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百日维新中的政治态度与行动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德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读历史的人往往认为光绪皇帝是一个维新派的皇帝，也就是说，这个皇帝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路线，只是遭到了惨败。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区别，前面已多次说到。前者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后者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组织上，他主要也是倚重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他在百日维新一开始时就想把张之洞召入京城，他的军机四卿中就有两个张之洞的人，那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而倒是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光绪皇帝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依附关系，不能独立地打开局面，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皇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也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上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他的这种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允许资产阶级发言的限度，仅仅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但维新派对这道上谕的意义竭力加以渲染。梁启超说：“即今日全世界之国，号称最为文明者，亦不闻举国士民皆可上书于其君，而惟我皇上有之，以从古最塞之国体，一变而为最进之国体，呜呼！有圣主如此，宜上下读诏书者莫不流涕也，一州县递折，本朝已无，至于士民上书由道府代递，……此则中国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所未有者矣。呜呼！非圣主而能如是乎？”其实，仅仅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离“最为文明的”、“最进之国体”，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这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和《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的中心内容。这个“制度局”所要起的作用，在后一个奏折中说得较具体，那就是要对变法的“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榷，重为草定”。制度局下面又设法律局等十二个局来分管各事。很明显，康有为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康有为还认为：“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这就是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因此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交给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拖了两个多月，庆亲王奕（他这时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大臣）复奏，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这些大臣们的坚决抵制。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锋等于六月十五日复奏，提出了些所谓“变通办法”，把康有为的建议在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说：“皇帝延见廷臣，于部院卿贰中，如有见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应轮流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此制度局之变通办法也。”按这种办法，康有为所说的“草茅才士”是没有份的。对于世锋等的复奏，光绪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康有为只好叹息说：“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

光绪皇帝把这件公开斥责“老耄守旧之人”的奏折交给“老耄守旧之人”去会议，把削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地位的主张交张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征求意见，这个做法本身就和康有为的建议精神相反。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渺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下诏部议”，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皆成虚文”。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呈上断自圣心”、“惟皇上干纲独揽，速断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他的处境使他只能采取这种政治态度。

梁启超认为，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令各衙门删改则例，另定简明则例，这是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一种苦心。“盖制于西后，未敢开局大修法制，先借是为嚆矢耳”，实则修改旧衙门的办事细则，同开制度局规定宪法、全面变法，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他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振兴商业”的口号是洋务派也赞成的，但他们的办法另是一套。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四月二十四日的上谕说：“前经该衙门（指总理衙门）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着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六月初七的上谕又说：“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这两道上谕都说，由地方长官拣派和督率“员绅”来办商务局。“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科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专就商务问题上了两次奏折。第一次的奏折原件已佚失，只在《自编年谱》中有记载：“六月一日，乃上商务一折，请令十八省各开商务局，先在上海、广东善堂中，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限两月内草定章程，呈总署进呈御览，荐上海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广西龙泽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抚议行。广东商务局七十二行，即举何穗田为总办”。上面提到的光绪皇帝六月初七日的上谕，实际上否定了康有为的这项建议。他指示刘坤一、张之洞拣派员绅试办，而不是“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

六月十五日，康有为又上了一道《条陈商务折》。在这次奏折中，他代表商人电诉了得不到政府保护，反而受到官方欺压的痛苦：“商官商律不设，故无以定价值之低昂，治倒帐之控诉，治伙友之倒亏，治滑奸之诓骗。银钱无定价，则受平色之困。行规不与官通，则官可任意遏抑。体制又与商隔，则肯吏可惜端欺凌”。根据这种情况，康有为提出：“窃谓朝廷若不设立商部，乞即以总理衙门领之，令各省皆设立商务局，皆直隶于总理衙门，由商人公举殷实谙练之才数人办理，或仿照广东爱育堂商董轮办章程办理”。他希望借北京总理衙门的大官的权威来使商人摆脱地方官员的欺压，希望各省商务局完全由商人来办理。但是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的上谕重申，要求“各省督抚”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与康有为所上奏书的调子显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绪皇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这道上谕虽然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当时，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的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机关统管，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洋务派地方官仍主张分办，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势力。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设立的农工商分局则是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不过是赏给三品卿衔的道一级的官员，当然管不了各省督抚。而且这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与维新派毫无瓜葛。所以这道“训农通商”的上谕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

康有为关于废除厘金的建议，也遭到光绪皇帝的拒绝。对于厘金制度，当时已是怨声载道。这种苛暴的税收勒索，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窒息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在七月间的《奏请裁撤厘金片》中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厂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托为巢穴，每省厘卡百数，吏役数千，……胥役咆哮恐吓，锁拿逼辱，小民畏累，皆如数而偿，得赃放行，饱其私囊，否则船货充没，锁禁交加，或且鬻卖子女，以偿罚款，如斯之类，殆难悉数”。他认为：“似此弊政，病国害民，岂皇上爱戴元元，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关于厘金问题的上谕，其中说：“即如厘金一事，起自军兴，为东南各省饷项所从出，经曾国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称最善，行之既久，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集，利析秋毫，徒滋纷扰。值此帑藏奇绌，需饷浩繁，户部职领度支，当思如何兴利除弊，如何开源节流，统筹全局，力任其难。总之理财之道，取之农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这道上谕实际上是为厘金制度辩护，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在这个问题上，光绪皇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www.xing528.com)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康有为看来，八股改成策论，不只是个形式问题，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过策论的考试，“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是要把西学引进策论之中。

光绪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废除了八股。但是，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形式而不废内容。上谕中说：“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紧接着马上又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底，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吏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彻头彻尾是洋务派的主张。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发出了《妥议科举新章折》。所谓“妥议”，就是说康有为之议不妥。这封章奏与康有为的建议针锋相对。六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大肆表扬张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张之洞所提出的乡会试分三场考试、第三场试四书五经的方案。对两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争论，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芬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就这些建议的内容来看，康有为同洋务派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据各种记载，这件事的直接发动者是翁同和，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用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所以明定国是诏书的发出，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和和徐致靖这样的老官僚。至于杨深秀前面已说过，虽在政变后被杀，却并不是个维新派。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国是”，其实并不真是维新派所说的“国是”。

康有为在定国是的奏折中，先是大讲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指出：“非大举誓礼，明定国是，昭示圣意，伸万众回首，改视易听，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趋也”。至于定什么国是，他只扼要讲了两句话：“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话虽少，是讲出了要害问题的。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也说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所以其实是一件事。定国是的诏书中就指出：“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以后诏书又说：“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着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亟于此者”。这都是明确地把练兵作为“第一大政”，重点是很清楚的。这是洋务派的老方针。在光绪皇帝亲政后，洋务派胡燏芬在二十一年（1895年）就曾上奏认为“目前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嘉奖。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

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都说兴办工商业，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发展资本主义，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筹集军饷；都说兴办学校，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开民智，洋务派的着眼点在训练洋务人才；都说选拔人才，维新派的着眼点在“从事科学，讲求政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务派的着眼点在“杜绝滥保”，选用“体用兼备”的“通儒”；都说向西方学习，维新派的着眼点在效法西方国体，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练洋操洋炮，等等。在这些方面，光绪皇帝都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的。

光绪皇帝究竟实行什么路线，从他对张之洞的《劝学篇》所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张之洞这篇东西是专门攻击维新派的，列举维新派的观点，逐条批驳，破口大骂。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两次发出上谕推广《劝学篇》，大肆表扬张之洞，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稗益”。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和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翁同和看中了康有为的才能，认为他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徐致靖在《保荐人才折》中，推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是“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认为康有为“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他们引荐维新派，使维新派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

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康有为也提出破格擢用小臣的要求来为维新派争取政治地位。两人所说，表面上相同，实际的阶级内容并不相同。且不说光绪皇帝还不能区别这两种说法的阶级差别，即使他能区别，由于他企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变法”，由于维新派衷心地拥戴他，而且他面临着同慈禧太后争权的斗争，他仍然会把维新派引为同志，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眼前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光绪皇帝没有放手地起用维新派人物。卓有声名的康、梁两人虽蒙召见，却都只得到了六品衔的小官。光绪皇帝固然无权任命二品以上的大官，但有权至少给他们以谭嗣同一样的品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当时的人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康、梁所受到的待遇不是破格地提高，反而是破格地压低。可见光绪皇帝是不想因信用维新派人物而冒风险的。那么，谭嗣同的思想比康、梁更激进，为什么会较为受到重用呢？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康、粱的名声大；足以表现他的思想的《仁学》，秘不示人，还很少有人了解；他又是世家子弟，易为统治集团所接纳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