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媾和之初，日本便抱定割地、赔款作为和议条件。为保证贪欲得到满足，日本决定在中国没有接受割地条件之前，不予正式谈判。为了达成目的，日本一面加强军事打击，一面拖延正式谈判。陆奥宗光就直白地说：“据我之见，即使谈判开始后，也不实行停战。如果中国迫切希望停战，则要待我们提出的有利的三个条件得到保证以后方可答应。”[20]所谓三个条件，即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土地和赔款。在外交上，日本一面刺探列强对其媾和条件的态度，一面又不愿提前泄露具体要求，避免招致列强的干涉。
正式谈判前，清廷急于了解日本的媾和条件，在尚未接到日本是否同意媾和的回复时，李鸿章认为日本“方志得气盛，若遽由我特派大臣往商，转虑为彼轻视”，建议采取折中的方式，选派洋员先行赴日，探听其媾和条件。[21]清廷采纳这一建议。11月19日，李鸿章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赴日，携带李鸿章的照会求见伊藤博文。日方则以这一照会并非国书，且德璀琳并非中国人，拒绝了德璀琳的来访，清廷只得召回德璀琳。接着，清廷按照日本要求，于1895年1月底，派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但日本又以“全权不足”为托词，拒绝与张、邵谈判，并暗示清廷必须派“有力者”如奕
或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22]张、邵赴日前后，日军加紧实施“干预作战”计划，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已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23]，不得已依日本要求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出使日本。
日本方面，经过数月的战争，日军同样已是强弩之末，“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24]，难以再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且军事上既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割地要求也成公开的秘密，继续隐瞒媾和条件反倒容易引起列强的猜忌与干涉，日本决定诱使中国尽快再派出使臣媾和，“速行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以改变列强的视听”。于是日本在占领刘公岛当日，即2月17日，底气十足地要求中国：“非有割地之全权大臣不必来日。”次日，日本确认清廷未接到新的要求前已先行指派李鸿章使日。2月19日，日本又专电要求必须“保证”李鸿章是按照“本月17日日本政府电示之条件”派遣的“全权大臣”。[25]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清廷左右为难。而割地事关重大，慈禧和光绪都迟迟不敢下决定。2月22日，李鸿章到京请训，先奏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银”，后又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态度甚坚决。[26]李鸿章其实深知此番媾和，非割地难成，这样表态，无非是不愿担负割地的罪名。该日廷议割地问题时，枢臣发生激烈争执。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力言唯有割地始能和议，“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而翁同龢则强调“偿胜于割”，希望以赔款代替割地。双方力争不下，数日未决。24日，李鸿章遍访英、德、俄等国驻京公使，请求出面帮忙抵制日本的割地要求，但遭到拒绝。[27]德使正告，“若不迁都，势必割地”。[28]25日，廷议，李鸿章、奕
认为日本野心极大，“注意尤在割地”，然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29]翁同龢虽不认同，却也无可奈何。割地之议基本确定。3月2日，奕
传光绪面谕，正式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30]李鸿章随后上奏，谈论让地原则：“惟形势则有要散，论方域则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即有碍难允许者。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辩争。”[31]而李鸿章折中所谓“散地”，即台湾。当夜，李鸿章与翁同龢长谈，议及割地问题，翁同龢言“台湾万无议及之理”。[32]但同日，慈禧密召李鸿章议事，已允“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处均予”。[33]次日，奕
、奕劻等王公大臣联名会奏，确认让地之权应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为原则（实际上就等于默许割让台湾），并命李鸿章即日启程。[34]
3月14日晨，李鸿章携其子参议李经方，以及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共135人，自天津搭乘德国商轮“公义”号赴日谈判。3月19日晨，抵日本马关。自3月20日至4月17日，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在春帆楼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举行了七次会谈。首日谈判时，双方互换敕书。中方要求正式媾和谈判以前，先议定停战问题，并宣布英文备忘录，伊藤博文答应明日回复。21日下午举行第二次谈判，伊藤提出停战条件，内容包括由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并解除该地的中国军队武装；天津、山海关间的铁路归日本军官管辖；停战期间的军费由中国承担等。如此极端苛刻的条件，李鸿章无法接受，再三肯商，伊藤拒不松口。日方故意提出严苛的条件，意在让李鸿章知难而退，接受不停战而议和。双方往复争辩，未达成共识。最后，约定李鸿章三日后答复是否撤回停战要求。清廷获知停战条件后，只得令李鸿章先谈和约条款。24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李鸿章表示放弃停战要求。双方决定25日上午进行正式和议谈判。会谈中，伊藤突然透露日本正派兵往攻台湾，李鸿章震惊之余马上追问：日方不愿停战，是否因向台湾用兵之故？伊藤矢口否认。但实际上日军已于前一日发动对澎湖的进攻，且进展顺利。李鸿章警告，若日本攻占台湾，将会招致英国干涉。伊藤则称此事与英无关。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住所途中遭日本浪人行刺受伤，震惊内外朝野，各国舆论哗然。日本政府狼狈不堪，既担心李鸿章因之回国，中断谈判，又深恐招致列强干涉，逼迫日本让步。于是，日方一面由日皇派侍医为李鸿章诊治，皇后亲制绷带，并派护士照料，一面表示愿意无条件停战，以延续谈判。28日，陆奥宗光亲至李鸿章住所提出停战协议草案。李鸿章欣然同意继续谈判，并对停战条款作了修改，但“将休战范围扩大到南征军即台湾诸岛”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不过对李鸿章来说，能够实现停战，已感到满意，没有再强争。3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六款。表面上，这一停战协议是在日本处于各方压力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实际上日本却巧妙利用这一停战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范围仅限于奉天、直隶、山东等地，台澎未在其中，这等于是为日本割占台湾预留条件；而限定停战期为3周，则不啻逼迫中国必须在期限内满足日本的要求。
1895年4月1日，中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陆奥宗光向李经方出示了和约底稿，提出包括承认朝鲜独立、割地、赔款、通商在内等11款条件，要求割占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及澎湖列岛，并限4日内答复。即日下午李鸿章将和议底稿电告清廷，特别指出“查日本所索兵费过甚，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若不取消割占“奉天南边各地”，并大量删减赔款，“和局必不能成”，“唯有苦战到底”。同时，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于列强干涉，他接受科士达的建议，请总署将割地、赔款等项透露给英、俄、法等国公使，通商要求则保密，防止列强趁机要求权益均沾。但这些密电当时已被日方解读，陆奥即刻针对性地展开反列强干涉的外交活动。李鸿章在电文中，未提及台湾、澎湖亦是“万不能让”的地区，[35]日方知晓李鸿章更加重视盛京南部地区，这就增加未来反对台湾割让的难度。
4月3日，清廷接李鸿章电后，见日方索求条件之苛刻，“殆难就范”，紧急商讨对策。光绪意在“速成”，但又难以接受日本的割地要求。李鸿章在电文中，表露了弃台澎保奉天的意向，清廷虽然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割地事大，不敢轻允。枢机大臣为此发生激烈争议，翁同龢力陈台湾不可弃，与世铎、奕劻龃龉，奕
主交廷议而持之不坚，接连两日，议无所决。[36]李鸿章等不到清廷正式复电，只得在期限规定最后一天（4月5日），经清廷许可后，自行提出一份长篇说帖，除认同朝鲜独立外，对割地、赔偿军费、通商权利等项加以辩驳。[37]这一份说帖在割地问题上，仅强调“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并未述及台澎，说明此时李鸿章仍按出京时预备的方案，希望以默认割让台湾来保住奉天南部地区。[38]陆奥宗光对于李鸿章的笼统回复很不满意，担心这样会拖延谈判进程。6日，日本照会李鸿章，要求依照草案条款，“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予以明确答复接受，若有修改意见，也必须逐一说明，并以“约文之体裁”[39]陆奥的回复让李鸿章预感到单割让台澎恐难以满足日方的贪欲，当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停战期临近结束，请求尽早指示，“若欲和议速成，赔款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40]。
日本的议和条件传回国内，当即引起愤怒的声讨，不少官员上书要求拒割土地。此时澎湖已陷落，停战范围又不含台澎，国人更加担心台澎将落入日本，反割台舆论的兴起，这让清廷更难下决心按前议弃台。8日，清廷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质问李鸿章为何在说帖中仅谈奉天南边割地太广，而未叙及如何争辩台澎。且李鸿章称“让地恐不止台澎”，似割让台澎已成定案，更让人怀疑李鸿章在抗拒割台问题上过于消极：“究竟说帖数千言中及面晤伊藤等时，曾否辩论及此？电语殊觉简略。”为此，清廷特别强调：“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该日，慈禧也放言“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41]。但既无再战之决心，割地已成必然。在同日的电报中，清廷又指示李鸿章：“即如割地一端，奉省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辄弃资敌。既不能概行拒绝，亦应权其利害轻重，就该大臣之意决定取舍。”[42]后又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43]实际上，再次把让地之权交与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则表示：“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旨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李鸿章还提出，在割地问题上，尽量以日军实际占领的情况为依据，“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44]
但清廷弃边地保陪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同日，日本又邀新任全权大臣李经方至行馆会谈，李经方要求对赔款与割地两项再做磋商。伊藤断然拒绝：“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决不能做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并危言恫吓：“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45]李鸿章获知伊藤博文的强硬态度后，“再四筹思，时迫事急”，决定不待清廷回复，于次日将和议修正案提交日本，其中的割地条款改为：一为奉天省南边四厅州县地方，包括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二为澎湖列岛。[46]同时，电告总理衙门做好对日本的反应的最坏打算，“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47]这一修正案的提出其实说明李鸿章已意识到前与清廷谋划的“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策略已失败，遂按现日军占领范围，提出允让地区。李鸿章的行动早为日方所侦知。一旦李鸿章罢议而归，战事又起，这并非日方所愿意看到的。日皇即认为，万一谈判决裂，即使在北京订城下之盟，“难免要受外国之干涉，最后割据领土也将成为泡影”。[48]于是，日本决定做出让步。
4月10日下午，中日双方进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伤势已愈，亲自参加了会谈。日方提出修正案，对和议条件做出些许让步，其割地的范围和赔款的数量虽有所减少，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仍依前案。伊藤博文同时强横表示：“但问允不允而已，无可再商。”[49]李鸿章据理力争，希望日方放弃割占营口和台湾两地。当时辩论情形如下：(www.xing528.com)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创办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国从未全据，日本如此，岂不贻笑西国？伊云：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李云：此非因战而让者。伊云：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去。李云：中国前让与俄人之地，实系瓯脱，荒寒实甚，人烟稀少。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50]
当日谈判最后，李鸿章仍做努力，再言“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伊藤则再次以武力威吓：“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并限三日答复。[51]此后数日，李鸿章仍想争取日方进一步放松条件，但遭伊藤博文一再拒绝，称4月10日所提出之条件为最后条件，“无可再行商让”。[52]清廷还提出“许日以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中国相对，仍归中国”等方案，均被伊藤博文所拒。[53]14日，伊藤博文再度威胁中断谈判，重新开战。李鸿章请示总理衙门，“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54]。4月15日，总理衙门连复两电谕李鸿章定约：“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55]
4月15日，中日举行第六次会谈。李鸿章仍试图争取日方在台湾和营口等问题上做让步。但伊藤已截获清廷允约的情报，寸步不让。最后，在17日的第七次会谈时，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第二款第二、三项及第五款为割台条款，内容为：
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119起至120止，及北纬23至24之间诸岛屿。
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其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期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即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