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是长江流经四川省内的长江流域的总称，该水域水流湍急，弯曲多滩，礁石星罗棋布，三峡地段地势险要，自然环境复杂，是防卫战时陪都重庆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武汉失守后，中国海军为保卫重庆，在宜昌至万县的长江两岸设立川江临时炮台。1939年1月，国民政府江防军召开川江要塞筹备会议，经研究决定在川江设立要塞区。3月，海军在宜昌至巴东成立了宜巴区要塞区炮台，设立第一、第二总台，下辖四台，九个分台。方莹任第一总台台长，曾冠瀛任第二总台总台长，以石牌、庙河、洩滩、牛口为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55门。另外，在红花套设立第一直属台，装备舰炮4门。10月，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巴万区要塞，设立第三、第四总台，下辖五分台。程嵋贤任第三总台台长，刘焕乾任第四总台台长，以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为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47门。四个总台共编配官兵1203人。另在第一、第二总台内各编配烟幕队两队，第三总台编配一队。
1939年7月，海军总司令部又下令正式组建川江漂雷队，由叶可钰担任漂雷队队长，下辖六个布雷队，张绍熙、高如峰、阙辅三、韩兆霖、谢为森、黄子坚分任队长。各队分别驻守在石牌、庙河、洩滩、牛口、巫山、万县。陈季良率第一舰队驻防万县指挥，曾以鼎率第二舰队驻防巴东指挥。此外，在涪陵至重庆间江段勘测了预备雷区，储存部分漂雷备用。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日本海军虽无法突破荆河雷区，但海军第一总台石牌距宜昌仅十余里。陈绍宽为防意外，乘坐永绥号旗舰赶赴石牌部署防御工作，对炮台守军说，希望“全体将士站在抗日第一线，要团结一致，同生共死，坚定不移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3]。1943年5月后，日军多次向石牌地区发起进攻，中国海军凭借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了日军攻击，取得了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战后，重庆各界慰问团为对英勇战斗的官兵表示敬意，在石牌立了“石牌保卫战纪念碑”，上面刻写：“民族英雄血，山河锦绣花，舍身争许国，杀敌当还家。正气乾坤塞，忠风世界夸，泰山权轻重，片石与光华。”
1941年8月22日，一架日军战机在巴东附近的杨家沱被击落，甘露号测量舰派兵俘获日军机械师两人。此后，日军战机连日不断对中国海军舰只实施空袭。1940年9月3日，日军将甘露号测量舰作为重点轰炸目标。甘露号测量舰在巴东附近的台子湾被日军战机炸沉，舰上官兵欧清芝、叶咏仪、王炳良、林把桐等人全部壮烈牺牲。
1941年3月5日，日本陆军从宜昌分三路向西进行攻击。为阻止北岸日军渡江进攻南岸，3月9日晚，中国川江漂雷队在石牌悄悄布放30余枚漂雷，渡江日军遭到了狠狠的打击。10日，日本陆军占领平善坝，但日本海军仍被阻挡在荆河口外。占领平善坝的日本陆军得不到海军的支援，不敢孤军深入，最终匆匆向宜昌方向退却。
1941年8月23日、24日，日军战机连续两日对中国海军的江鲲号、江犀号两战舰实施空袭，两舰虽以猛烈炮火对空还击，但是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和火力弱小，在巴东台子湾被日军战机击沉。8月29日，中国海军定安号运输舰被日军战机炸成重伤。9月4日，中国海军湖隼号鱼雷艇作战受伤。9月14日，中国海军7号驳船在巴东被日机炸沉。(https://www.xing528.com)
1941年11月，川江漂雷队奉命改编为第四布雷总队，严智（后为郑震谦）任总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张绍熙、阙辅三、韩兆霖、刘荣霖、王文芝分任第二至第七大队大队长。1943年春，奋战在荆河的第三布雷总队撤走。荆河雷区被破坏后，川江的形势日益严峻。5月，日军西进，攻至三斗坪附近。为阻止日舰溯江西犯，第四布雷总队赶赴平善坝江畔，于5月31日布雷50枚。次日，一艘日舰在宜昌下游被炸沉。6月30日，第四布雷总队再布雷30枚，日军舰船闻讯纷纷而退。日本陆军孤军深入，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情势下，不久即退走。此后，第四布雷总队继续坚守阵地，所谓“压倒优势”的日本海军始终未能驶入川江。
[1]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2]宋瑞珂：《第二次长沙会战经过》，载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高德垾：《石牌天险敌胆寒》，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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