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身份、等级与主仆官司

本案虽非刑事命案，但反映出雍正开豁令颁布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世仆出户的动态历程及斗争方式之多样化，显现传统社会晚期大小姓地域竞争的强度。对于主家而言，在谱牒买卖的背后，表明宗族控制能力的弱化，以及对族姓凝聚力和纯洁性的焦虑。就世仆而论，“相传皆系仆户”的舆论压力，敦促他们锲而不舍地重塑社会身份。官方根据社会形势的变迁，对开豁令的执行程度逐渐强化，在推动身份等级制松动的同时，更注重赋役平衡之需要。本案的意义如下：

首先是对社会身份的诉求及其方式之变化。本案提供一个更为复杂的范本，反映了道光间世仆出户的新动向和新方式。上一节提及皖南世仆出户斗争的三个基本特征：试图单独设立乡约或将田产改拨投税，与周边具备良人身份的族姓通谱，通过捐纳功名和参加科考。^[304]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世仆还可以与其他大族通婚来提供身份重塑的合法性，甚至敢于利用主家各支之间的矛盾，购买主家之谱以混入其世系。

其次是地域竞争的延续性与宗族之离散性。邹怡论述过徽州佃仆制的延续性，将主导因素归结于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层面，其中商业对佃仆制的维持作用相对更强。^[305]萧凤霞对徽商与佛山商人的类比研究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306]在笔者看来，恰恰是李兰生一族的经济崛起，为其翻身出户提供了基础。因此，佃仆制与商业之间的关系也许更加复杂。换而言之，商业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会等级格局，造成大小姓经济地位的升降，唤醒了部分群体的重塑社会身份和诉求心理，从而推动相应的身份等级调整。至于南容李氏自身宗族凝聚力的消退，也从反面印证宗族制是维系身份等级的重要载体。(www.xing528.com)

第三，身份等级的松动与赋役制度之平衡。国家不再轻易纠缠于所谓的身份等级制度，意味着传统社会等差结构的解体。在审理实践中，官方不仅要协调民众间的关系，更注重保证赋役的延续和均衡。因此，官方在处理民事纠纷时更倾向于采取调和的办法，对于审判证据之使用有所取舍，并非用作绝对公正的评判，而是在诉讼双方之间切入一个折衷的裁定，部分满足各方的利益需要，在法理与人情、宪律与自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泾县南容李氏主仆诉讼案，集中反映主仆诉讼的焦点和强度。一方面，世仆本身实力的提升，拥有与主家打官司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陈柯云认为徽州佃仆的经济实力及其诉讼策略，与其有机会外出佣工、经商有关。李兰生家族与潘、翟、查、吴各大姓联姻，显非一般穷苦世仆，在道光十七至十九年诉讼中表现得游刃有余，应与该族“聚族两朝，丁男半百，农工商贾，各有专业”的雄厚背景相关。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诉讼经验的增多，使得世仆后裔在控案中作出周密准备，有条不紊地践行更多的出户方式。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的厚重基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难以轻松打破。南容李氏世仆在雍正和嘉庆年间脱户行动惨遭失败，直到道光年间才实现愿望，历时一百多年的主仆官司，充分显示世仆出户之实际操作的难度，可见出户门槛之高。随着时代的变迁，宁国世仆的制度保障因现实变化有所松动，但是世家大族的实力和传统风气的惯性，一般世仆难以咸鱼翻身，这是直到民国年间还有世仆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