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国府各县的基层政区设置，相关资料排比如下：
表2 宁国府各县基层政区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①《大明一统志》；②嘉靖《宁国府志》；③万历《宁国府志》；④康熙《宁国府志》；⑤《读史方舆纪要》；⑥乾隆《宁国府志》；⑦嘉庆《宁国府志》。
首先，就宁国府的乡、都数量而言，泾县都数在清初发生锐减，太平乡数一直在缓慢增加，其余县份大体稳定。宁国府里数总量缓慢增加，其中有两次低谷：一是上表③所示的万历年间，政府推行清丈政策，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二是上表⑤采纳了清初资料，数据偏低，尤以宁国县为甚。基层区划数量之多寡，大致可研判各县的实力及其升降历程。宁国县地方人士称：“吾宁在前代，殊多瑰玮之彦，迄今即其名以想见其人，隐德达官，文章武烈，颉颃宣、泾。至明朝，而制科似少逊焉。”[55]明代以前宁国县的文教水平与宣城、泾县接近，自明代开始拉开差距，这在区划设置亦有所反映，该县里数甚至一度垫底。
再看基层区划的数量与各县排序之关系。由于府内六县的经济实力存在差异，政治地位各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各县在府志中的排序及其变动。嘉靖府志以里数之多寡排序，南陵遂排在泾县之前。万历府志的排序沿袭嘉靖府志，但宁国的里数小于旌德，却排名靠前，显然又脱离排序规则。(www.xing528.com)
聚族而居推动基层区划与宗族建设的结合。牧野巽统计浙东奉化县《剡源乡志》中有关村落的宗族构成记录，得出“大村”与“大族”伴生共存的结论。[56]钟翀对北江盆地的研究支持这一论点。[57]宁国府也不例外，泾县花林都“聚族以居者，户编六甲，丁盈数千，总皆一体所分也”[58]。太平馆田李氏谱载：“六甲人众，特设里正，联二三五六八甲，若辅村、巷里、城村为上五牌，一四七九十若诸谭姓、方姓、松山寺为下五牌。上五牌有事于官则六甲为之长，下五牌则九甲为之长。”[59]以宗族划都编甲，表明基层区划与地方大族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泾县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地设有针对特定群体的都图。康熙二十七年（1688），震山乡增设怀恩都，下辖三个图管辖出户的宁国世仆。由于地方社会对身份等级的刻意强化，这种都图通常具有歧视的意味，其人口容易流失，详见第四章对宁国世仆的讨论。
宁国府最为偏远的太平县，基层区划与其他五县存在诸多差异。万历年间，宁国府其他五县皆有“都”一级设置，太平独无。[60]与此对应，该县的“乡”又可称为“图”，大致等同于“都”，名目与其他县份不同。明清时期该县的乡数持续增加，万历间增置时雍乡，康熙二十六年增置近悦乡、远来乡，乾隆四十年新增阜成乡，表明山区开发的深入和基层控制的强化。[61]
太平的里图设置有特别之处，值得展开讨论。光绪五年（1879）《太平县情形节略》称：“太邑名为二十三图，整齐者只有十八图，其北二、近悦、远来、阜城［成］、时雍五图，则系散处四方……陆续添置五图名目，均系零星拼凑，并未划出疆界。”[62]换而言之，实际存在的只有18个图，其余几个是无实土的虚图，原因据说是部分外迁太平籍人及其后裔不愿背弃原籍图甲。与地方志书相比勘，可知近悦、远来是“散居各乡”，而阜成、时雍未必属于虚图，北二甚至无法得到证实。[63]举人张钟华《新分阜成图记》记载阜成的由来，认为其根源在于“滋生之众日增，迄于今愈纷而莫记矣”[64]，这就表明分图与人口繁衍存在关联性。太平的基层区划复杂多变，与官方记载缺失有关，鸡零狗碎的民间记录加剧了这一混乱。馆田李氏谱中有一段表述：“应仪公时年十八，有隽才，乃循行乡鄙，联合散户，编为四图，曰近悦，曰远来，曰时雍，曰阜成，上之官，永著为令。于是，邑有二十三图。”[65]此处为映衬先祖之伟大，忽视四图并非同时设立的事实。
为外迁人士设置虚图的现象并不常见，却足以说明一些问题。权仁溶对明代徽州里制研究称，“增编里份的根本原因是户口数的增加”[66]。但考虑到毗邻徽州且同样存在外出经商传统的太平县之虚图现象，或许有必要审视里制与户口的关联性。传统时期宁国府南部山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并与徽商合作组成“徽宁商帮”，但不少商人的户籍可能尚未迁出，应注意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区别，不可轻易根据都图里甲的增减来研判户口之多寡。并且，旅外经商者可能被纳入原籍当地人口统计，在当地种山的棚民人口亦可能未统计在内，造成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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