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生活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巴罗在《中国行记》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乾隆时代中国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即“按欧洲国家衡量的标准，中国应当属什么等级”[148]？他在书中讲的中国社会情况，如民众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149]政府不懂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府、官员自行加税（特别是对外国商人），农业生产规模小，中国人人性被政治扭曲，女性受严重压抑，溺婴弃婴，等等。如果将他说的这些情形与英国大宪章内容作一对照，不难发现巴罗是按照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来衡量中国社会水准的，从而看到中国制度性落后于欧洲。他的这种未加说明的、潜意识的比较，表明英国人在思索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对这一非常大的历史议题非本文所应研讨，在此仅拟说一说巴罗认为的中国君主制度与百姓性格形成的关系。
巴罗认为中国君主专制的强力控制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这种强力控制就是法律的实施，而其后果是百姓懦弱，没有朝气，缺少活力，政权长期稳定。
巴罗说中国人性为强有力的统治者——专制君主和社会状态制约，改变了本性：“强有力的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而且按照他的思维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伦理和品行则受政府法律的支配，几乎完全受其统治。”[150]又说：中国人的“行为都可能和社会状态有关，也和执政的政府有关，因它的影响，他们天生的性格明显经历了完全的变化”[151]。
巴罗从政府法律规章制度、颁布年历和邸报说明它们对百姓性格形成的影响：“中国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规章的影响几乎改变，在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别处受到更大的扭曲。”[152]他知道光是法律还不足以完全控制百姓思想和行为，他注意到比他略晚到过中国的荷兰人鲍（Mr Pauw，1739—1799）的话，“中国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统治”，他则补充“加上两样东西：年历和北京公报”。鞭子、板子是执行法律的暴力工具，而年历和邸报（“北京公报”）是思想统治工具。所以他解释年历“的刊行是为了传承迷信风俗，显然政府鼓励百姓使用”。公报“是一种媒介，把当今帝王的品质和仁爱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153]，以教化百姓。(www.xing528.com)
巴罗具体说明中国人性格改变的结果：“他们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这有许多事例可以清楚证明。”[154]“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155]人性的冷漠无情、残忍最为恶劣，乃至将未死之人活埋；对落水人不救助，甚而捞取其帽子；溺婴、弃婴。[156]
严重的是造成人们缺乏活力，特别是年轻人。“男孩有时一起在学校读书，但构成他们教育大部分内容的僵硬礼仪，限制了他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游乐，完全压抑了他们的活力和进取心。上层社会的中国青年缺乏朝气，显得古板和严肃，始终承受岁月的压力。”[157]“不管好坏，中国政府在世界历史上空前成功地治理百姓，采取措施克服种种灾难，保持国家的稳定……有关事件的处理足以证明在这方面政府是有经验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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