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革命与改革-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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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前后相续的不停息的变革中：新事物不断地取代旧事物。这种变革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它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现存社会秩序下的渐进的改革，一种是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暴力的革命。什么时候应当着重地采取哪一种变革形式，不能单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来作判断，需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前者是它的经常形式，后者是它的补充形式。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后，通常都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这种前进大体上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社会意识形态和生活习尚的不断演进来实现的。如果客观条件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整个社会制度的再一次根本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的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们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却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根本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它们常常以急风暴雨的姿态，猛烈地摧毁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曾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千百万群众行动起来，以对旧有社会秩序毫不妥协的姿态采取了革命性的行动，从而为这些国家以后的近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建设）扫清了道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们成功的消息传遍整个世界，大大鼓舞了各国为争取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人士，也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对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反过来，缺少这种对旧社会秩序不妥协的革命性扫荡的普鲁士、意大利和日本，顽强地残留下来的旧事物在它们日后近代化进程中常常或隐或现地起着消极的作用。它们后来都一度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很难说同这种状况毫无关系。

中国的近代化走过的是一条格外艰难的道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在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状态中。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统一的大帝国以及它在周围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养成一种盲目的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社会心态，似乎这种社会秩序永远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近代化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把以小农社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转变成现代的进步的文明国家。这是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全新的课题。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的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篇章是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在完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态下，不自觉地被卷进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外国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人突然醒悟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大大落后了，并且看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它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观念都比封建的古老的中国要先进得多，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但是，它们到东方来，并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恣意地进行屠杀、压迫和掠夺。这不能不强烈地刺激着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富强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仅牺牲少，而且也容易为更多人所接受。孙中山、毛泽东在他们政治活动的初期莫不如此。

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他领导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前不久，曾从广东到天津去向清政府的实际当权人物李鸿章上书，要求他进行改革，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做？据他当时的好朋友陈少白说，因为他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兴中会革命史要》）。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是“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伦敦被难记》）。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一年（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地鼓吹改革，但他当时所主张的实行方法仍然是温和的。他写道：“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还曾提倡工读主义，想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办一个新村，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劳作，视学校如家庭，从而结成一个公共团体。他认为，可以先从这样的小范围内做起来，一步步地扩大，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这些主张都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迫使他们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旧势力很强大，并且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变革。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华民族濒临被灭亡的悲惨命运，又逼使人们无法长期等待下去。这才驱使他们最后不能不选择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正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所有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自己这样说：“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复而变更之者。”（《伦敦被难记》）

毛泽东也是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和对各种学说进行比较推求后，才在1920年明确表示赞成蔡和森所主张的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认为“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意见“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对有的外国学者所主张的“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也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当时的结论是：“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www.xing528.com)

可见，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的投身革命，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对革命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而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舍此没有其他出路，这才迫使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

尽管革命变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并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同抗战前产量最高的年份相比，农业产值降低了两成以上，其中粮食产量降低百分之二十二点一，棉花产量降低百分之四十八；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生产大约降低百分之七十，轻工业生产降低百分之三十。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治愈了战争的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在它的同时和稍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从1953年至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一；从1979年至1988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六，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即便处在大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仍然是微妙的。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又相互补充。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如严复、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兄弟等，仍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暴力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未必都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时，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生婆。没有这种客观条件，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单凭自己的意旨，使用暴力来实现他所主观设想的目标。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由于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已将中华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仍然不能依靠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这样说：暴力革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决不能无休止地长期继续下去。

人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次社会大革命总是在追求完美社会的强烈要求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追求有时在感情上达到狂热的地步。革命的胜利更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原先的办法可以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一切都能以革命时期同样的速度在短期内得到实现。他们往往忽略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时期同和平建设时期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当客观历史已经从前一阶段转入后一阶段时，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常常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前一阶段，习惯于用前一阶段用熟了的办法去处理后一阶段面对的新问题。这实际上多少是一种盲目的不够自觉的状态，容易在革命胜利后出现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50年代后中国在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要求“大跃进”等失误，都同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推倒一座旧的建筑有时能在短期内完成，可是在这块废墟上建设一座新的大厦却必须持久地循序渐进。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尽管新社会制度内部肯定仍存在种种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一些新的不良现象，这就使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成为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改革也需要随着主客观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事情上，操之过急，企图一步到位，往往事与愿违，只能造成混乱，导致“欲速则不达”。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尤其如此。当然，在建设中仍需有破坏，但毕竟是不同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奏效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当今人类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剧烈而广泛的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当然，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是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起步的，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在国际上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国内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从事长期的建设。因此，稳定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坚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国外对我们有益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其他先进的文化成果。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革命力量。

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着正实行改革开放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前进的中国。中国需要和平，需要发展，十分珍惜几十年来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以及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民决不会干涉别国的内政，同时也不会听任别国侵犯自己的神圣权利。受过一百多年来自国外的侵略、压迫和干涉的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敏感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国情，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地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有着十一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变革的继续推进，也必将对世界的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起着积极的影响。

[*]在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1990年8月于西班牙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