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结合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细致的个案有助于对区域社会进程的整体把握，对整体的关注有利于深化个案的价值。由此，有必要将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3]
1．区域研究的生态与人文视角
宁国府山区与圩区的经济结构及其实力转化之案例，颠覆了施坚雅关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理论假设。施坚雅模式提出后，受到诸多实证分析的检验，不少学者依靠经验主义证据修正、批评这一模式，客观上消解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裴宜理对淮北的研究表明，生存战略根植于特定地区的生态与社会，并非所有的平原地区会成为核心地带，淮北即是由于不稳定的自然环境而导致边缘化的特例。此后，围绕淮北生态与社会秩序展开的历史学、人类学研究层出不穷。[4]
本书认为，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自明代中后期兴起经商之风，不仅扭转了贫困面貌，而且超越农业条件较好的北部平原圩区，导致府内经济格局发生变迁。所谓宁国府的经济核心区，其地理空间却属于偏远山区，就区域空间结构的角度而言，恰与施坚雅的理论预设相互倒置。究其缘由，施坚雅基于清末民国四川市场体系而构建的静态模型，其价值在于充当共时研究的理想剖面，但无法观察动态的社会演变历程，并且对不同市场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考虑不足。单纯的经济功能论，难以揭示地区的差异性及其文化传统。因此，将施坚雅模式运用到五百多年间的宁国府社会变迁，理论分析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由此可知，基于地方经验提升的理论，本质上仍有其应用的时空局限性，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
需要进一步追问，同样是人口压力较大、生存环境恶劣的区域，为何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这种差异的产生？面对这些疑问，简单套用“人口与生态压力”这一看似普适性的解释，具有简单化的嫌疑。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可能论”认为，在类似环境之中，人类的生活却表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同社会制度有关，另一方面同历史演化过程有关。[5]王明珂发现，川西藏族、羌族与凉山彝族的环境与经济类似，但人类的社会建构使他们发展为截然不同的社会。[6]这就提醒我们注意生态、人口以外的其他因素。与施坚雅、裴宜理的研究相比，罗威廉对湖北麻城之地域文化与暴力传统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超越前者偏重于“生态—经济分析”的缺陷。[7]与此可相比照，宁国府南部山区尤其是偏远的太平县，其生存条件类似于麻城，但最终却发育出与麻城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明清皖南区域的经商风气显然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对比宁国府与淮北、麻城等不同地域，需要跳出“人口与生态压力”的粗线条解释，关注其背后所蕴含的区域差异，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这将有助理解传统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2．徽宁商人与皖南商帮
经济史家吴承明认为：“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和群体行为的变迁。同时，社会结构也制约着经济的运行，而制度的进一步革新又需要社会精英和群体组织的合力。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社会。”[8]只有将商人群体置于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加深对商业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
商业风气变迁是宁国府区域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本书为此耗费大量篇幅论述宁国商人以及徽宁二府地域关系。众所周知，徽商的兴起与盐法改革等制度契机有关，那么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哪些因素有关？并且，将旌德商人的兴起归结为受到徽商的影响，是否就默认宁国商人大体等同于徽商的复制品？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明代文献追本溯源。受制于明代中前期资料的缺乏，本书只能依据明后期以降的文献，推导出生态、人口、徽商影响等内外因素，并考证上述因素在宁国府不同县域的实际效力，对旌德人的“向徽”心理作了诠释。
不容否认，徽宁商人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宁国商人的兴衰历程几乎与徽商同起同落，泾县人胡朴安就有“吾族商业随徽商而衰落”[9]的感叹。但客观地说，传统商帮的衰落是因为产业形态与经商理念存在相似的劣势因素，徽商由于实力起落明显而易被观察，但徽宁两地商帮的衰落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当然，若将关注点仅仅放在徽宁商人的相似性，本书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毕竟前贤时彦早已有所涉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徽宁商人的差异，有助于观察皖南商帮内在的复杂关系：
其一，徽宁二府商业风气变迁的空间历程正好相反。徽州府商业风气源于府级行政中心所在的歙休盆地，然后向周遭山区扩散；宁国府商业风气兴起于丘陵山地，但未扩散至行政中心所在的平原圩区，这与徽州正好相反。裴宜理对淮北的研究认为，平原地区可能由于生态和社会因素沦为边缘区，与此相对应，宁国府商业风气的时空演变表明，偏远山区亦可因某些产业形态优势而发展成经济核心区。
其二，徽宁商人各自内部的实力升降有所不同。重田德发现徽州的代表性行业从盐、典业向茶、木业转移时，其内部构造也有变化，亦即婺源商人的抬头。[10]然而，这一变化并未威胁到歙县、休宁商人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宁国商人的内部起伏比较剧烈，各县商人的实力升降相对明显。明代旌德商人率先崛起，但其主导地位在清代为泾县商人所取代。这种县域之间的实力转换表明，人口与生态压力等内生性因素对宁国商人的影响大于来自徽州的外在性因素。
其三，徽宁商业风气兴起的原因不尽相同。宁国府部分地域受到徽商的影响，旌德商人具有“早熟”特征，因为当地经商风气并非完全受内生性因素驱动，来自徽商的外在刺激甚至更为重要。反之，宁国商人却难以对徽州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徽宁二府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地域关系，可视为徽州文化的单向输出。
众所周知，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形态、组织结构存在差异，各地商人与祖籍地的关系亦有差别。吴承明认为山陕商人对祖籍社会的影响甚小，平阳、泽潞、三原等地是完全的传统社会。[11]杜正贞发现晋商的外出贸易，反而加剧了商业、城市化与农业、手工业的不协调。[12]与北方商人不同，南方商人被打上明显的宗族印记。就徽商而论，傅衣凌分析徽商与乡族势力的关联，注意到商业与宗族存在关联。[13]臼井佐知子注意到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14]张海鹏认为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地位，与其宗族优势有关。[15]唐力行论述徽州宗族社会之变迁与徽商的勃兴。[16]沟口雄三认为“宗族的目的不在继承职业，而是在于保持和扩大全体的资产”[17]，将宗族与资产相互挂钩，这也受到宗族商业化观点的暗示。
同中有异的徽宁商人，均属皖南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徽商一样，宁国商人的迁徙与分布同样有浓郁的宗族色彩，契合“链式迁移”（chain migration）的地理学理论。[18]历史人口学对家族人口迁移的观察，也认为存在“族群成员间互推互吸的现象”[19]。宁国商人会馆的分布及其变迁表明，各县商人的活动存在不同的地域倾向，并有很强的地域延续性，暗示宁国商人背后的宗族色彩。传统商人的地域分布广泛，各地的宗族形态差异甚大，商人与宗族的关系深浅不一，作为南方商人重要组成部分的皖南商帮，借助宗族的联结与祖籍地保持密切关系，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皖南社会的区域格局。
3．皖南宗族社会的特质
徽宁二府作为佃仆制度保留较完整的区域，社会文化之相似与经济形态的相仿，使两地的社会比较具有可行性。宁国世仆与徽州伴当的存在，可以结合徽宁两地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等因素来理解。维系佃仆制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高度发达的宗族形态，与森严的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社会风气之养成，为世仆制的延续提供社会基础。聚居大族的宗祠、支祠等设施，是吸纳世仆服役的重要载体，宗族活动是世仆服役的主要来源，宗族势力是压制世仆出户的基石；其二，经商风气的兴起和商业资本的注入，是维系世仆制的经济基础。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业资本和商人力量，为宁国世仆的延续提供了经济保证。
传统中国各大区域的宗族发展不太均衡，学界对华北宗族弱、华南宗族强的观点似无异议。[20]以徽宁二府为代表的皖南宗族社会，由于存在宗族与商业的广泛结合，发展成介于华南与江南之间的中间形态：
一方面，皖南宗族比之江南宗族显得强大。江南自有其独特性，学界对于江南社会形态存在较大争议。黄宗智承认“士绅社会”更适合描写长三角，王国斌提出“江南模式”的统治方式。[21]滨岛敦俊提出华南是宗族性的乡绅社会、江南是非宗族性的乡绅社会、华北是非宗族性的庶民社会的比较性认识，认为宗族、乡绅等指标可以判定不同的社会特质，甚至得出“江南无宗族”的激进观点。[22]有学者认为滨岛敦俊的提法对研究明代农村具有创新性[23]，也有学者从宗族义庄的角度认为江南宗族不容小觑[24]。可以肯定的是，江南作为商品经济发达和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宗族势力的发展受到限制。现今长三角的宗族势力走向衰微，颜学诚的调查分析展现了这一过程。[25]
受地缘关系支配，江南成为皖南商帮最重要的经营地。唐力行对比徽州与江南社会，认为经商与宗族迁徙相结合是徽商在江南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26]滨岛敦俊猜测江南商人可能在和徽商的竞争中失败，因而资金投向别处。[27]商业形态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与江南相比，皖南的民间财富为何主要沉淀于聚族而居的乡村，而非市镇？皖南为何集中产生宁国世仆、徽州伴当之类的庞大贱民群体，并且延续到20世纪中叶？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皖南兼具宗族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双重特征，这是皖南与江南之间非常显著的社会差异。
另一方面，皖南宗族的组织形态尚未发展到华南宗族的严密程度。白蒂对桐城县的研究表明，清初安徽乡村的宗族力量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以协助维护官方的统治。[28]宋汉理（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对休宁范氏的研究认为，徽州宗族受政府的强大干预，与华南宗族有所不同。[29]由于明清经商活动的发达，皖南居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潜在性破坏力量难以对社会秩序造成足够的威胁。与此相对应，由于地域竞争相对缓和，皖南宗族具有一定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但尚未发展到可与国家对抗的强大组织，咸同战乱期间宁国团练的稍纵即逝就是典型。
就民间信仰而言，滨岛敦俊调查江南农村庙宇时，发现江南与华南的区域差异在于是否有华侨捐赠造庙塑神的财力。[30]这可能仅是问题的表象，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各地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差异。第五章第二节指出，咸同战乱造成宁国府的居民构成发生巨变，汪华、张渤信仰迅速衰微。笔者对苏皖交界定埠地区民间信仰的调查认为，当代华南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属于宗族主导型，定埠所属的江南、皖南地区则属于个人主导型民间信仰活动。[31]学者对现代皖南泾县、歙县等地农村的调查，也可印证笔者的推论。[32]由此可知，华南宗族的组织程度始终高于皖南。宗族组织机能的高低，是皖南与华南社会的根本区别。[33]
与明代海禁政策之前相比，清代以降皖南商人的经商范围有缩小的趋势，赴海外经商者几乎绝迹，与闽粤商人积极向海外拓展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34]是否可以推论：地域商人发展类型的差异，与各地的宗族性质存在密切关联呢？当然，所谓宗族形态在不同地域显示出来的镜像，乃是一种相对的表述。皖南宗族作为一种中间形态，比之江南宗族固然强大，但其组织程度又不如华南宗族。从宗族形态及其差异的角度推而及之，有助于深化理解皖南与江南、华南等区域社会的构造差异。
钱穆先生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35]随着近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受到文史学界关注，倘若静态地看待历史学的“两只脚”，似乎不足以拓展历史学的外延。若要对他的观点加以修正，可能还需要加上历史人类学这“双手”，以弥补“两只脚”的不足。
关于个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定位，历史地理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以历史地理学方法为指导写成的移民史，社会史学者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沿袭传统历史地理学的沿革地理研究路向，依此做出来的将是人口迁移史，而不尽然是移民史。”[36]梁勇概括这两种学术理路的分歧，认为更符合学术潮流的作法，应该是从地域社会内部出发来拓展移民史研究的领域，从移民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地域社会的发展过程。[37]历史地理学向来注重宏观尺度的时空分布，但容易忽视“具体的人”这一生动的社会史素材。社会史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的批评，其意义在于指出传统历史地理学缺乏“人情味”的盲点，这正如包弼德所批判的：“那些有地理学头脑的历史学家应当想想，他们正在做的是有空间感的史料编纂工作，而非历史地理学。”[38]他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包含着对于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关照。实际上，布罗代尔对此早已有过扼要分析。[39]
关于区域研究以“人”为主还是以“地”为主，日本学界也有讨论。“地域社会论”的倡导者森正夫十分重视领导者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但滨岛敦俊认为地理条件和“流通”很重要。斯波义信在施坚雅的基础上，将生态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不过，他理解的“生态”虽然包括人类的经济活动，仍不能动态地反映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的意识。
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突破，冀望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鲁西奇认为，人类学给历史学研究最大的启迪，是将历史文献中的诸色“符号”还原为鲜活的个体，在他近年的研究中，有融合历史地理学与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倾向。[40]由是观之，大凡一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学术概念，一经创造，就会被不同学科加以借鉴和改造，从而获取更大的普适性。因此，最初为它设定的内涵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譬如，社会学与人类学对“文化”的解释不同，历史学与社会学对“社会”的诠释也有差异。虽然不同学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难免千差万别，但并不妨碍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实际，适时借鉴和利用这一概念。
本书认为，无论是强调地理环境、生态条件、人口压力等“硬性”客观指标，还是关注聚落形态、基层组织、经济结构、经商文化、宗族控制、社会等级、科举文教、民间信仰、地方习俗等“软性”人文因素，这两种思路皆是理解地域社会的渠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只有深入地域社会内部中去，加强对个体的研究，动态地把握各种社会关系，才能进一步发挥历史地理学的宏观分析优势。本书作为粗浅的尝试，试图将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予以统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适当引入历史人类学方法，将人群和个体的地方意识与地域认同纳入考察范畴，在此基础上总结宁国府各县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异同，勾勒社会变迁之脉络与区域格局的塑造过程。
【注释】
[1]梁勤峰整理：《胡适未刊稿：归娶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6月22日。
[2]［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撰，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相关学术讨论参见吴承明为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文版写的序言。
[3]这里借用唐德刚的表述，参见氏著：《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31。
[4]Perry，Elizabeth J．，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中译本参见池子华等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相关研究参见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赵树冈：《当代凤阳花鼓的村落：一个华北农村的人类学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美］戴维·艾伦·佩兹撰，姜智芹译：《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赵树冈：《想象的他者与次族群刻板印象：清代“凤阳丐者”意象的文本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5]［法］梅尼埃撰，蔡宗夏译：《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0—21。
[6]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81—88。(www.xing528.com)
[7]Rowe，William T．，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8]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84。
[9]胡朴安：《丹溪诗钞跋》，收入胡朴安编：《朴学斋丛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安吴胡氏刊本。
[10]［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收入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页417—456。
[11]吴承明：《十六与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原载《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1辑，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43—276。
[12]杜正贞：《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207—211；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13]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徽州商人》，页85。
[14]［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2期。她后来又从整体上论述这一现象，参见《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宗族扩大组织化的样态》，《徽学》第3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5—53。收入氏著：《徽州商人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页119—151。
[15]张海鹏：《徽商在两淮盐业中的优势——“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二》，收入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页172—189。
[16]唐力行：《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收入氏著：《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页270—286。
[17]［日］沟口雄三：《儒教和资本主义——东亚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收入孙歌等译：《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页197。
[18]这是一种依靠亲属关系或其他联系方式来维持迁移活动的过程，参见：Ogden，P．E．，Migration and geographic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71。
[19]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页244—245。
[20]当然，一些学者开始认为华北宗族不容忽视，参见科大卫撰，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426—429。
[21]［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330；［美］王国斌撰，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19—123。
[22]［日］滨岛敦俊：《明末华北地区地方士人的存在形态》，收入《近世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明代研究学会，2007年，页29—60；［日］滨岛敦俊撰，沈中琦译：《农村社会——研究笔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页255—279。
[23]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319；王家范：《“国家”驾驭“社会”的政治术》，《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17日。
[24]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79—180。井上彻以江苏洞庭东山为例，研究江南地区宗族的普及，参见［日］井上彻撰，钱杭译：《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从宗法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页227—264。
[25]颜学诚：《长江三角洲农村父系亲属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以二十世纪的水头村为例》，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年，页89—108。钟翀研究北江盆地时也默认这一推论，参见钟翀：《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93。
[26]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50—177、258—317。
[27]［日］滨岛敦俊撰，沈中琦译：《农村社会——研究笔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页266。
[28]Hi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9]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Local Lineages and Local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n Lineage，Hsiu-ning Hsien，Hui-chou 800-1500．T'oung Pao，VoI．LXX，1984，pp．18 59；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eure，800 to 1800．Leiden：E．J．Brill，1989．
[30]［日］滨岛敦俊：《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40），1998年，页221。郑振满有相似的表述，参见刘平等整理：《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收入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358。
[31]李甜：《跨越边界的巡游：皖苏交界定埠地区民间信仰调查与思考》，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页194—215。
[32]唐宗力：《皖南农村调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33]关于华南宗族的组织机能，参见［日］濑川昌久撰，蔡文高等译：《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91—92；［美］魏斐德撰，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页128—137。
[34]［日］藤井宏撰，傅衣凌、黄焕宗译：《新安商人的研究》，收入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89；［日］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页78—90。
[35]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页387。
[36]赵世瑜：《我是什么人我是哪里人》，《读书》1999年第7期。
[37]梁勇：《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移民史》，《读书》2011年第3期；梁勇：《清代四川移民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4期；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8]［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页5。
[3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存在一种生物人的地理学吗？》，收入氏撰，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17—132。
[40]鲁西奇：《“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帝国在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陲〉读后》，收入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455—473；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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