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时期的经典翻译，所译大多为小部小品之经典，译经所依据的“是天竺文字还是西域文字，现在还不甚清楚，其中，可能有不少是西域当地的语言”[34]。不过，据统计，汉代东来译经僧人10人，其中，4人来自天竺，6人来自西域；三国魏、吴两国共有外国译经僧人10人，7人来自西域，仅有3人来自天竺。可见，早期佛教之传入，是经由西域这一中介进行且以西域僧人为骨干的，因而许多佛教经典并非直接从梵语译出，而是由古代中亚地区的“胡语”转译的。
当时的洛阳是翻译中心，译者大都为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学者，汉地僧人或居士只是做些辅助工作。这时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并没有组织译场，不过得到了许多民间人士和文人学士的资助。当时的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就直接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而孙和、周提立等人则是译经的资助者，他们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当时的风气是，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据记载，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云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羡甘”。许理和谈到早期佛经传译的情况说：
从公元2世纪中期到3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法师和译师活跃于洛阳。最早的文献提到大约10位大师，他们据说在这一时期译出了相当数量（据道安记录有51部）的佛经……在进行翻译期间，可能也包括其他场合，大师对所译经典的内容给以口头解释（口译）。这种解释经常可能被混入正文；“译者注”出现在大多数汉译本中，并且至少是汉代译经形成了一种正文和注释无法分清的混合物……翻译工作的物质基础由被称作“劝助者”的世俗人提供。公元179年，两位此类捐助者的名字在题记中被保留下来。[35]
最早的汉译佛经是从迦叶摩腾开始的。迦叶摩腾是中印度人，据传他幼年聪敏、博学多闻，曾经在印度一个小国家讲《金光明经》。当时正值邻国兴兵攻伐，将要攻入国境，忽然受到障碍，士兵不能前进。其邻国士兵怀疑军队无法前进，是有异术作法所致，私下派遣使者探察，只见大臣们安然共集，听迦叶摩腾讲大乘经。后来，迦叶摩腾亲往邻国军营劝和，邻国退兵讲和并向其求法。
汉明帝时，使臣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洛阳。他们二人是史载最早来华的外国僧人。因为佛法初传于中土，一般人未能深信，所以迦叶摩腾不多做其他经典的宣述，仅撮取诸经之要而编译成《四十二章经》，用以传播佛教教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说它“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佛教史上常常把《四十二章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鲁惟一（Michael Loewe）认为：“这部经文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介绍佛教教义要旨的入门书籍，特别是按照所谓小乘教义介绍佛教的道德的书。它不是用佛祖讲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之类的经书或老子的《道德经》的形式。”[36]
《四十二章经》由42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迁，劝人们抛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全经虽然很短，但叙述却生动活泼，特别是妙用各种比喻，娓娓道来，颇具说服力。(https://www.xing528.com)
《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多见于阿含部经典。佛教学者周叔迦认为，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由于“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的四十二章。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37]。
汤用彤指出：“《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质平实，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几全为小乘）极多，可知其非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是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38]吕澂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而是一种经抄”[39]。他认为其基本内容抄自《法句经》。
但是，无论如何，《四十二章经》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时期，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佛经，文字简练而又包含了佛教基本的修道纲领，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东汉襄楷给汉桓帝上奏章时，就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内容。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章所载几乎与《四十二章经序》完全相同，记载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足见两书有密切关系，说明此书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
竺法兰也是中印度人，能背诵经论数万章，为印度诸佛学者的老师。他到达洛阳不久，便通达汉语。迦叶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又翻译出《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经》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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