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公共墓地-族墓制度及其意义

西周、春秋時貴族都有公共墓地，這也是氏族制階段沿襲下來的習慣。因爲他們認爲這是宗族在另一世界的住宅，死人應該和活人一樣聚族而居。

據《周禮·春官》記載，族葬的墓有兩種：一種叫“公墓”，歸冢人掌管，葬的是貴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一種叫“邦墓”，歸墓大夫掌管，“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國民”即是國家公民，亦即“國人”，也是古代的一個統治階層。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西周、春秋間貴族確實有族墓制度。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發掘的虢國墓地，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這個墓地規模宏大，墓葬密集，有數百座（共掘了二百三十四座），當是虢國貴族族葬之地，即是虢國的“公墓”。棺槨有重槨單棺、一槨一棺、無槨一棺、無槨無棺四等，棺槨的多少有無與墓的大小、隨葬品的多少大致相適應，該與各等貴族的身份地位有關。隨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規律，大概與當時他們的葬禮的規定有關。詳見《上村嶺虢國墓地》發掘報告。

春秋時晉國的“公墓”在九原。《國語·晉語八》載：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韋注：“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注：‘作，起也’），吾誰與歸？”接着就評論到陽處父、舅犯、隨武子等卿大夫的爲人（《禮記·檀弓下》同）。春秋時曹國也有族葬的墓地。當晉文公率軍包圍曹的國都的時候，進攻城門的士卒多戰死，曹人把這些尸體陳列在城上，使晉文公很難堪。晉文公聽了輿人之謀，把晉軍遷到曹人墓上去宿營，準備發掘，結果“曹人兇懼”（注：“兇兇，恐懼聲”），晉軍“因其兇而攻之”，攻破了曹的國都（《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個曹人的“墓”當是“邦墓”^[7]，所以晉軍正擬發掘，曹人便兇懼起來。

春秋時代有些國家没有國君和卿大夫都葬在一起的“公墓”，但是，國君和卿大夫的宗族都各自有其族墓。《左傳》定公元年載：魯昭公去世，因季孫氏怨恨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注：‘闞，魯羣公墓所在也’），欲溝焉”（注：“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經榮鴐鵞勸止，“葬昭公于墓道南”。所謂“闞公氏”，當是在“闞”這個地方的魯“公”整個“氏”的墓地。《左傳》昭公二年記載：這年齊豹作亂失敗，齊氏被滅，後來衛靈公“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注：“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這個“齊氏之墓”，當是衛國齊氏整個氏的墓地，這時因齊氏滅亡，墓地被改賞給别族。(www.xing528.com)

按禮，所有族人都應葬在族墓，只有凶死的人不得入葬，這被看作一種嚴重的處罰。《周禮·春官·冢人》説：“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這是從氏族制階段長期流行下來的習慣^[8]。春秋時有不少被殺死的國君，都不得葬入“公墓”的兆域，另葬到他處，文獻上都特别加以記載。例如齊莊公被崔杼殺死，“側”于北郭（沈欽韓謂“側”是“有棺無槨”），葬于士孫之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安（晏）孺子被殺，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左傳》成公十八年、《國語·晉語六》）。楚王麇（或作卷、員）被殺，葬于郟，稱爲郟敖（《左傳》昭公元年）。楚王比被殺，葬于訾，稱爲訾敖（《左傳》昭公十三年）。“敖”是比王低一等的稱呼。《左傳》哀公二年載趙簡子立誓説：“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所説“無入于兆”，就是不能葬入族墓的兆域。

這種族墓是宗族的第二個聖地。宗主除了有事要向宗廟請示和報告以外，有緊急事故，常要到墓地向祖先報告。例如鄭軍攻破了陳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陳大夫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接着陳侯抱着社主出來投降（《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這時陳侯和陳大夫等“奔墓”，是去向祖先報告快要亡國的情況。又如吴國借口納聘，攻入蔡國，蔡侯“哭而遷墓”（注：“將遷，與先君辭，故哭”），接着蔡被遷往州來（《左傳》哀公二年）。這是蔡侯在被迫遷國之前，去向祖先哭而辭行。又如魯昭公伐季孫氏失敗，“與臧孫如墓謀（注：‘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這是魯昭公在出奔之前，去向祖先辭行，並謀奔向何處。所以《禮記·檀弓下》記述顔淵説：“吾聞之，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展，省視之”）。

這種族墓制度，是和宗廟制度相輔而行的，目的也在借此鞏固貴族的團結，以增強其統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