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继承问题，抽象继承法将传统文化区分为精神和具体两方面，认为精神上可以继承，具体内容上不可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这种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但这是儒家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讲的伦理，这种阶级内容，不能继承。有研究者指出精神与具体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既然精神上可以继承，内容上难道绝对没有可以继承的成分？笔者想到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事物，不只是有阶级性的，还有共性、中性，比如一个时期内“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主流意识，将宗教视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工具，似乎只有人民迷信宗教来麻醉自己，甘当顺民。然而众所周知，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清高宗尸身覆盖陀罗尼经被，无不表明他们信仰佛教，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头目啊，阶级分析在这里显然失灵了，宗教是什么阶级、阶层、身份的人都会信仰的。佛教倡扬大慈大悲，充满对人的关怀的仁爱精神，无疑这是可以传承的，它提倡的舍施济贫的具体内容亦有可取之处。宗教倡导的爱，是人类共性，是中性的东西，用阶级性来认识，就抹杀人类共性了。前面说过一些人的义行，其实在“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个人义行之外，还有群体的施善机构，如宗族的义庄、族学，行会、同乡会的义地（义冢），社区的社学，这些义行机构虽不发达，但总是实行救济贫乏的事情，这类组织，乃现代社会社会保障事业的先河。
再说“诚信”道德，是任何社会、任何人都必须遵行的人际交往原则，传统社会商业上讲信誉，标榜“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现代社会讲求“契约”，更要守信誉。至于为官之道的廉洁奉公，各个时代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但为官清廉公正无私，不贪赃，不枉法是一致的。所谓“君君臣臣”，是君臣各守自己的本分，君应尊重臣下，“士君子”的臣子的“从道不从君”，也会择君，“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君子文化的发展，不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文化吗？当然对百姓而言，古今“官”的最根本区别是观念上的差异，传统社会做官是人上人，是“父母官”，是在上者的“牧民”，现代社会则是“公仆”，是纳税人的公民养活官员。在上述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共性内容，精神、内容都有可继承之处。(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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