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葛江氏的宗族文化：客家历史田野中的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霞葛江氏自开基以后迄今已繁衍24代，历经600多年，族人仍聚居在一起，显示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传统特征。笔者到当地调查，见到那里仍保留有明清时期建造起来的土楼或土堡，每座土楼都是一个房派的住地，或者说是由某个祖先建造、其子孙予以继承的遗产。如洋心楼就是由九世祖柱伯公建造的，《族谱》还附有一篇《四角楼祠记》云：“柱伯公筑洋心楼，图为防寇盗计，实为子孙谋久远也……公惟神悴虑，百计图维，□中求□而事告厥成焉。后因集众公议，爰请明师筑成四角楼，规模尽善，分金得宜，共计三十余间。”又十一世祖序贞自己建造圆楼一座，谱云：“郁文公三子讳冬，字序贞，与二兄移居梅子坝溪背共筑室一座以居焉，厥后独创一圆楼，外筑辅屋，俾子孙得蒙业而安，亦族内一人杰也。”序贞公生于康熙丙子（1696），卒于乾隆戊戌（1778），享年83岁，可见这座楼当建于18世纪中叶。而四角楼肯定在此之前^[10]。由于每座楼都是一个房派的住地，因此它既是宗族的血缘单位，又是作为一种地标性建筑的名称而被人们经常使用，最后变成了地名，如在那里经常可以听到的井北楼、绍兴楼、下楼、衍陂楼、下割楼、司下楼、老楼、新楼等，即是指此。这种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特点，与我们在永定县古竹乡所见的土楼群完全一样。^[11]

土堡的兴筑更是与社会动乱有直接关联。这种建筑往往不是某个个人能够完成，而是集众人之力，保一姓或一房之平安。如井边在明朝中叶就筑过土堡，其《族谱》载：“启昌公江三郎之墓，原在井边屋背，四周皆菜园也。明初，因上饶张琏作反，继以小篆吴湘倡乱，井边筑堡以御寇，将墓围入堡内，而人与畜践而平之。”^[12]张琏事件发生于嘉靖年间，显然不是“明初”，但江氏族人为“御寇”而筑堡则是事实。后来井边堡被拆除，族人又在原址上建楼一圈，似堡非堡，仍然可以感觉出原始的模样。同样，在离井边村不远的林姓住地，嘉靖年间也建有一座城堡，该城堡至今还基本完好。城内有水井18口、祠堂18间，现住居民100多户。城开东、西、南三门，北边不开门，据说是因为北边就是黄姓的城堡，他们也不开南边门，以免“相对”。可见，明代中叶在霞葛乃至周围的客家地区建城筑堡相当普遍。清末，左宗棠在围剿太平军余部时曾奏报说，福建“漳州一带，负山滨海，民间土楼、石寨林立”^[13]，这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区域。不过，诏安县是福佬人与客家人共存的地区，除了客家人之外，福佬人的居住区以前也建有城堡，但他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14]

霞葛江氏以前建有“枫林庵”一座，供奉佛教神明，明末曾经重修，但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庙会活动。江氏族人常去朝拜并有庙会活动的是供奉在龙山岩的观音佛祖。龙山岩距井边村约两公里，属林姓地盘，明末里人林迈佳在此创办书社，并曾邀请黄道周到此讲学。该庙第三进大殿内供有当地人称为“五圣人”的牌位，即文王、伏羲、神农、周公、孔子，第二进供奉观音，第一进为前厅，有不少清朝时期重修庙宇的碑刻。整座庙宇依山而建，风景宜人。每年从正月初二开始，周围一些村社的民众就会来抬观音出去巡游，历时一个月，所经过的村庄以江氏住地占多数，参见下表：

龙山岩观音正月出巡路线一览表

（续上表）(https://www.xing528.com)

这个巡游的范围比较广泛，遍及霞葛几个行政村以及周边乡镇的一些村落。据村民们说，以前广东饶平县建饶镇的江氏族人也会来抬观音，他们是从井边分出去的，与黄泥坑同天。每到一村，村民们除了携带供品前来祭祀之外，晚上还会在神明面前跌筊许愿。跌筊时用的供品各村不同，有的姓氏说他们要杀猪敬献三牲，有的江氏族人说他们是以橘子来许愿的。每次跌筊许愿要先摆上橘子，如果许愿未成，再追加橘子，直至胜筊。明年就以胜筊的橘子数加倍还愿。出巡的队伍除了管庙人员外，还有各村的村民。他们从龙山岩抬观音、金童、玉女以及一把凉伞出发，按照固定的路线逐村而行，基本上每村一天，村与村之间在边界交接，显示很强的组织性和地域特征。这种以地缘和血缘组织连接而成的神明祭祀网络，在闽西各地经常可以见到，在诏安县南部的福佬人居住区也存在。但各地崇拜的内容及其组织形式均有所区别，这是不同区域内经过长期历史演变的一种结果。

霞葛江氏除了对神明的崇拜外，其宗族文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风水，甚至把宗族的兴衰与风水直接联系起来。在《江氏族谱》里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方面的文字，如清朝初年有一支迁往南坑的房派人丁稀少，修谱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卒而神主无处安置，祖骸埋葬埔上”；加上明朝末年有位后代因贪图钱财，竟然把自己祖先的坟地盗卖，“掘棺火化，改埋塔行背，山飞水走，安能发福？”与此相对应的，如果有些房派人丁兴旺，修谱者就特别加以点评，“此派丁财较兴，善寻风水也”；“记上一派丁财大发，而房份不均，乃风水使然也”。在记述八世祖次林公的世系以后，族谱编撰者又不无感慨地说：“按次林公子孙仅传五代，几无一线之系，何衰微至于斯极其？盖由树德堂宗祠面前砂走窜而酉水来朝，有干于二房。加之池口坑祖坟案外一水直流，靡所底止。况自己既无私地，又无住场，故衰微至此耳。由此观之，风水之所系甚大，为子孙者不可不三致意焉。”此类感叹真实地道出了族谱编撰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这也是普通百姓一直在接受熏陶的一种传统观念。

由于祖坟、宗祠的风水关系重大，因此江氏族人经常请人代为寻找好风水，而且还不时有人去学习堪舆，充当“地师”，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江氏四房第五世祖糜仙公。据族谱载：他身材魁梧，赋性颖悟，对古书的理解力极强。中年“善习堪舆、星士家言”，于是拜当时诏安的名师许宾为师。平时不爱喝酒，也不喜欢吃干饭，一吃干饭就“喉哽”，只能喝粥。由于他“为人择吉卜葬，吉凶断验如神”，因此乡人称他为“糜仙”。明嘉靖初年，糜仙的兄嫂去世。此时他有一块“名地”是许宾选中送给他的，他拿出来埋葬嫂子。后来，长兄的两个房派都很发达。族谱说：“今长次两房丁财兴发，实此地之庇荫也，宜念德而毋忘所自哉。”这个记载是从表彰“糜仙”的角度说的，但却反映了普通百姓追求并崇拜风水的事实。由于一个有“灵气”又能得到适当使用的风水宝地据说可以“庇荫”子孙，因此寻找这样的地点就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重风水的观念在传统社会里相当普遍，并非客家人所独有，有区别的只是流派和民众崇信程度的不同而已。霞葛江氏的聚居地，以及邻近的官陂、秀篆两个乡镇及太平镇的一部分，历史上被统称为“二都”。这里与平和县大溪、广东饶平北部等地连成一片，是客家人的传统居住区，至今仍是如此。道光年间，曾到诏安任知县的陈盛韶就发现“二都”的民众特别崇拜风水。他在《问俗录》中写道：“二都界连粤省，山深气寒，民愚而蛮，乔而野。父母死，治丧重陈酒，衣衾棺椁不以介意……其民惑于风水，一棺落穴，前后左右俱防冲煞。数里之地，忌戕山脉，社庙香火所照，以为大不祥……且葬至数年，家有灾祲，复开棺检枯骨而洗之，拾诸瓦坛。其坛高尺许，名曰金罐。瘗诸山麓向阳处，半露于外，俾受日月光华，如是者有年，乃迁葬。余出示严禁不止。”^[15]很显然，所谓客家人的“二次葬”习俗，实与风水观念有关。而诏安“二都”的这些客家丧葬习俗，又是在长期的山区生活中，由畲、汉等族群的底层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一个区域性族群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背景，霞葛江氏的宗族文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