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引爆大革命风暴

随着“五卅”运动以来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革命领导权问题也存在分歧。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已有进一步认识，而陈独秀等人仍持消极态度。为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革命的经验，确定今后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局的报告，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发表了《告农民书》。会议还听取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议决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和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已明显地站在领袖地位，“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而由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已经一天天地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因此，会议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导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方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会议在讨论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问题时，陈独秀提议“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时如果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严重削弱国民党左派力量，右派将乘机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因此，会议不同意陈独秀的提议，认为这时看不到右派的妥协，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但是，认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错误。”会议决定“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但由于受陈独秀的影响，决定将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分离称为共产派，并规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同时还决定：非必要时“新党员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些决定虽然否定了退出国民党，但显然没有准备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

2．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会议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南部和中部省份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历史上的责任”。党应该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这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会议于10月10日发表了《告农民书》，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但这“须革命的工农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实现。当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是：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遍选举法直接选举；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等。

3．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趋向，确定了党在职工运动中应采取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奋斗中得到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以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沉的了。”但需要“积累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斗争。”为此，这个时期，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方针主要是：要努力工会的发展及巩固，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时不可忘了经济要求；要力争工会组织公开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秘密组织之准备”；要通过党在工会中的组织，做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触”，“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等等。(www.xing528.com)

4．分析了党组织的现状，强调了扩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组织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措施。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为此，要扩大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并决定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和党团。会议还决定设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这也表明党已开始重视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在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基础上，确定了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决定壮大党的组织、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为迎接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斗争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会议对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严重意义，以及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没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