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唐宋城市社会变革

城市管理的内容通常很广泛，包括城市中的市场管理、市政管理、人口管理、社会文化生活管理、治安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成果甚多，不胜枚举。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城市分类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城市管理体制的优缺点。氏著《唐宋四类城市的规模、布局与管理》^[123]通过考察唐宋城市的规模、布局，进而对城市管理体制作了归纳，作者认为，政治城市的优点便是规模宏伟、布局端整、管理严密、秩序井然。军事城堡的特色，主要是它拥有适合于战略战术需要的建筑设施。而政治城市的缺点，则在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建筑太多，街区的封建管制也太严，民用设施、工商业区及其经济活动，过分地受到限制，这既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便于一般平民的生活。镇市一类经济都市的规模、布局和管理，都显得比较幼稚，还有待发展与完善。但它们少有大量的官方或半官方建筑；街市布局虽规范，倒也往往反映着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不论市场等工商业区，抑或居民区，多少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稍微松懈的封建秩序，恰好便利于市民阶层势力的成长。这些，又是经济都市优于政治城市之处。综合型城市的情况，大致介于政治城市与经济都市之间，既保留了政治城市的优劣，又具有经济都市的某些进步性特征。这后一方面，虽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前一方面的包袱又极为沉重。作为我国封建后期的主要城市类型，其蹒跚艰涩的步履，恰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相一致。

周宝珠通过考察唐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了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出现的革新。氏著《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124]指出，宋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城市的结构和阶级构成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城市经济及阶级构成、居住情况的变化，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在管理机构上比唐以前更为复杂，基本是三层组织，即基层的坊，中层的厢，上层的府、州、县衙门。唐以前的城市基本上是两级，坊或里为基层，权力较大一些。宋代的坊，权力较小，厢的权力比较大一些，即坊的一部分权力收归厢，而府、州、县衙门的一部分权力下移于厢。这样一来，厢制的管理权相对地扩大了，这是从唐代坊市分离到宋代坊市合一后在行政管理上相应的制度变化。没有厢制的建立，宋代的城市是不好管理、或者说无法管理的，因为同类相聚的坊已逐渐消失，各种居民杂居，经济的发展、城市阶级斗争的需要等等，使宋在五代出现的城市厢制的基础上而加以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制度。这种行政机构的多级制，正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种表现。第二，从宋代城市的诸军及防火防盗所建立的军巡与军巡铺制度中，可以看到这种军营式城市的特色，可以说，整个城市置于行政的、军事的控制之下。第三，宋代城市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官府对城市的统治，服务于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等级制度，这在城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第四，宋代城市的行政管理，除了镇压等职能之外，还有一个“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在防火救火、环境卫生、排水、交通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从城市管理的角度上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作者强调，宋代的城市管理如同它的经济发展一样，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带有某些划时代的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划分中，就城市发展而言，有着承上启下的性质。

韩光辉提出建制城市的概念，以此来思考城市管理制度的变化。作者指出，唐代以来，经五代至辽宋时期，城市管理制度包括不同类型城市的官制、管理职能和管理范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核心的变化在于由县管理转变为由专门机构都厢、警巡院、录事司和司候司管理城市，只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还不能将这一系列管理机构梳理得更清晰。10—14世纪，举凡置有都厢及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城市就是我国古代的建制城市。一般说来，城市行政建制即城市行政区划与管理制度，以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市域范围和职能完善的专门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为标志。因此，城市建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者认为，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军事编制和军事管理的厢逐渐转化为城市行政治安管理的制度，故中国古代建制城市出现于宋代。城市厢制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专门化过程逐渐形成出现的，它是一个新事物，在宋代三百年中先后仅东京和临安两都城形成了这种建制，已与唐代城市管理显然不同。可惜，至14世纪中叶，随着王朝的更替，当时这一先进的城市管理制度到明初全面终止。因此，古代建制城市的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无疑均是创举。^[125]

魏明孔从制度视角探讨了唐代坊市及其变化，提出唐代中后期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唐代是坊市制度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时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开始衰退和变革的阶段。唐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坊市制度虽然逐步出现变迁，但是官方在法律上并没有全面废止，坊市制度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诱导性经济制度变迁。因而，隋唐坊市制度发展与变迁规律，即使对于今天商业街区管理仍然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126]

包伟民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剖析坊制、厢制的源起入手，深入探讨了宋代城郭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作者认为，两宋以降，都市发展，州县城市形成两级基层行政体制，比较符合管理的需要。其间名称或有更变，实质变化不多。两宋时期的坊厢两级制度得以长时间维持，正在于这一原因。^[127]氏著《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128]进一步提出，以地方志书为主的历史文献，大多以“坊巷”为核心概念来描述宋代城市的城区形制，存在将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内容混同记载与概念混淆的现象。遵循由表及里、从解构历史文本入手的路径来作分析，梳理其所记载的坊区、坊额等内容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一，从城市管理制度的层面看，虽然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坊、界、隅等各种别称，但不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制度”。从制度的内涵看，可以将当时的城市管理归纳为在厢司与坊区两级之下，慢慢出现一个以巷为中心的更低的职役层级，最终形成了两级三层之制。其二，在坊额与街巷的关系上，前人或者强调坊只是“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或者断言“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都有失片面。究其原因，是受历史文本所传递的关于“坊”的失真景象误导之故。宋元地方志书的编纂者们出于其“名者，教之所自出也”的立场，在详尽记载某些城市的街首巷口所建立的、上面书写有“美名”之坊额的同时，鄙视出于俚俗、多非雅驯的街巷地名，以为“本不足录”，极少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坊主巷从的假象。作者强调，我们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两宋时期城区布局的传统思路，回归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的历史现实。

刘玉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市场设置的法规制度以及市场管理的行政体制和具体内容等方面，揭示了唐代的市场管理问题，并就某些具体管理制度及市场管理的本质提出一些思考。氏著《论唐代市场管理》^[129]认为，唐政府不仅拥有市场的设置权和废止权，而且拥有市场的管理权。唐代市场必须设置于州县治所以上的城市中，仍是政治统治的产物，政府设立了多级行政机构具体负责各级市场管理，并遵循若干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虽有某些经济管理的科学意义和合理性，但总体上表现出政治权力对市场交易的严密操控，经济规律被行政权力所干扰，不可能真正促进商品贸易的繁荣，并推动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吴晓亮以唐代“市”和宋代“税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唐宋时期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化。作者提出，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自唐代中后期至宋代以来，市场管理模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唐代的市场以市制为代表，国家对市场设置地点、交换时间、交换方式等各个环节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坊市制崩溃后的宋代市场，在时空以及交换方面呈现出自由勃发的特点。由于市场活跃，形式多样，故宋代国家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度，对市场的管理已超脱于唐代以市制为代表的“直接管理”模式之上，向以税务设置为代表的“以税代管”模式转变。作者认为，唐宋两朝市场管理者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国家市场观念转变而导致的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化。^[130]

包伟民通过对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勅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的重新诠释，再次探讨了唐代的市制问题。作者指出，唐宋间城市市场形态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论题。尽管如此，由于此前的研究深受“唐宋变革论”影响，观察视角集中在从唐宋间历史的裂变，来构成对两宋城市市场形态的印象。换言之，前人的讨论多从阐发唐宋间“城市革命”的立场出发，由两宋时期之“开放”来反观唐代城市的市场形态，即所谓典型的古典市制，突出唐代官府对市场的控制，或者是下意识地用以彰显唐宋转折在城市市场形态方面的表现。不过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却是：像这样由后向前观察、重在历史裂变的视角，可能会忽略历史演变的前后承袭。作者认为，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管理的制度，除了那些关于规范经营、整饬治安、征敛赋税等一般意义的内容之外，例如坊市分离、市场官立、交易监管等等明显带有中古时代特色的条文，虽然不如后代的“自由”，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来有自，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作者强调，与其说以唐制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不如说它受当时城市性质的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与军事堡垒的本质要求所致。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因袭演变的视角，观察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我们还可以发现，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131]

张剑光则分析了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及其变化与市场管理。^[132]在此基础上，氏著《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133]指出，随着六朝至唐五代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南方人口渐渐增多，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数量激增，城市社会状况变得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管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在市场管理上，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在公共事务管理上，政府也有很多具体措施。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对各级城市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作者认为，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使得城市规范有序，确保了城市渐渐地向前发展，成为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应看到，政府过多的管理措施，使城市严格地按照政府允许的尺度，才能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总体上说江南城市的发展幅度十分有限，自六朝至唐朝，城市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式的。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宁欣专门探讨了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问题，指出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涌入以京城长安和洛阳为主的大城市，多集中于建筑业、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和娱乐业。作者认为，唐朝对这些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到底如何管理，虽未见出台严格的措施，但通过一些官府颁布的具体措施和条文，可知总的趋势是对外来无户籍人口的限制逐渐松弛；国家财税征收的结构和对象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作者强调指出，随着人口结构重心的变化，户籍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财税结构和重心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向城市居民倾斜，向财富集中的区域、领域和群体倾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尽管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适应和调整过程。^[134]

在城市管理研究方面，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城市管理内容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对城市管理制度变革的探讨，这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只不过，城市管理问题本身相当复杂，牵涉面极广，目前的研究尚显薄弱，今后仍待加强。

【注释】

[1]参见郭正忠《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或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58—92页。

[2]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

[3]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4]陈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5]张剑光：《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势》，《史林》2014年第1期。

[6]肖建乐：《唐代城市发展动力再探讨》，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44—63页。

[7]包伟民：《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宋代城市研究》“第一章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第42—101页；《两宋时期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71—118页。

[8]柳平生、葛金芳：《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南宋城市化率估测及经济都市的成长》，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160—177页。

[9]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

[10]冻国栋：《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见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2年，第164—176页。

[11]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12]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64—82页。

[13]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14]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新史学》1990年第1卷第2期；或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18—147页。

[15]韩昇：《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6]〔日〕妹尾達彦：《恋をする男——九世紀の長安における新しい男女認識の形成》，《アヅア史研究》第26號，2002年，第43—66页；〔日〕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见邓小楠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95—722页。

[17]〔日〕妹尾達彦：《恋愛——唐代における新しい両性認識の構築》，《唐代史研究》第6号，2003年，第28—40页。

[18]肖建乐：《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19]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0]参见林文勋《论题：中国古代的“富民”社会》，《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唐宋“富民”阶层概论》，见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2—477页；《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见《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等等。

[21]宁欣：《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流动人口试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唐朝的“给使小儿”》，见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311—330页；《唐后期禁军与“市井之徒”》，《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浮寄流寓”与唐都城工程建筑业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再论唐朝的“给使小儿”》，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4辑，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43—53页；《唐都社会的边缘性群体——对“街肆恶少”的重新审视》，《唐都学刊》2017年第1期。

[22]程民生：《论宋代宗室的文化水平》，《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2期；《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盔甲裹诗书：宋代将士文化水平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宋代工匠的文化水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和数量》，《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宋代艺人的文化水平与数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宋代巫祝卜相的文化水平及数量》，《中州学刊》2019年第1期。

[23]肖建乐：《唐代城市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24]肖建乐：《唐代城市经济研究》，第89页。

[25]宁欣：《变革视野下的唐宋社会阶层及其变动》，《历史教学》2017年第14期。

[26]〔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第235—238页，第239—277页，第370—385页，第386—394页，第395—412页。

[2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49—176页；或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1—28页。

[2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301页；或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87—200页。

[29]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新亚研究所，1976年，第75—84页。

[3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3分，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03—356页；或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第85—158页。

[31]〔日〕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17卷《唐代邸店の研究》，三一書房，1992年。

[32]〔日〕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18卷《続唐代邸店の研究》，三一書房，1992年。

[33]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34]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或见《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0—351页。

[35]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6]张剑光：《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5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第315—332页。

[37]张剑光：《宋人视域中的唐五代城市商业及其发展变化——以笔记资料为核心的探讨》，《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

[38]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见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67页；《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文史哲》2005年第1期。

[40]〔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41]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92—106页。

[42]林立平：《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3]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或见《宋代城市研究》，第237—271页。

[44]吴晓亮、王浩禹、赵大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5]吴晓亮、王浩禹：《10—13世纪中国与西欧城市税的初步研究》，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178—192页。

[46]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47]刘艳秋、宁欣：《笔记小说中的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15—332页。

[48]肖建乐：《唐代城市发展动力初探》，《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试论唐代城市发展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唐代城市发展及其推动力量浅析》，《光明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4版；《唐代城市发展动力再探讨》，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44—63页。

[49]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新生命书局，1934年。

[50]〔日〕日野開三郎：《唐宋時代における商人組合“行”についての再検討》，见《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7卷《宋代の貨幣と金融》（下），三一書房，1983年，第263—504页。

[5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65—273页。

[52]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见邓广铭、程应缪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4—240页。

[53]傅筑夫：《唐代都市商业的历史性质变化与“行”的产生》，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工商业的“行”及其特点》，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87—493页。

[54]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0—351页。

[55]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或见魏天安、戴庞海主编《唐宋行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56]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6页。

[57]严耕望：《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1954年第8卷第4期。

[58]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

[59]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60]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或见《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142—165页；《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或见《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166—176页。

[61]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https://www.xing528.com)

[62]宁欣：《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唐史识浅录》，第52—63页。

[63]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272—303页。

[64]辛德勇：《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学士院诸问题》，《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65]杜文玉：《大明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66]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宫新考》，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5—249页。

[67]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

[68]曹尔琴：《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化》，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168页。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郭黛姮：《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佛教建筑》，见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92页。

[69]张天启、张剑光、邹国慰：《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70]周宝珠：《北宋东京的园林与绿化》，《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程民生：《北宋汴京的园林贡献及“绿政”创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71]荣新江：《关于唐两京城坊建筑的著录问题》，见《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72]郭黛姮：《南宋建筑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3]曹尔琴：《唐代长安住宅的规模》，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3辑，第222—225页。

[74]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

[75]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6]荣新江：《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77]荣新江、李丹婕：《郭子仪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78]牛来颖：《冲突与妥协：建筑环境中的唐宋城市——以〈营缮令〉第宅制度为中心》，见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78页。

[79]牛来颖：《唐宋建筑构造变化与城市新格局——以接檐建筑为例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80]牛来颖：《〈法苑珠林〉中所见的唐长安里坊与佛寺》，《南都学坛》2010年第2期。

[81]牛来颖：《唐宋城市的官店与私营——以〈天圣令·关市令〉宋15条为例》，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64—70页。

[82]李斌城等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3]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龙门书店，1974年。

[84]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85]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86]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87]林立平：《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见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29—247页。

[88]吴晓亮：《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9]王永平：《唐代城市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光明日报》2017年6月26日第14版。

[90]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史语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见苏智良主编《都市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8—153页。

[91]于赓哲：《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3期。

[92]李华瑞：《宋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93]姚培锋、陈国灿：《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

[94]陈国灿：《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95]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96]陈国灿、刘洁：《论宋代城市流浪人员的官方救助》，《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97]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98]陈国灿：《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人才资源开发》2018年第6期。

[99]参见〔日〕大室幹雄《遊蕩都市——中世中国の神話、笑劇、風景》，三省堂，1996年。

[100]参见〔日〕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中村賢次郎編《歷史中の都市——續都市的社會史》，ミネルゲア書房，1986年。

[101]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46页；或见《从相国寺看唐宋时期的都城文化》，《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297页。

[102]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103]程民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因素》，《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或见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137—159页。

[104]参见程民生《金石学发祥汴京论》，《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汴京词都论——汴京对宋词发展的巨大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4期；《汴京对火药应用发展的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清明上河图〉及其世界影响的奇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木板年画发祥传播的史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论汴京是中国戏剧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影戏在汴京的发祥与流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七夕节在宋代汴京的裂变与鼎盛》，《中州学刊》2016年第1期；《交年节在汴京的创建及流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腊八粥在宋代汴京的创制及后代的变异》，《历史教学》2016年第22期。

[105]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或见苏智良主编《都市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4—179页。

[106]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或见《宋代城市研究》，第324—353页。

[107]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

[108]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9]陈涛：《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0期（学术研究卷）。

[110]方湖生：《开封历史上主要灾害类型及特点》，《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11]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

[112]张全明：《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113]程民生：《靖康年间开封的异常天气述略》，《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14]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115]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灾害的政府应对》，《兰州学刊》2015年第3期。

[116]柴国生：《北宋开封雪灾与社会应对》，《中州学刊》2015年第9期。

[117]王化昆：《唐代洛阳的水害》，《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18]殷淑燕、黄春长、仇立慧、贾耀锋：《历史时期关中平原水旱灾害与城市发展》，《干旱区研究》2007年第1期。

[119]殷淑燕、黄春长：《唐代长安与洛阳都城水旱灾害对比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1期。

[120]张剑光：《唐五代江南的城市灾害与社会应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21]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的火灾及其消防》，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第263—300页。

[122]邓宏兵、张毅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123]郭正忠：《唐宋四类城市的规模、布局与管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第10期；或见《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66—122页。

[124]周宝珠：《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152—167页。

[125]韩光辉：《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韩光辉、何峰：《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韩光辉、林玉军、魏丹：《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或见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6]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光明日报》2017年6月26日第14版。

[127]包伟民：《宋代城市管理制度》，见苏智良主编《都市史学》，第67—117页；或见《宋代城市研究》，第102—171页。

[128]包伟民：《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文史哲》2018年第1期。

[129]刘玉峰：《论唐代市场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30]吴晓亮：《唐宋国家市场管理模式变化研究——以唐代“市”和宋代“税务”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1]包伟民：《唐代市制再议》，《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32]张剑光：《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5辑，第67—85页。

[133]张剑光、邹国慰：《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134]宁欣：《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光明日报》2017年6月26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