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战役纪实-七七事变后

刘景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但他在这一年五月十一日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及度假，一直未回。张自忠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市长，同时兼任陆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七月九日张自忠由津去平，与其他将领会商军务。到平后，他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随后又请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速回平主持一切。与此同时，一面和日方进行交涉，一面加紧整饬部队，以防万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北平方面中日双方通过商谈达成协议，各自撤兵，恢复和平状态。同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到达天津。张自忠当即由平返津面宋报告事件发生的详细情况，以及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各自撤兵，恢复和平状态的情况。宋当时见和平有望，慰勉有加。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去职，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于七月十二日到津。宋哲元先派张自忠、邓哲熙往见香月。七月十八日宋哲元又偕张自忠与香月亲自会晤，归来满面春风地说：“和香月谈的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云云。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由津回平。到平后，下令拆除通衢要道路障和防御工事，并将关闭数日之城门打开，以示和平诚意。宋哲元于七月二十日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谈话，略谓：“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同时对各方寄来的大批抗战劳军捐献，宋哲元均以局势已平息为由，通电表示“谢绝”。

孰意日本帝国主义者竟以七月十一日达成的和平协议为缓兵之计，源源从东北抽调大批援军进关，在华北集结兵力。于是七月二十一日竟撕毁协议，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揭开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序幕。七月二十五日晚，又以修理电话为借口，与我三十八师在廊坊驻军第一一三旅刘振三部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在大沽附近对我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黄维纲之张宗衡团进行挑衅。七月二十六日三十余辆汽车满载日兵，企图从北平广安门外冲向城内，经我军奋勇抵抗，敌未能得逞。

七月二十七日敌军向我大兴、南苑、丰台等地展开全线进犯，此时日方除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外，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我第三十七师于七月二十八日午前撤出北平。宋哲元立即将通牒退回，予以拒绝，并将情况报告了南京政府。与此同时，设立了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准备固守北平。又于当晚派出戈定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星夜督师北上，协同作战。上述这些，就是“七七”事变爆发时的真实情况。它说明了我军政当局幻想通过谈判做为“地方冲突”加以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则以假谈判争取时间，待时机成熟，即大举进攻。对天津来说，当时已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兹就天津敌我兵力部署情况，分述如下：

一.日本方面：（1）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是香月清司；（2）驻军分布在海光寺日本兵营、东局子飞机场及天津总站、东站等地区，总计步骑炮空联合约三千余人，炮十数门。东局子飞机场停着三十多架敌机，有一个步兵中队扼守，天津总站、东站驻有一个步兵中队；（3）大沽口外海域有敌舰和海军陆战队；（4）山海关、廊坊均有日军。他们估计天津有各国租界，而一九〇二年七月日、俄等六国交还天津的照会中，有禁止中国军队在天津二十里内驻扎的规定，故市内驻军不多，显然空虚。

二.我军方面：（1）我军最高司令官是陆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2）所属部队在天津市区及其外围驻地分布情况：当时市内有六个保安大队，每大队兵力装备相当一个步兵营，除一个大队守卫市政府外，共余五个大队分驻各要路口街道，维护市内治安。^[1]此外，野战部队计五个旅，每旅两个团，及师部、特务团等，其中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驻小站、大沽一带，守备海防及南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欠二二七团）驻廊坊附近，维护平津铁路交通；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驻韩柳墅，拱卫北郊；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驻马厂、沧县一带，维护津浦路之交通；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驻北平黄寺大楼及通县附近，维护平津陆路交通之安全；师部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之二二四团（团长张文海）及一一三旅之二二七团（团长樊伦山），与一个学兵大队（大队长刘羽军）等均驻南苑，从事训练，统归副师长王锡汀指挥。

七月中旬后，张自忠师长被宋哲元召到北平军部，行前只有寥寥数语：“天津军事由副师长李文田（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负责指挥；关于市政府事务，由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负责办理。”因为战事吃紧，日军迭有增加，天津地处国防前哨，是华北的大门，是陆海空交通枢纽所在，同时它也是我军的驻扎防地，决不能白白地使之落于敌人之手。当时，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中，尤其是在天津人民保卫家乡的迫切要求和广大官兵“义愤填膺”、“枕戈待旦”的抗日情绪推动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再请缨，最后始由李文田副师长下令调独立第二十六旅于杨柳青以东地区集结待命。

在天津我军可使用之兵力：天津市保安队有六个大队约三千人，一一二旅约三千人，一一四旅二二八团约一千五百人，独立第二十六旅约三千人，合计在万人以上，除黄维纲旅之二二五团在大沽坚守海防不能抽调外，其二二三团完全可以调进市区作总预备队使用。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李文田副师长处开会，计有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保安总队总队长宁殿武等。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现在还没有上级命令，可是鉴于当前形势，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日本人连日来向天津增兵，已占领了天津总站，东站；廊坊失守，天津交通中断。我们决不能看着中国领土被敌人占领，现在我与敌人兵力是三与一之比，如果现在不打，坐等日军增多了，就不好打了，因此决定马上行动。

适巧，七月二十七日夜，接到军长宋哲元“自卫守土”的感电后，副师长李文田立即召集各旅长、团长、总队长开会，部署作战计划，趁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黄村之际，我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敌人各据点，捣毁日军巢穴日租界，以策应北平方面我军之作战。当即分配战斗任务：（1）以二二八团及二十六旅六七八团之第二营（我当时是该营营长）、保安第一大队（大队长崔国光），会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并占领之，由祁光远团长负责指挥；（2）第二十六旅（欠六七八团第二营）附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艾明纲）及保安第六大队（大队长刘照华），由旅长李致远指挥，攻击天津总站、东站及东局子飞机场，消灭各据点之敌，破坏机场之敌机及设施；（3）保安第三大队（大队长马文汉）即在西站附近维护交通安全，防止敌人进入；（4）第一一二旅（欠二二三团）附保安第四、五两大队，坚守大沽海防；（5）一一二旅之第二二三团调至市区内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面之作战；（6）各部队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同时发起进攻。会议结束时，已是夜晚十时了，距发起攻击时间，只有四个小时，时间非常紧迫，大家立即分头行动。(www.xing528.com)

这次天津战役的主要战果是：（1）第二十六旅六七八团朱春芳团长率第三营乘黑夜偷袭了天津总站，将敌压迫在一个仓库的楼上包围而歼灭之，随即占领了总站；（2）东局子飞机场方面，因距离较远，六七八团第一营挑选两个排跑在最前头，到达机场后，战士们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敌兵砍死，奋勇直前，一齐冲进了机场。敌人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下，听到枪声，都准备起飞，战士们扑向停机场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用火柴引火时，因跑步流汗过多，火柴潮湿了，结果只有七、八架飞机着了火，大约有二十架敌机起飞了。战士们急了，有的用刀砍，有抓着敌机不放，飞机把人带的很高，因之摔伤了三四名战士。对没跑掉的飞机，战士们用刀砍，用枪打，用手榴弹炸，燃烧的飞机火光冲天，战士们枪弹齐鸣；（3）保安第六大队（大队长刘照华）在总队长宁殿武率领下攻击东站，用偷袭办法，在两小时内占领了东站；（4）攻击海光寺部队，均接近至海光寺护城河外沿，敌人利用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向我部队猛烈射击，敌炮兵也向我前进路上施行拦阻射击，因之我军伤亡严重，虽经多次发起进攻，均未得手，但已将海光寺包围，敌人也不敢出击，一时呈胶着状态。至中午时分，在海光寺上空敌机十二架向我军民狂轰滥炸，并不断低空扫射，烟火缭绕，远处可见。

值得深深怀念的是天津人民百姓，多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残害，对我军攻打日本鬼子，无不拍手称快，热情支援，送来馒头、大饼、西瓜、酸梅汤等表示心意，有的还开来载重汽车，以供军用。我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七月二十八日整天都在激烈争夺战中，二十九日接到军部撤退的命令。我营和其他部队，随即撤出战斗。向津南良王庄方向转移。撤退时虽然已是深夜，附近群众闻讯赶来送行，有的要求随军参加抗战，有的眼含热泪告别亲人，一种依恋不舍的情怀，使官兵们相对流泪，甚至相抱痛哭。

静海县防守战：同年八月初，日军由天津沿津浦铁路继续南侵，我师在良王庄、独流车站一带，节节抵抗，后我主力部队到达静海县后，积极组织防御战的作战计划。根据天津作战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我们决不能和日军再打阵地战了，必须改变方式打游击战。派六七八团第一营守车站，第二营守县城，但阵地放在城外。六七六团第二营放在良王庄至独流之间打游击。六七八团主阵地第一、二两营各派一个连在营的前方打游击，但不得进入六七六团第二营的区域内。主阵地每连派出一个班在主阵地与游击连之间打游击，这样配置的结果，好象是势孤力单，不能集中力量对敌，但阵前如此错综复杂的纵深配置，敌人来的少了，我们一下子就把他吃掉，敌人来多了，我们就躲在侧翼，实行侧击，敌人越向前进，我们的部队就越多，所以不管敌人来多来少，只要一进入我们的范围以后，就到处挨打，要想生还是万不能的。我们按照这个要领，敌人曾有七次进攻，都未到主阵地就被我们消灭了，或者被赶跑了。就这样，我们在静海地区守了一个多月，后来由第三十七师的张凌云旅接防，我旅退到马厂减河以南地区休整及构筑新的阵地。

马厂减河防守战：九月上旬静海失守后。我师与第三十七师部队会合。旋奉军部命令：决定在南赵扶、子牙河亘马厂减河之线防守，并确定作战地境，为静海、陈官屯、唐官屯、青县津浦铁路之线，线上属第三十七师；我师奉命左接第三十七师，占领马厂减河南岸阵地，阻止敌军南下。我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旋即下达命令，要旨如下：（1）我师决在南赵扶、子牙河、人和镇、亘马厂减河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南下；（2）一一二旅在减河南岸小王庄至洋闸之间占领阵地；（3）独立第二十六旅左接三十七师，右接一一二旅占领减河南岸阵地，减河以北之烧窑盆村须以有力之一部据守；（4）军作战地境为静海、陈官屯、唐官屯、青县津浦铁路之线，线上属三十七师；（5）本师两旅之作战地境为周泊、四党口，至大庄子之线，线上属第二十六旅；（6）各部队应即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死守；（7）烧窑盆村以西之减河木桥，俟我据守烧窑盆村之部队通过后，即行销毁；（8）据守烧窑盆村部队之补给事宜，由该旅以船运输之。根据师部命令，旅、团决定派我营全营渡过烧窑盆村以西木桥，抢占烧窑盆村。我营原驻地在减河以南之杨官店附近，接到命令后，即刻出发。当时正值雨季，平地水深尺余，官兵们涉水前进，直奔木桥而来，到了木桥，原来桥宽两米五，已拆除一半，仅余一米多宽，幸当时地内有高粱、玉米等作物，可以隐蔽，但木桥系在减河之上建筑，在唐官屯敌人用望远镜窥视，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命令第五连先派兵一排过桥后，对唐官屯方向占领阵地，以为掩护，后续部队然后以跃进方式渡过木桥，尔后再抢占烧窑盆村。到达烧窑盆村后，我和副营长韩盛林，五连连长吴耀中、六连连长冯少文、七连连长李好义、八连连长侯炳荣等一同视察了地形，我说：“烧窑盆村西北距唐官屯约五华里，南距减河约里许，是一突出的据点，我营所处形势，是‘背水一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阵。但我营官兵自津战以来，以愈战愈强的决心，总算抢占了这个据点。由此处可遥遥望见日寇沿津浦线开来的装甲车和部队移动的情况，这个在运河、减河交叉处的要点，确实是敌我在战术上必争之地。”接着，立即开始部署：以第五连（欠一排）到减河北岸占领阵地，维护营与团之联系，负责弹药粮秣之补给；以第六连占领村东北部及村北一部阵地；以第八连占领村北一部及西北部阵地；以第七连及第五连之一排为营预备队，位置于村东南部，以策应各连之战斗。各连应选择能利用之材料，即刻构筑工事，严密监视敌人。我说：“敌人若来，我们是‘背水之战’，只有以死相拼，才能死里求生，我与全营官兵相处，已三年有余，论感情亲如骨肉，论义气重如兄弟，这次作战是民族战争，我们要拼到底，拼死算完，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何况这里无后路可退。所以我请全营官兵审时度势，努力拼这一仗，万一不幸拼死了，我们是为民族战争而死，既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广大人民。”

战斗一开始，就是争夺战。敌人白天从唐官屯的两列铁甲车上用火炮轰击，随后以步兵迫近，每次都攻击到我阵地前沿，但我阵地迄未为动。我营官兵伤亡甚大，连长阵亡，排长接替指挥，有的连以司务长接替连长职务。如此战斗，我们进行了整整七个昼夜，全营官兵伤亡二百余人，烧窑盆村百十户人家，无一完整房屋，但我营终未使敌人“越雷池一步”，而且每晚我清扫战场时，缴获战利品甚多。最后，敌军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由运河以西迂回至马厂以南，企图切断我营与减河南岸我主力阵地的通路，对我减河主阵地形成半包围态势。我师随即奉命撤退，经由沧县以东向捷地方向转移整顿。至此天津战役及其近郊战斗，暂告结束。

更　正

本选辑第三十辑《解放前的天津海关》一文，第77页第6行至11行，1934年至1945年的进口、出口货值“国币元”均应为“万国币元”，特此更正。

【注释】

[1]关于天津保安总队的建制，说法不一。有的文章说是三个中队，本文系根据于麟章同志（曾任保安总队副官长）提供的资料，为六个大队。每一个大队相当于步兵一个营，而中队仅相当于一个步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