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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崛起与大国争霸:春秋思想解放

时间:2023-10-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时期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是士人的崛起。一大批士人奔走呼号,引起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大解放。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学术下移”,为这些士人的能量释放创造了用武之地。在春秋之世,士人实际上是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并且影响了世风世俗。士的崛起,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大解放、大争鸣。这就给了士人自由解读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机会。在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了。

士的崛起与大国争霸:春秋思想解放

春秋时期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是士人的崛起。一大批士人奔走呼号,引起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大解放。

据传,“士”这个概念是古已有之的。从“士”的字形上看,它像是手执武器的人,因此它的初义很有可能为武人。不过,后来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它的含义泛化了,人们把担任官职的人统称为“士”,如“诸士”、“士庶子”等。从当时的情况看,“士”都是受过相当程度的良好教育的,这种教育周王朝称为“造士”。士的素养不是天然生成的,是通过教育打造出来的。“立四教,诗、书、礼、乐以造士。”(《仪礼·王制》)所以一般而言,说他是“士”,总是与这人受过良好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西周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士的言论、行为、思想方式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周王朝所制定的种种规范的约束。但是,一旦他们被解放出来,作为知识者,他们身上蕴藏的能量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学术下移”,为这些士人的能量释放创造了用武之地。

学术下移和私学的兴起是相伴而行的。一般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私学的创始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属于春秋中晚期人。孔子、墨子孙子老子等私学大家培养出了大批的读书人,再与旧政权中分离出来的那一批文化人合流,汇集成了特有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士人队伍。也就是说,到春秋晚期,士阶层完全形成了。

这些新兴的士人在纷乱的春秋之世有何作为呢?韩非子在《显学》篇中作了很好的归纳,他说:“(士人)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这里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道出了士人所做的四件大事:

一是“藏书策”,也就是收藏历史典籍,分析列国史事,从中剖析利害得失。这十分重要。可以说,春秋时代,那些士人都是历史学家,孔子说自己“好古”,就是指历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重点是三代史,但也研究一些黄帝时代的远古史。

二是“习谈论”,也就是练习谈说之术。当时的权还是掌握在大小诸侯手中,士人是要通过谈说以达到“取合诸侯”的目的。士人的谈说艺术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各家士人都十分重视谈说的艺术,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演讲术”。重谈说艺术,以墨家为尤。在实践过程中,墨家创造了“墨辩”,这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之篇,通过“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列宁说:“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18]中国的春秋时期是逻辑学生成并获得相当发展的时期。(www.xing528.com)

三是“聚徒役”,也就是招收门徒,扩大队伍,实际上也就是办私学。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像孔子、墨子这样一些大师级的士人,第一代门人大约都在千人以上,门徒又传门徒,就拿春秋之世来说,孔子的门徒和墨子的门徒都已传了三代到四代,代代相传,该有多少士人被私学培养出来。

四是“服文学而议说”,就是用文学书籍的典故来作为谈资,引经据典,以为说服人的资料。这里说的用以议论的“文学”指的是诗、书、礼、乐。这些是大家公认的先祖传下来的文学经典,引之是有说服力的。读一读《论语》和《墨子》,他们引诗、书、礼、乐之处多达数十处,为的是用这些公认的典籍说服人。

《韩非子·显学》有关“士人”的记载

士人们这样做有没有用呢?有用的。连韩非子也承认“世主必从而礼之”,不少作为诸侯的“世主”见他们讲得头头是道,也就照着他们说的做了。在春秋之世,士人实际上是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并且影响了世风世俗。据记载,晋国的执政赵襄子,听了相关士人的动人心弦的谈话以后,在一天之内就提拔了中牟县庶人出身的士中章、胥己两人为中大夫,从而使“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其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地区有一半人是“随文学者”可能有些夸大,但士的兴起并被重用,那确是事实,也必然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可以说,士是私学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士的崛起,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大解放、大争鸣。这种思想大解放是全面的,从怎样看待天道,到怎样治理国家;从怎样关注民生,到怎样调动民力;从怎样培育人才,到怎样使用隽秀;从如何发展农耕,到如何利用农具;从如何理解礼治,到如何法礼兼治……墨子行走于列国之间,打出的旗帜是“一天下之和”,也就是一切要放在“和平”的前提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孙子则主张战争不可避免,力主“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并写出了被世人称为“万世兵经”的《孙子》一书。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观念去理解世界,也都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案。

辩论过程中,少不了要引经据典。在对经典的理解上,士人们也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解说。史家称之为“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这实际上是一件大好事。那些经典,原是西周时期的教学用书,解释权在王家手里,容不得谁人说三道四的。现在不同了,由于王权的败落,就再也无人干预经典如何解读了。这就给了士人自由解读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机会。比如以前对经典上说的禅让制度,大家都是拍手称好,现在思想解放了的士人会有种种看法,甚至认为三代时势原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在三代时就有种种阴谋和残杀,实际上“禅让”云云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有人甚至认为“禅让”制即使有,也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尤其到了尧舜时期,这种制度已进入了衰亡期。这样解读经典,在“学在官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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