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殖民经济政策，实现经济剥削

日军占领天津后，就将天津视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和“兵站”，不断地加强对天津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为此，伪政府首先就提出了防止各种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政策，妄图用“经济封锁”达到“反共”“剿共”的目的。伪政府责成警察局在市内各主要道路交叉口，设立固定的检查站，检查每天出入的各种物资。禁运的物品有：大米、面粉、煤、焦炭、黄金、铜、铁、钢材、铝丝、盐酸、棉布、青麻、牛皮、猪鬃、纸张、火柴等。这些查禁的物资被日军源源运回国内，以供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需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政府为进一步抢夺主要物资，以增强战争实力，组织了一系列专门的掠夺机构，尤其是对制造武器所需要的铜、铁、铅等金属更是设法搜刮殆尽。伪政府先后组织了圣战献金运动总会、收买废品委员会、收集铜铁物品委员会等，并由市区内各同业公会、各警备区的联保办事处，以及各租界的新民会，分别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在开展“献金”、“献铜（铁）”的活动中，上自伪政府的市长要人，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幼稚园的孩子都要“献金”。伪政府规定：“所有本署及所属各机关公务员，凡薪给在五十一元以上者一律按原薪额三成为一次‘献金’，并着财政局先行垫解，将来分别扣还”。市民以一人一元为最低额，“凡于本区居住或服务于本区界内者均得献纳之”。又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所有校长及教职员均应按照本俸，献纳百分之一，又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纳一元。中等学生每人献纳五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学童每人献纳一角”。日军从天津市民的“献金”活动中，共掠夺了三十七万六千余元。此外，日伪政府还从市商会、工厂联合会掠得“献机金”一百二十五万元；从钱业、五金业同业公会掠得“献机金”一百三十万元；从银行业同业公会掠得“献机金”一百万元。

据统计，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日军共搜刮铜六十多万公斤，铁四十一万多公斤，锡纸一万五千多张。伪政府还以“军用”名义，任意抢劫自行车，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伪市长温世珍一次就向日本驻津特务机关“献纳”自行车三百九十八辆。此外，日军也直接参与抢劫自行车的活动，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四四年日军在进攻我中原地区，出动武装，一次就抢劫自行车一万五千余辆。

伪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筹划资金，还通过任意摊派捐税和调整物价的方法进行经济掠夺。据统计，自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八年中伪政府所设各种名目的捐税达二十多种，从天津人民身上榨取了约四亿四千多万元。(www.xing528.com)

另外，伪政府利用调整物价手段，为日军进行经济掠夺。如伪政府责令市营自来水管理处改订水价。普通用水由过去的每千加仑一元二角增为二元九角。又如，天津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改订车票价，由每一路线定价五角改为二元；电车票价由六分增为二角。

伪政府在增加税收、调整物价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地强制推行物资统购和配给制度，对粮食、棉布、食糖、燃料、饲料（马料），甚至火柴都实行配给。例如：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伪政府的食粮配给办事处规定“无论大人、老人、小儿，每口一律配给面粉一市斤，高粱二斤七两，玉米二斤七两，谷子一斤八两，绿豆三斤九两，黑豆一斤十四两，计十二斤十三两”^[1]。就是这种最低水平的粮食供应标准，都不能保障。此外，伪政府还规定民需燃料（煤）每户只配给二百市斤，且分为三回配给。火柴每人配给两小盒，棉布是每户配给衣料一件，每户配给砂糖半市斤，每人配给毛巾一条或线袜一双。

伪政府为了给日军筹措军粮，一方面用低劣的粮食配给市民充饥，一方面还大力鼓吹“代用粮食”。为了确保“皇军”的需求，伪政府还规定：非为当局指定之商社或该社之收买人，不得在芦台、军粮城、小站、天津近郊等地区收买或运输粮食。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战争的长期需要，依靠其傀儡政府除了在天津大量掠夺粮食外，还在天津及其郊区一带大肆掠夺土地，建立长期供应军粮的“基地”，并通过其农业垄断组织控制粮食生产和购销。当时在天津一带的农业垄断组织主要有两大系统：华北垦业公司和米谷统制协会。这两个垄断组织除了直接经营农场外，并控制了绝大部分其它日本集团或个人经营的农场。据统计，日军在天津郊区一带共设立了一百二十余处农场，掠夺土地达九十二万多亩，估计约占当时天津、宁河两地可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他们强迫当地农民或一些“游民”当佃户，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佃户除负担沉重的租额以外，余粮全部由日军贱价甚至无价“收购”，充做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