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形势的挑战及应对

（一）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就业形势

2017年8月，特朗普宣布对中国重启“301 条款”调查。2018年3月23日，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投资，并对价值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方要求中方在短期内必须将对美顺差削减1000 亿美元规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商品和服务贸易战，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场“就业战争”。出口贸易与消费、投资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虽然出口贸易比重近年来在GDP总值中一直占到10%以下，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依旧不能小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9%，城镇新增就业1351 万人，这意味着GDP每增长1 个百分点，就能拉动新增就业195.8 万人。同年我国货物净出口为28 718 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1%或0.63 个百分点，创十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说，货物净出口在当年的城镇新增就业中，贡献了约123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因此，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势必会对我国出口相关企业的就业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

首先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干扰”，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出口的负面冲击大概率在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开始逐步显现并加重，可能对我国就业总量的增长形势形成较大压力。其次是结构性影响，贸易摩擦升级会促使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中的行业和企业就业减少，长期也必然波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和企业的就业。从不同区域角度来看，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例如东莞、深圳、珠海、苏州等城市的出口依存度都超过70%，对美出口大约占这些城市总出口额的20%左右，这些城市的就业规模可能受到较大冲击。从就业群体来看，对农民工的冲击最大。贸易摩擦升级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而农民工有近三分之一分布在制造业领域，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农民工的大量失业，而他们由于知识和技能提升所限，再就业能力普遍较弱。最后是对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影响，贸易战加剧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外转移、使就业流失过快，可能导致较为密集的群体性失业。

（二）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冲击就业市场

2019年末，一场牵动人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春节弥漫开来，被称为COVID－19 的病毒在全球传播，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在举国抗疫的努力之下，我国疫情得到了较大控制，保证了国民的切身利益。从就业层面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造成了一定冲击。

首先，短期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应减少。经济发展速度对就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2019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就业人员为44 247 万人，依此推算城镇劳动力为46 674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为2427 万人。疫情终将过去，但是在短期内疫情会对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产生不利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呈负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应“减少”。

其次，本土和海归高校毕业生规模都在逐年增加。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约874 万人，不仅规模最大，而且相比上一年增加40 万人，增幅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在国内高校毕业生规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留学回国的毕业生规模也在逐年增加。2015—2018年，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分别为40.8 万、43.2 万、48.1 万和51.9 万。2019年和2020年估计仍然保持增长的趋势，2020年的规模估计在60 万人左右。国内高校毕业生与留学回国毕业生之间存在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就业中彼此竞争。

再次，2019年高校毕业生落实率为80.2%。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的样本包括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7 个省（区市）32 所高校的16 571 名毕业生。调查显示，2019年，已经确定单位、国内升学、出国出境、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其他灵活就业的学生人数占比分别为37.4%、25.3%、4.9%、3.7%、2.3%和6.6%。以上6 项占比的合计为高校毕业生落实率，为80.2%。此外，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其他的占比分别为12.3%、3.8%、2.3%和1.4%。与2017年相比，2019年的就业状况相对较差。从已经确定单位的占比看，2019年的占比下降了1.4 个百分点；从待就业的占比看，2019年的占比上升了2.2 个百分点。此外，2019年出国出境和自主创业的占比分别下降了1.0 个百分点和2.4 个百分点，说明出国出境和自主创业的难度都相对增加了。^[9]

最后，从2003年的“非典”看“新冠”。2003年是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后入学的本科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年，也是发生“非典”疫情的一年。数据显示，这一年，高校毕业生待就业的占比为35.8%，也就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毕业生在离校时尚未找到工作。此次疫情与“非典”的开始时间一致，都是上一年的12月，都对上半年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少”造成的，规模效应显著。以2003年为例，许多应届毕业生在上半年由于被封闭在校园内耽误了求职，在疫情结束后的下半年纷纷找到了工作。因此，就业难的问题是短期现象。(www.xing528.com)

（三）青年啃老现象大量存在，给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就业问题关乎国家的未来发展。但是，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的结构性矛盾，许多青年人包括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遇到重重阻碍，于是派生出这样一类群体——啃老族，即主动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销往往不菲。啃老族年龄基本都在23～40 岁之间，并有谋生能力，却仍未“断奶”，得靠父母供养。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这类群体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在遇到困难时轻言放弃，甚至有些青年人从心理上就没有“去工作”这种认识，全盘依赖父母，造成了严重的劳动力浪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青年问题事关国家未来，需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啃老族并非只存在于我国，甚至在倡导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啃老”也成了常见的社会问题。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显示，韩国57%的青年人为“啃老一族”。在成年后依然无法独立，需要父母给予经济支援。韩国成人中啃老族共计631.7 万人。此类人群经济活力指数低于同龄人11.8%，对韩国社会的认识指数低9%左右。另外，在韩国，没有工作、也无心找工作的青年人为156 万人，在15 ～29 岁人群中占比为16.6%。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韩国青年啃老族比重为18.9%，较OECD 平均值（13.9%）高出5 个百分点。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的啃老族达63 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个新难题——中年人也加入了“啃老大军”。据日本内阁府统计局调查显示，2012年，日本45 ～54 岁的中年啃老族人数，已经超过了45 万人，在规模上已逼近由15 ～34 岁人群组成的啃老族。

“啃老”现象的日益严重与青年失业率高及房价过高有关。有关数据显示，在欧洲一些国家，青年失业问题特别突出，不少国家青年失业率比总体失业率高1 倍以上，如在西班牙，青年失业率曾一度接近50%。青年失业率高，使他们更加依赖父母。青年失业问题也成为我国就业中最突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一方面，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民工荒、许多企业“招工难”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或找不到工作，或不愿工作，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啃老族”问题突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二级城市房价过高。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包括中国、墨西哥、美国等9 个国家）显示，中国的80 和90 后年轻人住房拥有率高达70%，遥遥领先第二名墨西哥（46%），也是美国该项指标（35%）的2 倍水平。这过高的青年自有住房率也很大程度上是“啃老”的结果。同时，由于青年自有住房率高必然会抬高房价，这又迫使另一部分青年与父母合住，用另一种方式“啃老”，这无疑加剧了一些老年人的负担，降低了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四）深化经济改革对中小企业和传统城市服务业带来冲击

我国经济破旧立新历史发展进程和政策操作层面的不周全对当前就业稳定也带来一定压力。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逐步显现。

首先，一些中小微企业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调结构过程中，由于自身产能落后、产品质量差、经营不善、负债较高等问题，无法适应新政策新环境而面临倒闭的风险。同时，在具体政策落实层面，可能对中小企业存在一定的市场歧视行为。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由于中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贷款不良率较高，造成基层银行机构不愿贷不敢贷，导致很多中小微企业根本贷不到钱。另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中小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他们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另外，由于原材料采购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较高的税费负担，中小企业发展确实面临一些突出困境，给当前就业带来较大压力。

其次，城市化的发展要求许多大中城市改变现有的传统建构模式，以更好地推进现代化的建设。但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忽略了传统城市街道的多元功能，因此城市街道经济功能的衰落也对传统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市街道除了具有交通功能，还有最为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城市经济最有生命力的细胞，即大量不同功能的沿街商铺为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是城市就业的重要载体，对城市生活和就业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城市房价的上涨、电商的冲击，许多实体商店面临倒闭，而且有些地方一味追求城市街道的整齐、高档，而严重忽视街道的多样化经济功能，致使许多街道拆除了、赶走了大量沿街商铺，甚至完全取缔了便民惠民的“路边摊”和“临时集市”，这些偏差不仅明显减少了一些传统商业的就业机会，也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对此，要从稳就业、便民生的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切实振兴街道经济，避免城市传统服务业的过多过快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