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17]《礼记·仲尼燕居》在孔子看来：“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18]（《论语·泰伯篇》），由此可见，敬、恭、勇、直、慎等有德之行，均属仁之范畴。故而，关于“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9]（《论语·阳货》）关于“仁”与“礼乐”之间的关系，孔子感叹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0]（《论语·八佾》）由此可见，“仁”成了儒家的人性根基，兼备敬、恭、勇、直、慎、宽、信、敏、惠、礼、乐等综合素养。诸如朱熹认为：“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答陈器之》）中国的“仁”包括诸多道德条目，这些道德条目注解了中国人性“仁”之基准上的纷繁复杂。
要真正地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就需要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人品格的培养方面入手，像我国传统文化那样从人自身卓越品性提升的角度入手，重视人的品格教育，使道德观点深入人的骨髓中去，内化为人的内在品性的一部分，足以抵御不良风气的侵袭，也可以使人的灵魂受到净化。我认为可以从我国传统道德提倡的“仁”做起，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具体来说包含以下方面：敬、恭、勇、直、慎、宽、信、敏、惠、礼、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德、诚、和等。
1.“仁”：志、宽、德
中国古代先贤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和天地自然相互牵扯、互相依靠，天地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浑然一体（天人合一），互相依靠，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转。人的道德就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天人合德），正如《周易大传今注》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1]古代先贤认为人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是依从了道，人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行事就具有了德，人做到了这两点就是有道德的，人有了道德就会与天地自然和社会和谐共生。正如张载对“天人合一”的注解，“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这里所谓“诚”，指对天道的理解而达到做人的境界，“明”是认识理解世界。这就解释天人合一的境界：人能有远大地理解天地自然、他人、群体的境界，就能具有道德，具有了道德的境界后，人就可以从容应对世界。
“天人合德”促进了“天人合一”，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人有了胸怀天下的大的视野和情操，因此，为人、为己、为天下者从表面看起来不相关的三件事情便通过“天人合一”的理论变成了一件事情，这也就完美地解释了“仁”的原因，奠定了“仁”的道德观基础。“仁”的道德观念的建立既强调社会生活中人的主体道德地位，又关注人生活世界中的自然、他人和社会，注重人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完美融合，和谐发展。“仁”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克服了把个人置于中心地位，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的缺点。也赋予了“仁”远大的道德理想境界，“仁”因此也就促使个人在道德的境界中要立志高远、胸怀天下、厚德载物、宽容负重。
人生活在世界上总会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由对理想和价值的思考会形成个人的人生理想。人对自身的意义、价值和理想的理解会决定个人发展的方向，成为个人发展的动力。人对自身的意义、价值和理想的理解会给人带来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力量促使人憧憬美好的未来，克己自制、克服困难、奋进不止，乐于奉献和牺牲。因此对人的志向的塑造和培育是十分必要的，我国传统道德观就十分强调对人的立志的道德教育，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国人认可，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给孩子起名包含志这个字，比如：大志、有志、宏志等，希望孩子志向高远，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其共同点就是强调以公义战胜私欲，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在先贤们看来，“公忠”之德的最高表现，就是要胸怀天下，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无私奉献。奉公尽忠思想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自觉报效祖国，献身于国家、民族，这成为我国一代代英杰自觉修身的重要内容，并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例如，林则徐信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格言。先秦时，孔子就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突出了“志”在立身做人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精神提倡“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主要宗旨在于提倡以公义战胜私欲，自觉报效祖国。这是我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的力量源泉。在为群体理想奋斗之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和感人的业绩，铸造起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祖国的利益奋斗不息。
“仁”爱意识推动人仁爱他人，爱惜他物，由仁人而利人、助人、富人，追求实现美好的和谐共处的仁爱世界。因为“仁”追求的不是个人一己的发展，而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和幸福完善。人因“仁”的品质而会有崇高的志向、宽广的胸怀去包容他人。如《周易大传今注》倡导：“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2]即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2.“仁”：孝、慈、爱、敬、谦、礼、让、和
“仁”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人道精神，仁体现了一种对待人类群体的态度。人与人通过仁这个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提倡：孝、慈、敬、爱、推己及人、天下为公、博爱大众、利民济世、与人为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和为贵等精神。古代先贤把“仁”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仁”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人与人的道德本质，更能体现道德本质，极具思想活力，具有永恒价值。把他人利益、群体利益当作个人利益一样考虑。这很容易形成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培养了个人对他人发展、国家盛衰、人类兴亡的感同身受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视人如己的价值观便于组织内部的和谐、协调、团结，使人群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克服组织内部的不良竞争和内耗，能同舟共济稳定发展。在人与人争端的群体中，诸如：家庭、国家、社会等群体中，仁可使人际关系和睦、友爱、和谐、群体稳定。消除了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顾他人的现代犬儒主义。
“仁”的价值从古至今一直颇受关注，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儒家提倡的“仁爱”“爱人”“爱众”“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家所谓“兼爱”“爱人若爱其身”。道家提倡的“慈爱”。现代我国共产党人关注仁的道德修养，非常注意培养自己仁爱大众、利人济世的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将仁爱之心付诸实践，“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鳃、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提倡的尊老爱幼、济困扶危、体恤孤贫、风雨同舟、和平主义等思想就是仁的精神的体现。
古代先贤在推论“仁”的道德观念时，以人性的血缘关系的本性作为基础，“仁”先是表现为对亲人的孝、慈、敬、爱，然后能够按照这种情感推己及人，达到与人为善、以和为贵、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然后达至博爱大众、利民济世、天下为公的境界。孔子认为血缘关系代表了人性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孔子眼中，能对他人仁爱的人就是人，而按血缘关系外推，是有远近差等的。孟子驳斥夷子时说过：“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23]《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人对人的爱肯定是依据亲疏而不同的。尊老爱幼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传统的社会公德。作为传统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尊老爱幼历来为我们民族高度重视。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即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以及人之老，以“老吾老”的感情推及到去尊敬天下的其他老人；“幼吾幼”，即抚爱、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然后进而“以及人之幼”，即以对自己子女的爱心推及到去爱天下人的子女。汉代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出发，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自然之质，人的情感有近远之分。儒家是从爱的现实血缘亲疏差异出发来看待人性的，即人都是爱自己、爱父母、爱妻子儿女。从这个出发，扩充到爱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墨子很清楚社会之乱的根源为“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24]（《墨子·兼爱上》）墨子认为子爱父，弟爱兄等天伦是合乎人性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天道自然而无为，预示了血缘关系亲疏自然的人性理论。“无为为之之谓天”[25]（《庄子·天地》），在庄子看来，合适的人性就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反之就是破坏人性。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曾在《解老》中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26]他认为天道血缘亲情是自然的万物普遍规律。所以中国的“仁”观认为人性要从血缘关系的亲疏来考查，由近及远达至“仁爱”的境界。
怎样才能体现对他人的“仁爱”呢，传统美德认为谦、敬、礼、和是个人修养的境界，体现了“仁爱”的为人处世的道德要求。谦即谦虚，能以大的视野看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正确对待自己已取得的成绩，看到别人的长处，戒骄戒躁，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的一滴水，虚心谦和地处己；敬即尊敬自然、社会、他人、他物，尊重、敬重、重视世界，人的内心里都渴望得到尊重，但只有尊敬他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尊敬他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是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礼，指待人以礼。指的是待人有礼貌、讲究礼节。“让”，指谦让。圣贤有云：“让者，德之主也。”[27]（《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四》）“让”体现了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情感的体认。和，指的是“以和为贵”的精神。对于古人来说，群体内的“和”使人际关系和谐，这会促使整个群体共同发展。古人强调人要合群。人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需要和他人共同维护群体的利益，保证了群体的利益，才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为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群体中的地位，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大家的认同，获得相应的满足感。人需要有道德理性，理解“和”是自己在群体中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和”为价值取向，与他人和谐相处，保持群体和谐，主张“非攻”的热爱和平精神。
我们的祖先一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墨子明确提出“攻战而不可不非”，这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已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以公灭私”“天下为公”“主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等在这里贯穿着这样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意识：严己宽人，宽则得众，和则同心，与人为善，人亦与己为善。讲究宽容，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对待他人的缺点和错误，恰当地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这种传统美德。古人看到“和”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价值，天地人和，则万事成。于是就有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关于和的谚语，这体现了自古以来我们对“和”的传统道德的认同。传统的“仁”所具有的孝、慈、爱、敬、谦、礼、让、和等美德对于我们现代道德文明的构建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它对促进健康社群关系的形成极为重要，它足以抵御现代犬儒主义道德冷漠的道德状态。作为美德，孝、慈、爱、敬、谦、礼、让、和带来的是人与人的关爱和温暖的生活。
3.“仁”：义、忠、廉、耻、诚、信
仁、义、忠、信一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其道德观念一直扎根在我国古代社会人的道德心灵中。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曾对儒家的义、忠观念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结束后，人们反思和批判盲目忠君，只顾义气，不顾其他的封建思想。但是仁、义、忠、信还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提倡的观点，它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盲目忠君、意气用事，现在仁、义、忠、信的观点往往意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诚友善、忠于职守、见利思义、大义凛然等的道德品性，仁、义、忠、信在现今社会仍具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
义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从我，从羊。“我”是兵器，又表仪仗，而仪仗是高举的旗帜：“羊”表祭牲。合起来的意思是为了我信仰的旗帜而牺牲。本义：为了我信仰的旗帜而不惜牺牲。义指人重气节和操守，注重维护道德尊严的精神。古人十分重视义的道德修养，孟子就说过，“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将“义”比自身的死更为重要，“义”为有道德的人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仁”与“义”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历来被中华民族无数道德家所景仰与赞美。人们认为在面对人身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仁人义士可以不顾自身生死去维护正义，这是道德至善、至美的境界，启迪人们为了捍卫正确的事情勇于做出牺牲，有大无畏的壮志豪情。
在社会经济全球化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我们无疑要面对义与利的问题，形成对义与利的看法和观点。在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古代，义利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处于义利纠葛中的人们。义利观便是人们在面对义与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传统的义与利的道德观十分明确，它认为在利益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利高于私利，不能只求利而违背义，必须遵循义高于利的原则，需要“见利思义”。先贤们对义利观做出了诸多有意义的建议。孔子认为遇到义利冲突时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8]（《论语·宪问》）对于见利忘义的做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9]（《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0]（《孟子·滕文公下》）明代于谦认为：“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唐朝的孟郊认为：“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史可法曾经说过：“头可断，身不可屈。”夏明翰说过绝世名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等，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精神。他们的观点表明了我们在面对人生选择时，要坚持义道，自尊自爱、正气浩然、人格独立的崇高气节，鄙视没有骨气的行为。所谓“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自古以来有人格尊严和仗义的“硬骨头”的人备受人们尊重，他们也受到了社会的推崇。由此可见不论是“以道制欲”或是“见利思义”又或“为义抛利”“义以后取”。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对“利”要取之有道，用“义”理性地制约“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下，对于义与利，我们应该重义轻利、以义求利。
鉴于对仁义的追求，我们主张在社会中“清正廉明”“执法不阿”“公正廉明”“任人唯贤”的精神。“执法不阿”“公正廉明”“任人唯贤”是作为组织内部上层的管理者应具有的道德气节。在社会中，人们要在各种组织中活动，在组织体系中必然有各种不同的分工，形成相应的权力体系。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能坚持中国古代道德传统中对义的要求，在人治的大环境下，能通过人自己的卓越品质抵制不良的行为，对于在下者的义，我们在以上的论述中已提到要坚持正道、坚守义道，自尊自爱、正气浩然，人格独立、崇尚气节，鄙视没有义气和骨气的行为。成为具有人格尊严和高尚气节的人。在上当然要具有以上气质，在组织管理中能依规章行事，于上不畏权贵，于下不论私利、亲疏，维护正义，但执行管理中有很大主观性，组织的运行情况往往取决于官的道德品质。所以就需要为官者“清正廉明”“执法不阿”“任人唯贤”。“清正廉明”：清，指清白，不贪图私利，损公肥私；正，指“公正”，指按规矩办事，秉公无私；“廉”是指清白高洁，为官自律俭朴。清正廉明是以“义”作为崇尚的道德人格，是指以义为上，不见利忘义。古代就有很多流芳百世的清正廉明的官员，比如：海瑞、包公等等。在现代社会，清正廉明对我党我国的道德建设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执法不阿”秉公执法、不为私利、维护正义、惩治邪恶。举贤任能是指在任用官员上能够选取适合岗位的有才能的人来任职，能够爱才，使有才能的人在岗位上发挥其作用。
耻，乃羞愧之意，因为耳为听觉的器官，人耳因为听而心生羞愧，故此字由耳和心构成。耻有感到耻辱和羞愧的意思。人心惭愧会有面红耳赤的感觉，这是人性知耻的表现。对不道德的事会感到耻辱是人有基本的道德感的表现，孟子云：“耻之于人大矣。”[31]（《孟子·尽心上》）亚圣有此感叹说明知耻对人有着重要意义。能对不道德的事感到羞耻才能对不道德的事进行制止，知耻才能止其恶。知耻方能拒绝人的恶念，使人的行为走向正道。《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32]孟子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33]孟子说明了耻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中庸》中提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34]可见知道廉耻对个人和国家的意义十分重大，是立人治国的根本。所以耻的教育对如今的道德教育来说很是重要，其意义重大。
一直以来，诚信是人们一直坚持的修身立国之本。诚是一个形声字；从言，从成，“成”意为“百分之百”“完全”。“言”与“成”联合起来表示“百分之百的讲话”“不打折扣的言语”。意谓对待人们要诚实讲信用，不搞鬼鬼祟祟的把戏和阴谋诡计。《礼记·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35]“是故君子诚之为贵。”[36]（《中庸》）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王荆传》）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37]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亚圣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8]（《离娄》上）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9]（《孟子·尽心上》）认为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荀子虽“不求知天”，但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诚是办事求真务实的态度，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诚是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以真实的一面干实事。诚是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信就是诚实，不欺骗，讲信用。信守，不怀疑，认为可靠，信任；信托；崇奉、信仰；言而有信。孔子认为人要重视信义，“言必诚信，行必忠正”[40]（《孔子家语·儒行解》）；“主忠信，徙义，崇德也”[41]（《论语·颜渊》），强调与友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42]（《论语·学而》）汉·许慎曰：“信，诚也，从人，从言”（《说文》），意谓，人说话应本乎诚，要出于真心。孔子主张“言必信，行必果”[43]（《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4]（《论语·为政》）孔子一贯倡导“言忠信，行笃敬”，反对言而无信，厌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45]（《论语·卫灵公》）；“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46]（《孔子家语·五仪解》）。他认为，与人约信，必先以“义”为其规范；义者，事之宜也。约信能合乎义理，始能践守诺言。“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47]（《论语·子罕》）“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48]（《论语·学而》）。《汉书·杜钦传》云：“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然而，在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中，个别人会受利益的驱动违背“诚信”的美德，使虚假和欺骗充斥社会。人们逐渐意识到当诚信丢失后，社会就会陷入停滞和混乱中，“诚信”的重要性再度被人们认识。传统道德中诚、信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就把诚实守信作为职业道德的道德要求。
“忠”乃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之一。忠，由中与心组成；本义做“敬”解，见《说文》，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生。尽己心力以奉公、任事，是对人之美德，原指心态中正、立正纠错，作为道德概念，指为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坚持真理、修正谬误，志虑忠纯。如宋朝司马光“君子以为忠”（《训俭示康》），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四言铭系述》）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49]我们倡导仁、义、忠、信、廉、耻的道德教育，促使人们建立起崇高的道德感，克服犬儒主义在物欲洪流下迷失自己，道德沉潜。
4.“仁”：勇（自强进取、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担当）
勇，有胆量，敢做；儒家的伦理范畴。指果断、勇敢。孔子把“勇”作为施“仁”的条件之一。“勇”必须符合“仁、义、礼、智”，而且不能“疾贫”，才能称其为勇。《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50]又《论语·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51]又《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52]
勇在现代体现为“自强不息”的美德。《周易大传今注》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3]“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54]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最大，它包容万物。对天地的理解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为阳，地为阴；天为金，地为土；天性刚，地性柔。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焉，四时行焉。没有天地便没有一切。天地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天地。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朴素唯物主义看法，也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心人天不负，自助者天必助之，从汉代到清代，历时两千年，《易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点，为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自强进取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取得成就，这就更需要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我们要在科技道德教育中大力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使其具有为造福人类而攻克科学堡垒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毅力和胆识，奋力向未知领域探索；要培养学生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胜不骄、败不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司马迁《报任安书》记载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里所提倡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杰出人才自我奋斗，勤奋治学，永不停息。这种精神激励我们民族勇于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创造人间的奇迹。我国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司马迁忍辱含垢著《史记》、勾践的卧薪尝胆等故事，就突出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激发一代代志士仁人在探求真理、成就事业的进程中百折不挠，锲而不舍。
5.仁：俭、静、勤
正如《诫子书》所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依靠俭朴的作风抵御物欲的诱惑来培养自身德性，把握道德教育中人性精神与物质的生存张力，在现在道德教育中可以大力提倡，以抵制后现代犬儒主义侵蚀。
勤是指勤劳肯干，做事尽力，不偷懒。在我国古代勤的道德教育一直颇受重视，有许多古人鼓励对人进行勤的道德教育。《书·盤庚中》孔颖达疏云：“劳尔先，谓爱之也。劳者，勤也。闵其勤劳而慰劳之。劳亦爱之义。”故论语云：“爱之，能勿劳乎？”[55]“天道酬勤”《论语》的“天道”即“天意”，“酬”即酬谢、厚报的意思；“勤”即勤奋、敬业的意思，就是说天意厚报那些勤劳、勤奋的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辛劳，给予相应的酬劳。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只要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将来也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人生在勤意思是人类之所以生存下来就在于勤奋。《左传·宣公十二年》有言：“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56]其意思是人类之所以生存下来就在于勤奋。张衡也探讨了勤的原他说，“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后汉书·列传·张衡列传》）意即：不勤奋努力去求索，去追求，人生怎么会有所收获。人生应该努力求索，不然就不会有收获。《进学解》中探讨了勤对人的意义，其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57]其意为学业靠勤奋才能精湛，如果贪玩就会荒废；德行靠思考才能形成，如果随大流就会毁掉。贾思勰引用《谯子》的话说：“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无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因此，他非常赞同“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的观点，明确提出：“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这清楚地表明了贾思勰对劳动的重视程度，说明他已具有了朦胧的“劳动为财富之源”的观念。“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这种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勤奋劳作以创造农业繁荣的观点古训有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民生在勤，勤则不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勤劳能创造财富、养身、发家、兴国。
俭，即节俭，不浪费。古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节俭，是有德之人通有的品质；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纵观我国历史，奢俭问题不断被历朝历代的古代思想家涉及，关于奢俭问题的笔墨众多，言辞深刻，由此可见奢俭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生活的基本和主要的问题。从先秦开始，儒家、墨家、道家各派均提出关于生活节俭、反对浪费的论断。孔子提倡朴素节俭的生活，他认为人要在遵守“温良恭俭让”的规范中，对“俭”这个道德规范非常重视，“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58]（《论语·述而》）孔子对颜回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59]（《论语·雍也》）他认为节俭的生活也可以是快乐的生活。《左传》认为：“俭，德之功也；侈，恶之大也。”[60]孟子认为，贤王必恭俭，他认为，节俭是一种良好的道德修养方法。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使人富裕，奢侈可招致贫穷，“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61]（《韩非子·显学》）老子以俭为宝，他提出在生活上要节欲、俭朴。司马光也将节俭作为大德。节俭几千年来一直成为正统的道德观念。“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格言已是谙熟于耳。道德教育要通过“俭”的教育，提高自控能力，自觉抵制物欲对内心的遮蔽，在合理的道德框架内活动，抵制物质主义的诱惑，勤俭是我国的重要传统美德。道德教育应找到适当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平衡点，在人性物质与精神的相对适度张力下生存，激发道德教育自我的动力，促进道德的自我修养，使道德教育在生存境域下生机勃勃地发展完善。在如今消费主义盛行的物质时代里，我们往往抵御不了物质的诱惑，在消费主义的鼓动下盲目地占有很多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告诫中，认识到勤俭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提倡勤劳节俭，反对享乐主义、铺张浪费，盲目攀比、模仿消费。以清淡的个人需求来抵御为了个人物质利益不顾道德的道德缺陷。
【注释】
[1]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2]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J］.中国与世界，1987（1）.
[3]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4]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0.
[5]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78.
[6]纪江红.中国十大帝王藏书（卷三）春秋繁露唐太宗藏书［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81.
[7]施明.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74.
[8]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8.
[9]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0.
[10]施明.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76.
[11]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8.
[12]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8.
[13]施明.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75.
[14]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03.
[15]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03.(https://www.xing528.com)
[16]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395.
[17]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621.
[18]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31.
[19]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53.
[20]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0.
[2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9：72—73.
[2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9：78.
[23]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89.
[24]施明.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71.
[25]阮毓崧.庄子集注［M］.上海：广文书局印行，1972：196.
[26]钟哲.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3：146.
[27]李万寿.晏子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301.
[28]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5.
[29]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9.
[30]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90.
[31]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7.
[32]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7.
[33]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7.
[34]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0.
[35]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1.
[36]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
[37]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
[38]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97.
[39]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26.
[40]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9：37.
[41]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0.
[42]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8.
[43]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4.
[44]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0.
[45]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9.
[46]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9：53.
[47]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34.
[48]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17.
[49]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91.
[50]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5.
[51]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55.
[52]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34.
[5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9：56.
[5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9：78.
[55]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45.
[56]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80.
[57]钟基，李先银，王身钢.古文观止（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488.
[58]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30.
[59]陈戌国.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4：27.
[60]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23.
[61]李祥俊.韩非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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