性增长管理，以及其他许多州对特定发展地区采用的特定增长控制政策，如海岸控制（24个州）、重要的自然区域发展控制（如塔霍湖区域规划局、马里兰切撒匹克海湾区域委员会等）（Arthur C.Nelson，1999），这一层面的增长管理主要是为了合理利用区域公共设施及经济发展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的平衡利用（Bollens，1992；Nelson&Duncan，1995）；另一个层面是发生在美国各大城市（如纽约、费城、芝加哥等）的增长管理，这一层面的增长管理主要是在控制城市蔓延的同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布局，促进城市开发与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引导城市更紧凑、更高效、更精明地增长。

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正由外延扩张的单向增长模式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双向增长模式转变。城市一方面要适应经济规模发展的空间扩张管理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内涵增长管理需要；与此同时，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国家战略的转型又对城市空间治理提出了特定的要求。

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美国的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理论介绍至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西方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概念的综述方面，以介绍西方的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概念和实践经验为主。部分学者的视角延伸至将西方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理论与中国城市蔓延控制的实践需要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中国的城市空间治理应该关注产权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增长管理立法等。(https://www.xing528.com)

城市空间治理是为实现城市空间发展目标而进行的引导与过程调控，而实现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引导与过程调控必然需要创设并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使用政策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政府引导和调控城市可持续发展、参与区域竞争的必要手段。

基于此，通过吸收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开展适应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从制度、政策、技术等多视角系统研究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及效用，对指导中国当下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空间增长管理及其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的成果，基于绿色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城市空间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系统分析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体系及政策工具效用的基础上，以中国的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等为分析框架构造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治理基础理论，探讨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理念和总体思路，并着重从制度设计、管理组织、体系设计、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同时，以武汉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从空间增长历程到空间治理效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对丰富城市空间治理理论，推动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塑造可持续的人居空间环境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