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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信念与帝国精神的昂扬

时间:2023-10-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司马迁这段回答壶遂的质疑,进而对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话,是出于他“掌其官”的立场的。因为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因为西汉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叫太史公,这个头衔是司马迁尊称他的父亲的,以突显他们司马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出现时间,远早过当前的西汉的。但司马迁为自己,也为历史文明新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太史公。然而,这样的习惯在太史公司马迁这里,就有了重要的变化。

司马迁的信念与帝国精神的昂扬

司马迁这段回答壶遂的质疑,进而对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话,是出于他“掌其官”的立场的。因为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但他真正用来写《史记》的身份,却是太史公。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中从头到尾坚持以太史公自称。

卫宏关于太史公的记录当然是错的。因为西汉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叫太史公,这个头衔是司马迁尊称他的父亲的,以突显他们司马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出现时间,远早过当前的西汉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期许,即他要做的和他所做的事,可追溯到更高的史官理想,也就是,勇敢地承担从孔子之后约五百年间近乎消失了的《春秋》精神。

《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结尾,也是《史记》全书的结尾处有一句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这句话绝对是司马迁最终写出来的,他连全书定稿的总字数都算好了,且一定要强调此书“为太史公书”。也就是强调写这部书的人,不单纯是那个活在汉武帝朝的司马迁;而这部书也是司马迁以太史公的身份与理想,超越了个人有限的现实生命条件,追溯并继承了千年的智慧所完成的。

写下“为太史公书”这几个字时,司马迁已经不是太史令了。被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拖累,他被下狱,受宫刑,成了内官。驱使他接受宫刑苟活下去的力量,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史记》大过且高过他自己的生命。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就不再是那个接受皇帝命令担任太史令的人,而是怀抱着历史使命,不得不忍辱负重的太史公。

他的这段艰苦且备受折磨的心路历程,被记载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献《报任安书》中。在给任安的这封回信里,太史公明确地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他说:“太史令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吗?不,在西汉,太史令管天文和历法,其地位和宫中看相算命的差不多,皇帝只是将之当倡优畜养,并没有看在眼里,一般人也不觉得其有什么重要。”

其实,他的父亲司马谈担任的,也就是这样无足轻重的官职。但司马迁为自己,也为历史文明新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太史公。这个头衔及其使命都是他发明的,他自己也承担了,还将这样崇高的文化梦想投射到父亲的身上,以抬高父亲,显扬父亲。(www.xing528.com)

我们很习惯地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然而,中国人和历史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来历的,有发展过程的。

周朝封建制度是其中关键的催化因素,封建建立在长远且复杂的亲族关系的记忆上,而有了强调保存过去经验的态度。周文化开启了一种向后看,即看历史过程的习惯。然而,这样的习惯在太史公司马迁这里,就有了重要的变化。

在《史记》之前,除《春秋》之外,《国策》保留了许多战国时代的故事,然而在性质上,《战国策》不是历史书,而是训练纵横家用的教科书。《韩非子》或《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的历史故事,但前者是以历史故事来示范法家的道理,后者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一种整合的世界观。这些书中的历史故事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太史公司马迁最大的成就就在于,他建立了历史的目的性,即历史不再是其他知识理论的附庸手段。他清楚地知道,用这种方式对待历史,写历史,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非但不讨好,而且会带来危险,但他坚持如此追求,因为这是他的深刻信念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又何以如此强烈?那就要继续读《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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