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李泽厚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对当时学术界关于《大同书》性质的各种歧见提出质疑，认为《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达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以《文史哲》为阵地，关于《大同书》性质问题的争论。以汤志钧为一方，以李泽厚、张玉田、林克光为另一方，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学术争鸣。主要分歧在于：汤志钧不同意李泽厚的“进步”说，认为该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注18）。李泽厚在回答汤志钧的论文中反驳说，汤志钧不去具体地研究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及其与当时社会历史情况的真正的内部联系，而仅凭借考证作品的写作年代来想当然地判定其价值和作用，这种研究和论证的方法是很不妥当的；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汤志钧的考证也是站不住脚的，批评汤志钧断定《大同书》写在190l一1902年因而代表一种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是臆断妄说，并表示坚决不同意汤志钧认为《大同书》之作是为了“麻痹群众”、“反对革命”（注19）。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本着自由争鸣的学术规则，有问有答，反复争论，但并未取得共识。
到了80年代，这场争论仍余波荡漾，陈慧道写了与汤志钧商榷的文章，不同意汤志钧关于《大同书》“只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的说法，认为“《大同书》所设想的大同世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天壤之别的、纯粹空想的、最美妙的社会，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注20）。笔者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参加讨论，引起了早年受过《大同书》影响的越南革命家黄文欢的关注，他赋诗评论说：“南海先生说大同，忧时悯世尽由衷；莫因失误加低贬，进步精神贯始终”（注21）。此等评论，立一代学者风范。世界各国学者，如美国的汤普森、前苏联的齐赫文斯基、瑞典的马悦然都撰文把《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进行比较研究。萧公权说：“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注2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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