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西交通大开，交流扩大，有许多奇兽珍禽从西域传到中原地区，如封牛、象、大狗、沐猴、狮子、犀牛、安息雀等。《汉书·西域传》说：“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钱锺书的《管锥篇》援引《太平广记》中《月支使者》，记载了月氏使者向汉武帝献怪兽的事情，说：月支国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汉武帝以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钱锺书说：“按《博物志》（《指海》本）卷三记汉武帝时，大宛之北胡人献一物，大如狗，名曰‘猛兽’，帝怪其细小，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辄低头云云，即此事。”[67]
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动物主要有：
（1）狮子。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入居我国新疆地区，他们使用的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古老方言，把狮子称为“sarvanai”（形容词）、“sarauna”（抽象名词），这些词汇译成中文后就成了“狻猊”，所以先秦文献中的“狻猊”就是指狮子。中文的“狮子”或“师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它是吐火罗语A方言中表示狮子词汇的音译。西汉时，“狻麑”一词也指狮子。《尔雅·释兽》说：“狻麑，如虦猫，食虎豹。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中国不产狮子，中国人看到的狮子是从国外引进的。
中国人真正得知狮子，始于汉通西域。西域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途径是外国的朝贡，史书对此有多次记载。现在所知的有关狮子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国有师子，似虎，正黄，尾端毛大如斗。”
《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前90），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氏国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应该是狮子。《三辅黄图》卷三记载：“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宫马，充塞其中。”说明汉武帝的建章宫旁，当时就陈列了狮子。《后汉书》说，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第二年又有安息国“遣使献师子、符拔”。《后汉书·顺帝纪》说，阳嘉二年“疏勒国献师子、犎牛”。
到南北朝时，仍时有狮子输入中国的记载。《册府元龟》卷九六九说：“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
盾国献狮子一。”“孝庄永安元年六月，嚈哒国献狮子。”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525），“波斯国胡王所献”的一头狮子在中国境内滞留6年，到“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还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洛阳伽蓝记》）。
有学者统计，从《汉书》到《明史》，历代正史本纪记载的外国贡狮21次。最后一次贡狮是清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使臣本笃携带非洲狮子朝觐。
（2）犀牛。哺乳类犀科的总称，主要分布于非洲和东南亚，是最大的奇蹄目动物，也是体型仅次于大象的陆地动物。中国古代有犀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艳羡的装备。《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有学者统计，在《山海经》中有11处提到“犀”，并说其“形如牛而黑”。但到汉代，犀牛已经属于珍稀动物，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汉代有外国献犀牛的记载，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新莽时也有黄支国献犀牛的记载。黄支国献犀牛，在当时被看做是祥瑞，《汉书·王莽传》说：“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
（3）符拔，又称桃拔、扶拔。一般认为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外来动物的名称。《后汉书·班超传》说：“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 李贤注引《续汉书》说：“符拔，形似麟而无角。”据沙畹研究，“符拔”一词来自希腊文“boubalis”，可能是羚羊之类的动物，即叉角羚，来自中亚希腊化国家。
（4）鸵鸟。两汉时期中国人已知被称为“大鸟”“大爵”“大雀”“大马雀”，产地在“条支国”和“安息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还说，安息国派使臣“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东观汉记·西域》说：“永元二年，安息王献条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汉书·郊祀志下》还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建造建章宫，“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曰：“立大鸟象也。”即把鸵鸟的石像安置于此。
此后，从北魏至唐、至元，载籍中不断出现这种又被称作“驼鸟”“骆驼鹤”走禽的记录，只不过其所栖息的地方与前不同，分别作“波斯国”“大食国”“吐火罗国”“富浪国”“弼琶罗国”。(www.xing528.com)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块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的织锦，上面写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二行小篆汉字。此墓的年代为东汉末年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可能是在魏晋前凉时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的天文星占用语，此物无疑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就在这件织锦上，出现了鸵鸟的图案。尼雅遗址所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鸵鸟图案，表明当时中国纺织工匠对鸵鸟这种西域动物已经比较熟悉。
（5）马。马匹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动物，正所谓“天马来兮从西极”。家马大约在商代晚期传入中国。但中原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可能不太适合的驯养马，所以一直不能培育出本地的优良品种。长期以来，从西域或北方进口马匹，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进口贸易的重点之一，以至于有后来的“绢马互市”“茶马互市”等，用中原的丝绸、茶叶等物品换取北方的良马。最初乌孙马被称为“天马”，张骞第二次出使回国时，乌孙派使者随带好马数十匹答谢。前105年，乌孙向汉朝求娶公主，以乌孙马1000匹作为聘礼。后来汉武帝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就把汗血马称为“天马”，乌孙马改称为“西极马”。
据说，当时武帝特别希冀西域的名马，“大宛马”成为官方贸易的特定目标。当然武帝的这个希望不应仅仅看做是他个人的爱好，在那个时代，马匹在战争和经济中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汉朝强盛之后，为彻底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西汉王朝决定主动出击强大的匈奴，汉武帝对剿灭匈奴也做了充分准备，但战争初期互有胜负。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当时中原大军马匹的质量远远无法与匈奴相比。因此“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汉书·匈奴传》）。法国学者布尔努瓦认为，大宛马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张骞的注意，博得武帝的偏爱，是因为这是一种优良的大体形战马，用处特别大，尤其是当匈奴人从月氏人中引入了“铁骑”技术之后更是如此。匈奴人用挂甲的战马来补充他们善于奔驰的轻骑马，大宛的这种汗血马比汉族或蒙古地区的小马更善于运载全副披挂的重骑兵。[68]
“汗血马”又叫阿哈尔捷金马，在我国又称天马、大宛良马，产于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是经过3000多年培育而成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汗血马通常体高1.5米左右，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灵优雅、体形纤细优美，再衬以弯曲高昂的颈部，勾画出它完美的身形曲线。汗血马非常耐渴，即使在50摄氏度的高温下，一天也只需饮一次水，因此特别适合长途跋涉，是长距离的骑乘马。《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说“大宛多善马，马汗血”。故在中国这种马一直被称为“汗血马”。汉元鼎四年（前113）秋，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一匹汗血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
为获得大量汗血马以改良国内马的品质，汉武帝派出百余人的使团，带上一具以纯金制作的马前往大宛国，希望以千金易“天马”。使团来到大宛的贰师城后，大宛不仅不同意交换“天马”，还因汉使臣言语张狂而干脆派人杀了使臣，将金马和其他钱物抢劫而去。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领6000骑兵攻贰师城取汗血马。但路途遥远，又多高山大漠，李广利铩羽而归。太初三年（前102），武帝命李广利再率精兵6万攻大宛，还带了两名相马专家同行。李广利大军围攻大宛城40余日，大宛贵族们以汉退兵为条件，斩了国王的头投降，献出3000余匹宝马，并约定以后每年向汉朝选送两匹良马。此后“匈奴失魄，奔走遁逃”（《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大宛之威德”（《史记·大宛列传》）。
在归国途中，获得的3000余匹汗血马中有三分之二死去，只有近1000匹“天马”过了玉门关，回到大汉都城。因为得到真正的“天马”，汉武帝十分高兴，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由于汉武帝的珍爱，汗血马备受追捧，在当时创作的壁画、雕塑和器皿上常常发现它优美的身影。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由相马名家东门京主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1981年，在陕西省汉武帝茂陵附近一号陪葬冢出土了一件遍体鎏金的青铜马，体长75厘米、高62厘米，立姿，头小颈细，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据此可以想见“马式”的形貌。据考证，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的威武、剽悍的铜奔马，就是根据西域汗血马的形象创作的。“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专家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匹的描绘截然不同。”[69]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淮南子》中都记载有关于汗血马的传奇故事。在我国民间，对汗血马有着更为丰富和神奇的传说，甚至产生了“马生两翼”“天马行空”“飞黄腾达”的神话传说。
沈福伟指出：“马匹的输入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70]西极马和汗血马的成批引进中原，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武帝时，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马就有40万匹。城市街巷、乡村田间到处都有马匹，或耕或乘，“农夫以耕载，而民莫不乘骑”（《盐铁论·未通》）。东汉时月氏马也引入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方豪说：“中国之马种，乃以此而得改良，实为意外之收获。”[71]
引进了汗血马和其他西域马匹的汉朝骑兵战斗力大增，更为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从西域引进马匹，长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对西域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学者吴芳思指出：“从中亚输入马匹，不管是天马还是其他马种，是汉朝同‘西方世界’达成协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做法一直贯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72]
此外，西域传入的珍禽异兽还有许多种。如犎牛，是产于缅甸、印度的一种高背野牛；还有大象、孔雀、沐猴、大狗、长颈鹿、白雉、黑鹰、独峰驼、长鸣鸡等。《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说的是大象和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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