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社会陷入混乱，宁国商人一度遭到重创。[84]不少商人敛赀返乡，旌德汪大量即是其中一员。[85]随着政治秩序的安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至康熙年间，宁国府内的经济格局为之一变，原本贫困落后的南部丘陵山地转而殷富，逐渐超越农业条件更佳的北部平原圩区。康熙知府佟赋伟即注意到这一社会现象：“宁俗民间并无盖藏，旌、泾、太强半仰食境外；宣、南则生谷之土，当其大有，堪号陆海；宁邑环山为封，田原亦多沃壤。然谷少之乡有余粮，而谷多之乡无宿饱，何也？”[86]他将其原因归结为粮价变动和商人转运所致，这仅是问题的表象。后人的认知就相对到位：
按宁国巨浸，惟清弋江汇太平、旌德、泾县诸水，而宣城、南陵承其委。宣城有圩田之利，金宝、养贤二圩，疆亩甚多，制度亦善，人称有古井田遗法。若南陵永丰、大农二陂，亦水利之大者。而诸邑山多田少，富饶过之，以居民多事懋迁，非关水利。[87]
这段话对宁国府山区与圩区的民生和水利作出比较，指出更实质的原因在于南部山区的经济结构发生转变，从而营造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与再分配的良性局面，促成南北经济实力发生倒置，最终重组了区域格局。与之相伴的是，宁国商人的县域主导地位也发生更迭，泾县商人后来居上，取代了旌德商人原有的领先地位。[88]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加以探析。
首先是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源于皖南腹地的青弋江，流经石埭、太平，在泾县境内与横穿旌德县境的徽水合流，将皖南山区与长江下游平原联系起来。石埭知县姚锡光指出青弋江的重要性：“既农家灌溉所资，亦商贩浮送所藉，实为民生利赖。”[89]但各县的水运条件参差不齐，据乾隆安徽巡抚裴宗锡调查，宣城、泾县“滨临江河，尚属易于挽运”，水运条件最优；南陵次之；太平又次之；宁国、旌德最为糟糕，“河身平漫，沙土为梗，层层盘剥，提滩加纤，不一而足”[90]。道光安徽巡抚王植指出，宁国、旌德、太平的漕项，“向因水道不通，民折官办，历经照案办理”[91]，与裴宗锡的论断如出一辙。
由皖南腹地黄山蔓延开来的山脉，在泾县境内逐渐变得平缓，“水始可漕，浮船待装者鳞集”[92]，该县便成为泾、旌、太三县货物出入之地，水运价值很早得到发掘。[93]泾县城北的下坊渡，作为皖南水陆转运的重要码头，是徽商往来的落脚点。徽人郑良铎岁末返乡路过，有拾金不昧之举。[94]婺源信客俞某自南京返乡，在此登岸陆行。[95]康熙五十七年（1718）程庭返回歙县祖籍，亦于此地登陆。[96]早在明代后期，由于发生舟子随意索钱之事，有人欲化缘在下坊渡建设巨桥。[97]入清以来，商贸活动活跃，客流量持续增大，由泾县东乡的朱、胡、洪、郑、汪五姓经商者共同出资设立义渡。[98]青弋江上往来的商贾络绎不绝，赵炳文有诗文描写了繁荣的景象。[99]泾县商人以地利夺徽商饭碗，有识者曾指出这一现象。[100]旌德境内泰半水域无法通航，三溪以北的河段又被泾县筏户把持。[101]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削弱旌德的区域竞争力，这是旌德被泾县赶超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普遍化。明代的人口压力似乎限于旌德一地，入清以来，宁国府南部各县从家庭生育到宗族人口增长方面都维持较高水平，土地承载力超限已成为普遍现象。泾县董钟娶了三位妻子，去世时已有四子、十八孙、四孙女、十曾孙和四曾孙女。[102]泾县商人翟长春五世同堂，人丁兴旺，有四子、十一孙、四十三曾孙、九十三元孙。[103]泾县张香都朱氏宗族，单单迁往花林都的人丁即以数千计。[104]泾县县城赵氏宗族“由一姓而分至十三户，由一身而衍至数千百人”[105]，人口增殖可谓迅猛。太平人李懋诚“生子十四，目击三代几百丁”[106]。繁衍后裔的最高纪录可能来自旌德孙村汪永年，他生于顺治间，至嘉庆间后裔已多达千余人；旌德金鳌江氏宗族在咸丰初年办赈造册，在外经商、做官者不算，男女共计八万人。[107]当南京人汪士铎为逃避太平军旅居绩溪山区时，注意到人口迅速繁衍的社会现象：“山中人与徽宁俗同，喜丁旺，谓为‘开族’，故年十五六皆授室。”[108]早婚现象在皖南具有普遍性，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
爆炸式的人口增殖速度，严重影响本地的粮食供应，使南部三县皆成为缺粮区。[109]旌德仍是缺粮最严重的县域，当地“米价昂贵，民艰于度日”[110]，每当米价腾涌之时，需要从沿江平原甚至江西等省采购粮食。[111]裴宗锡在缺粮奏折中将旌德与徽州并列：“宁国所属之旌德县及徽州各属，本地所产常不敷本地民食，虽在丰年，米价亦不能大减。”[112]旌德县志修撰者算过一笔账：“以四万烟通计，约三十二万口，恶田、良田十余万亩，田亩岁米十余万石，常有二十余万口无食。”[113]粮食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太平县在嘉庆间有户口二十九万，本地米只够得三个月粮，即便在丰收之年，民食之半仍取自宣城湾沚镇。[114]作为宁国府望邑的泾县，“一岁之食半皆仰给于外”，粮食需求量也超过了自给能力。[115]泾县郑相如写了一首竹枝词：“年来湾沚买粮多，划子关梢载几何。只怕家乡连日霁，滩干难上幕山河。”[116]表现出土著居民对粮食短缺与交通不便的紧张感。民国年间调查资料显示，泾县商业的营业数“以粮食业为最大”[117]，或许仍然表明这一供给困局的存在。需要指出，南部三县有大量旅外经商者，他们也可能被纳入当地人口统计，造成户籍人口数比实际人口数偏高。
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地域竞争进一步强化，宗族向外分迁的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商人出游的首要原因。旌德朱氏族人以食指稍众，“祖居之外无余地可居，或有出外经营在彼寄居者，或有置立庄产移家就处者”，纷纷外出懋迁或别置田产。[118]方学成注意到：“无论通邑大都，皆有旌人错处其间，即遐方外域、人迹所罕至者，亦必有旌之人在焉。”[119]他对此加以解释，认为一方面由于生态限制而无法自给自足，同时还与赋役制度的改革相关，“旧例钱粮皆用里排，近奉禁革，有司善于征比，输纳亦易”[120]。胡朴安说得直截了当：“泾县本地虽无市场，而在外经商者，足迹几遍十八行省，地势使然也。”[121]赵知希指出，地狭人稠和灾荒频发是经商的驱动力。[122]泾县张香都张氏是宗族经商的典型案例，“本族多有以贸易远省起家者，其始出于贫不得已，而继则诱于利之能动人耳”[123]，族人在人口压力和灾荒的逼迫下外出经商，一旦获得成功便迅速蔓延为社会风气。
当泾县同样面临人口与生态的双重压力，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泾县东、西、南乡的大片区域兴起经商风气，显然比旌德西乡区域更大，参与经商的世家大族更多，超过幅员相对偏小的旌德指日可待。旌德人有“操六邑之商权者，厥首泾川，次旌德及太平”[124]的说法，应是时人的普遍认知。民国重印嘉庆《宁国府志》附有各县捐银榜单，从侧面反映各县的实力差异：(www.xing528.com)
表7 民国重印嘉庆《宁国府志》的各县捐输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嘉庆《宁国府志》卷末《醵资题名》。
由上表可见，南部三县所占比重高达69%，其中泾县、旌德分列前二，而泾县所占比重接近40%，差不多是旌德县的两倍，其实力可见一斑。根据民国初年重印嘉庆《泾县志》的跋文记载，捐输者多为地方大族或旅外商人，这也间接表明泾县商人在宁国商人中“执牛耳”的地位。胡朴安估计“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者多三分之二”[125]，语虽夸张，亦可见泾县旅外经商者比重之高。
重田德撰文指出，在徽商的代表性行业从盐、典业向茶、木业转移的同时，其内部构造也有所变化，这就是婺源商人的抬头。[126]宁国商人的构造成分也会发生分化，旌德商人于明代一度占据开创经商风气的地位，泾县的地理位置比旌德更占优势，在清代人口与生态压力增大的前提下，这一优势便转化为对实际商业资源的掌控实力，逐渐取代旌德成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由此可推论，若宁国县的人口与生态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发展出经商风气。但该县始终没有超过人口与生态压力的临界值，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类似于泾、旌、太的商业风气，这是宁国县与南部三县最大的区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