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平台及教学与实践的整体平台的建立，同济建筑系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发展基础。然而，由于特定年代的影响，同济建筑系的发展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历经艰辛。尽管如此，同济建筑仍然不懈探索中国现代建筑之路，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被称为“同济学派”和“同济风格”[3]。“同济学派”和“同济风格”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富于理性精神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建筑思想。
同济建筑学教育的传统主流源自现代主义建筑重技务实、革故鼎新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与包豪斯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从圣约翰大学来到同济建筑系的黄作燊曾师从包豪斯校长、现代主义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冯纪忠与金经昌在留学欧洲期间都已形成完整的现代主义思想；以李德华、罗小未等为代表的一批自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学者也曾师从包豪斯的教授。这些接受了现代建筑教育的学者将新思想带到同济建筑系并影响了更多的建筑学人，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并不断发展的思潮。
“同济建筑学受到包豪斯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外源折射，而是吸收能量后的自我发光。”[4]尽管同济建筑体系具有深刻的“包豪斯基因”[4]，但是“同济学派”在其中又融入了自身的特点。以冯纪忠为代表的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在接受西方现代建筑学教育之前就已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他们在掌握西方的工具理性之外，更多了一层融贯中西的价值理性，即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想中，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意象”与“情境”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建筑思想的内容。
与国内当时的几所建筑院校的“金字塔形”教师队伍和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不同，同济建筑呈现出独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古典复兴建筑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建筑思想与“学院派”思想长期共存、此消彼长，同济建筑始终没有放弃对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也体现了同济建筑学的现代建筑思想的深刻根基。由此可以看到，“同济学派”秉承了现代建筑的理性精神与“包豪斯基因”，同时也保持了兼容并蓄、流派纷呈及开放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不断尝试着新的探索，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现代建筑思想的内容。而同济建筑“新三届”群体所传承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同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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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贝聿铭教授来建筑系讲学
图3.迎新会标志牌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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