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力量对湖北军政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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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的发动者是文学社和共进会。

这两个团体，从根本上说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以推翻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都在湖北新军中进行比较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受到同盟会的深刻影响，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原来几乎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也曾参加过同盟会。[1]它们的成员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既是文学社社员，又是共进会会员，如蔡济民等便是。

但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活动的历史很久。它的前身是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从1908年起便相继在新军中默默地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它的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共进会本部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9年，孙武回国开始在湖北活动。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起义，后来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实力已同文学社接近。

第二，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之间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在酝酿合作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共进会总理刘公曾问杨玉如：“文学社内容，我很茫然。看他们的简章，颇缺乏革命性，你的观察怎样？”杨玉如向他说明文学社同样“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同共进会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并说：“文学社纯是军人组织”，“不过军人脑筋简单，他们住在营伍内，只争取营内的忠实同志入社，不欢迎外间穿长衫的人，恐易破坏。这与共进会有海内外学生参加主持的不同。”[2]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对人说过：“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3]

第三，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都几乎遍及湖北新军各部，但在军队中的主要据点各有侧重。从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初期，都是以第四十一标为活动基地的（蒋翊武也投入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当兵），接着发展到第四十二标，这两个标都属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进会把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后，得到同盟会资助，由曾在第三十一标当过正目的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黄土坡位于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驻地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小街”，新军士兵过饮时，“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由此加盟者日多”。[4]因此，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它们都属于陆军第八镇。

第四，文学社长期埋头在湖北新军内部工作，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5]尽管它受同盟会很大影响，却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发生什么联系。它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靠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自然不会宽裕。共进会本部在日本成立，它的领导成员原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和同盟会关系密切。1911年2月，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写信给共进会的居正：“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6]同月，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武汉，给了居正、孙武活动经费八百元。[7]刘公也资助了共进会活动经费五千元。在这方面，它比文学社的条件要有利些。

它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不同，文学社重要人物很多是湖南人，如蒋翊武、刘复基、杨王鹏、章裕昆、何海鸣等，共进会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湖北人。由于两湖关系密切，这种差别不算特别重要。

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存在的差别，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积极方面说，正好起互补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又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和摩擦，使湖北的革命力量难以完全精诚团结地统一行动。

在双方联合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感就曾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彼此的革命目标是相同的，武装起义的行动又迫在眉睫，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但由谁来担任总的领导人仍难确定。最后只能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有人说：“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8]

武昌首义时，新军的分布状况是值得注意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属下的步兵第四十一标绝大部分驻在宜昌、沔阳一带，第四十二标分驻汉口、汉阳以迄黄河南岸，文学社基础最雄厚的部队几乎都不在武昌；第八镇属下步兵四个标虽大部分也不在武昌，但留在武昌的新军中，建制完整而战斗力最强的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正好是共进会力量最大的部队。因此，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共进会的力量远远超过文学社，便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都无形消失，但原有的历史联系依然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汉口和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原来几乎全是文学社的，还设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汉口光复后设立军政分府，以文学社重要人物詹大悲任主任。湖北军政府一些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虞。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支部长，专管政事，另委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来汉布置一切。惟大悲不悉内容，尚力请兼理军事，殊为可怜”[9]。这类事自然增加了双方间的不睦。汉阳兵工厂的军械，汉口军政“分府要多少就给多少，对于武昌军政府则不完全供应”[10]。以后，清军南下，先后攻陷汉口和汉阳，使文学社的力量又受到重大打击。原来驻守汉阳的宋锡全部，在清军进攻面前，突然作出率部退往湖南的错误行动。这次撤退，是同原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阳夏支部支部长胡玉珍商量过的，可能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以后，已担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就利用原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这种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扩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孙武逐走蒋翊武，刺杀原文学社在武昌掌握一定兵权的张廷辅，又利用原共进会内部的黄申芗逐走孙武，把湖北军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他手里。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首义中都立下巨大的历史功勋。两个组织中都有一些人在革命中表现得很好，也都有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过失。但由于湖北军政府的实权最初掌握在孙武等原共进会核心人物手中，而孙武的毛病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后湖北革命果实被黎元洪篡窃而去，他们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对这个问题，原共进会会员陈孝芬有一段沉痛的话颇可以供参考。他说：“共进会、文学社在1911年（辛亥）六年间合作成功以后，确是精诚团结的。但自宋锡全私自由汉阳撤走，已引起共进会的不满；不久文学社员张廷辅师长被暗杀，又使文学社的同志寒心。共进会手握兵权的师长蔡汉卿和其旅长杜邦俊，甘愿与黎元洪御用的师长王安澜、杜锡钧等朋比为奸，助纣作恶，日以寻故诛戮文学社同志为快，孙武从未加以制止，任其所行，以见媚于黎元洪保全其禄位，遂致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文学社中坚分子幸存者不及十之一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不图于武昌辛亥首义之役又复见之！至文学社有人说张廷辅的被刺，是黄申芗所为，并说孙武密嘱黄申芗如能把张廷辅杀掉，就以张之师长缺给黄，不料张虽去而黄竟落空，黄思杀人只落得一双血手，意极不平，乃有推倒孙武之举……以上是事实？是猜想？颇难断定。又有人说，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1913年（民国二年）以内，存在的为数甚微，共进会的同志则损失不大。照现在情况来讲，文学社现在只有八个人，共进会则有二十人内外也。”[11]

武昌首义取得成功后，却推出一个同革命素无关系的原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当湖北都督。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表现在：起义前，革命党人曾派人到上海邀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湖北领导起义，他们却迟迟其行，未能赶到。起义上一天，孙武因被炸药烧伤而送入医院，刘公为此避居不出，蒋翊武又因总机关突遭破获而避往外地，革命党人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但就在这以前半年，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各标营队代表大会时已酝酿过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事。当时说到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另一条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几位领导人地位差不多，如果从中推举一人，难以使其他人心服，不如另推一人，“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12]。这次会虽不算正式作出决定，但说明以后推黎为都督确不是偶然的。

如果看看起义中的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武昌首义是由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首先发动的。但在他们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新的问题却产生了：军营中秩序渐趋混乱，指挥难以统一，使熊秉坤极感困难。中国的军队本来靠封建式的森严的等级制来维系。这种旧的指挥体制一旦瓦解，又无法立刻建立起足以替代它的新的体制，于是，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兵中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泛滥起来。熊秉坤后来回忆说：“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13]熊在军中本是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中国久处专制压迫之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14]发难时，一呼而起，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到要正式指挥作战时，别人就不那么愿意听从了。

正好这时，巡哨的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搜出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于连长。士兵们立刻喜形于色，要推他为总指挥。熊秉坤找各队代表商议，多数人不赞成，但局势紧急而又别无良法。为了发挥全军的攻击精神，只得随从士兵意愿，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处在参赞和监视的地位。吴兆麟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同进步人士素有交往。他的参加起义军，不仅使军中一时有了重心，把秩序稳定了下来，并且以他的军事学识使起义军的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但他毕竟是个旧军官，对旧势力的妥协性大。由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逐步得到党人的信任，就为后来黎元洪得以逐步攫取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重要条件。(https://www.xing528.com)

等到武昌全城底定、湖北军政府准备成立、需要推举都督时，吴兆麟显然也不足以号召了。那时，革命党人在认识上是比较幼稚的，所要推翻的只是那个清朝政府，把它推倒了，只要表示赞成共和的汉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15]。由于建立的是军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16]正是利用革命党人心理上的这种弱点，黎元洪就容易地被推举为湖北都督了。

其他各种机构的人选，大多也是在会议上临时推定，“一以学识名望为选任之标准。盖当日用人行政，元洪尚少主张，亦无实权。在当日同志，但期事功之必成，初步名利之企图。大率重要职任多出于会议之选举或推选之，实具民主之雏形。惟须经都督与重要人员之推荐，或同志之介绍，尚无畛域之见。故当时不属于革命党籍，或自外志愿来投而居高位者，不一其人”[17]。这样做，好处是能多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问题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更没有能力教育和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旧营垒的人，以至避免那些心怀异志的旧势力混入新政权内，逐步窃取革命的果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1991年8月于美国夏威夷。

[1]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0、11页。

[2]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页。

[3]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71页。

[4]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4页。

[5]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

[6]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

[7]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64页。

[8]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27页。

[9]胡石庵：《湖北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2、43页。

[10]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页。

[11]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4页。

[1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

[13]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38页。

[14]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75页。

[15]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61页。

[16]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17]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