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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之一:中国火药武器的出现与发展

时间:2026-0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正是战争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火药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也正是在战争中,它的威力得到充分的显现。这两类火药武器都是靠机械力将火药运至敌方爆炸燃烧的。即便如此,火药及火药武器的出现也是军事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宋代是中国早期火药及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于是导致了在北宋末、南宋初一系列新式火药武器的出现。可见,人们已充分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另一项重要的成就则是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与发展。

火药发明之后便迅速应用到日常生活军事上。尤其是在军事上,火药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正是战争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火药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也正是在战争中,它的威力得到充分的显现。

在五代末北宋初,即在公元十世纪,在中国境内的战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军用火药武器。据《宋史》记载,北宋开宝三年(即970年),冯继升等进献火箭法,皇上对他大加奖励,赐给他们衣物束帛。宋真宗咸平三年(即1000年),唐福进献火箭、火毯、火蒺藜,皇上则赐给他缗钱。咸平五年(即1002年),石普研制出新的火毯、火箭,宋真宗把他召到殿中,与大臣们一起观看他的试验。这一类火药与火药武器随后即载入北宋曾公度与丁度奉旨编写的《武经总要》(1044年)一书中。在这种官修御定的富于权威性的军事百科全书中,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蒺藜火球和火炮火药法。这三类火药大体说来,硝石、硫黄与木炭的组配比例分别为60%、30%和10%左右。它们与近代的黑色火药相距不远。近代的黑色火药中,硝、硫、木炭的比例分别为70%、10%、15%。由于硝的含量增大,所以可以制成炸药与发射药。但《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火药已具有爆破、燃烧和烟幕等作用,因而被军事技术家制成火器用于战争中。

《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我国制成的世界上第一批火器有十多种。大体说来,一类是用抛石机发射的火球类火器,如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铁嘴火鹞、竹火鹞等。在作战时,将它们放入抛石机的甩兜中,然后用热锥插入其中或点燃引信,用抛石机将它们抛至敌方阵地中,以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普通的火球爆炸后发出大量火焰以熏灼敌人。毒药烟球内装有砒霜、巴豆之类毒物,爆炸后既可燃烧又可发出毒气,使敌方军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中装有带尖钩的铁蒺藜,爆炸后铁蒺藜四处飞散,既可杀伤敌人军马,又可阻碍道路,防止敌人军马的前进。另一类是用弓弩发射的火箭类武器,如普通类的火箭和火药鞭箭。火箭在我国古代早就出现于战场上。在火药发明之前,火箭是用易燃烧的草艾,裹上麻布、油脂、松香等,浇上油点上火,用弓箭射出。此种火箭杀伤力有限,而且也容易扑灭。火药火箭则是在箭头上捆着一球状的火药包,点燃引信后射出,迅速到达敌阵中,烧伤敌方军马,它威力猛,也不易扑灭。火药鞭箭是将火药装入竹管中,点火后挂在箭杆上,利用箭的弹力射出,以达到纵火燃烧敌方目标的目的。

这两类火药武器都是靠机械力将火药运至敌方爆炸燃烧的。它利用的主要是火药的燃烧性能。即便如此,火药及火药武器的出现也是军事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在运行速度、射程及杀伤力方面大大超过了原先的纵火剂。而且火器可大可小,既能用于进攻又可用于防守,适合于各军兵种携带,可用于任何地形作战。它不仅使作战武器产生了一次飞跃性的进步,而且也使传统的作战方式为之一变。

自从火药及火药武器在兵马纷拥的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之后,便引起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宋代统治者对火器研制者奖励有加,而且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对火药及火药武器的生产加以管理。在许多军事重镇都设有专门的火药及火器工场。据载,当时的军器监规模宏大,分工细致,雇工曾达到四万多人。监下分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火作(即生产火药武器的作坊)等十一个大作坊。火药与火器的生产量也相当大。据史料记载,每天生产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火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

宋代是中国早期火药及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战争的频繁,统治者对火药武器的重视,加上众多能工巧匠的多次试验,使火药的性能不断改进。火药中含硝量比以前增多,含硫量则减少,从而使火药的爆炸性能逐渐增强。于是导致了在北宋末、南宋初一系列新式火药武器的出现。

其一是爆炸威力较强的“霹雳炮”和“震天雷”。“霹雳炮”用纸筒制成,内装发射药与炸药,实际上是原始的火箭弹。公元1126年,金兵围攻汴京时,李纲就是用这种炮击退金兵的。公元1161年,金兵欲渡扬子江,宋兵也发射了“霹雳炮”,其声如霹雳,并散发出石灰烟雾,从而将金兵杀败。“震天雷”则是用铁壳做成的,因而其威力更猛。《金史》中就作过精彩的描绘:“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又据《宋史》载,公元1277年,元兵在攻陷桂林时,宋朝守城将领娄钤辖“令部人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可见,人们已充分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这标志着人们对火药的使用已开始走向成熟。

另一项重要的成就则是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与发展。南宋初年,对军事技术颇有研究的陈规于1132年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首次使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此种火枪由长竹筒制成,内装火药,由二人共持一杆,点燃后喷射出强烈火焰,给攻城之敌造成很大的威胁。这种武器又称“火筒”,实际上是近代火焰喷射器的鼻祖。长竹竿火枪就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管形火器。

自此以后,仿制者蜂拥而起,各种管形火器便相继问世。其中比较富于代表性的是金军使用的飞火枪。1232年(南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军围攻汴京,守城金军便使用了飞火枪。1233年,蒙军又围攻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的金军,金军将领浦察官奴率450名士兵持飞火枪夜袭蒙军,结果使蒙军溃败而逃,淹死3500余人。这种突火枪用纸卷成,内装火药及铁滓末,点燃后,喷出的火焰达十多丈(一说十多步)远,使敌人触火伤亡。然而,这种飞火枪与长竹竿火枪一样,也是以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为主的初级管形火器。

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突火枪。这种枪由巨竹做枪筒,筒内安装火药与子窠,火药燃烧后产生很强的气体推力将子窠从筒内射出,发出巨大的响声,从而击杀敌人。子窠究竟由何种材料做成,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弹则是确定无疑的。突火枪的发射原理则是后世欧洲步枪发射原理的先导。突火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这也为西方的火药史专家所首肯。

在宋、金、元之间的相互战争中,金与蒙古人也相继掌握了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方法。前述金军制造的飞火枪便是显例。尤其是,在元代,火器制造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蒙古人在继承宋、金竹、纸筒火枪的基础上又制成了金属火炮,又称为“火铳”,从而使管形射击火器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0年,在黑龙江省的阿城县出土了一件铜火铳,年代不晚于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这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铜火铳了。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铜火炮是元代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它口径大,炮身短,威力强,被尊称为“铜将军”。蒙古人的最大贡献是将中国的火药及火药武器带到了阿拉伯及欧洲人的战场上,从而使火药及火药武器冲出中国走向世界。(https://www.xing528.com)

明代在继承宋、元火药及火器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火药大量生产。据《李朝实录》载,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高丽国王为了抵抗倭寇,曾派人至明朝请求支援器械火药等物资,明太祖满心欢喜,很大方地“教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黄来这里,著上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一次就送了几十万斤火药。明初火药产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火器的种类甚多。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由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中就详细介绍了150多种火药武器的制造与使用。

从军队中火药武器的装备来看,虽然主要还是用冷武器装备部队,但火器的使用确实较前代要普遍。如行军战阵常以各种火铳、火枪及火箭等火器部队打前锋。明代中后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就写道:“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戚家军在同敌人交锋之前常常用火器来开道。戚家军之所以在平倭寇中立下赫赫战功,除了纪律严明,操练有方外,火器的运用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明代火药及火药武器的发达还表现在各种记载火药及火药武器的书籍的不断刊行,如《火龙经》、《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神器谱》、《武备志》、《金汤借箸十二筹》、《则克录》等十多种。

明代火药及火药武器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比前代有所提高。火药的配制技术有所进步。如宋代《武经总要》中所列举的几种火药配方,硝的含量仅占60%左右。宋末元初(即十二至十三世纪),火药配方虽无明确记载,但据现代的火药史专家从考古发掘及外国史料中推断,此期的火药中,硝的含量达到了70%左右。而到了明代,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除少数燃烧型和用作信号用的火药配方外,火药中硝的含量基本上达到了75%左右,硫的含量则降至10%左右,炭则维持在12—15%之间。此种配制比例至明代后期基本趋于稳定。这已与近代黑色火药的标准配比相接近了。

南宋之时,爆炸型和管形火器虽然开始出现并在宋末元初有所发展,但燃烧型的火器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而明代则逐步完成了火药武器由以燃烧型火器为主向以爆炸型火器为主的过渡。尤其是金属管形火器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其种类由原来的火铳发展到鸟枪、手铳、巨炮。但总的来看,它是向大重型和轻小型两个方向发展。大重型火铳的铳膛大,装药多,威力猛,主要用于野战与守城;轻小型火铳的铳膛小,装药少,重量轻,尾部可安柄,便于携带,用以装备步兵作战。这两类火铳不断改进与完善,便形成了近代的火炮与步枪两类火器。这类火铳的性能在明代也逐渐由无瞄准装置发展到较完善的瞄准装置,由以绳点火发展到有固定的击发装置,由单放、单发到连放、连发功能的多节与多管火铳。其子弹也由实心发展到爆炸弹。

明代中期始,管形火器的发展明显受到西方外来先进武器的影响,如佛郎机、鸟铳等的传入。因为自元代中国的火药武器西传后,欧洲人在火药武器的研制上发展迅速。至明中后期,中国人在这方面,尤其是在管形射击火器方面显然落后于欧洲人了,即徒弟超过了师傅。但在火药配制方面,中西方则还没有出现什么差距。

在明代的火器制作上,另一项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杰出成就便是自身具有发射和推进功能的火箭的发明。

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一种利用火药燃烧喷射气体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把箭头射向敌方的火药箭。这和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是一致的。这种火药箭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火箭。至明代,这种自射性火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中既有单级单发式火箭,如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燕尾箭、神火飞鸦等,也有单级多发式火箭,如同时发射十枝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三十二枝箭的一窝蜂、发射四十九枝箭的四十九矢飞廉箭、发射一百枝箭的百矢弧箭、百虎齐奔箭等。它们大都把箭装在筒内,把药线接在一根总线上,点燃总线后,传到各箭,便一齐射出。同时还出现了二级火箭,名字叫“火龙出水”。它利用四枝大火箭燃烧喷射产生的反作用力把龙筒射出,当这四支火箭里的火药燃烧完后,又在空中引燃龙腹里的神机火箭,将其射向敌阵。这种二级火箭可以说是现代多级火箭的雏型。

更为有趣的是在明代还出现了可以回收的火箭,名字叫“飞空砂筒”。其箭身由薄竹片制成,加上药筒共长七尺。两个起飞的药筒分别颠倒捆于箭身前端的左右两侧。向前推进的药筒筒口向后,上面连接一个内装燃烧药与特制毒细砂的药筒。飞回的药筒筒口向前。三个药筒依次用引信连接。发射时先点燃推进药筒的火信,对准敌人阵地发射,飞至敌阵上空又引燃装药的药筒,向敌阵喷射火焰,并撒出毒砂,达到杀伤敌人之目的。在药筒喷射火焰与毒砂时,又会引燃飞回的药筒的引信,使火筒重又飞回。这种火箭有来有回,常常使敌方摸不着底细,从而给敌方造成很大的恐吓,常常使敌军阵脚大乱。“飞空砂筒”可谓现代回收火箭的鼻祖。

如果说宋初是中国火药武器的创始阶段,宋元之际是火药武器的大发展阶段,那么明代则是火药武器的全盛时代,也是中国在世界火器史上由领先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进入清朝,统治者在“骑射乃满州之根本”这一陈腐思想的指导下,对火器的研制不够重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火器制造家,出现了一些创新火器,但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如清代著名的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一次可连射28次,可谓机关枪之先驱,但却不能为统治者看重,所以只好将“器藏于家”。

在清代,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大致停留在明代的水平上,踏步不前。而此时西方的火药及火器制造则后来居上。作为火药之故乡的中国从此便沦为“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所任意宰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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