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任何文化传播一样，首先要有传播的载体，即要通过人的活动来进行。不同的是，佛教的传播更是一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佛经的翻译工作。一方面，许多来自印度和西域各国的僧人，把佛经携带到中国，并翻译成为汉语，使之在中国流传。他们在佛教东传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中国的僧侣负笈远行，到西域或印度取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印度搜寻佛教经典，把它们带回中国，并翻译成汉语。在佛教文化东传中国的历史上，历代都有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中国高僧往“西天”取经，他们为传播佛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中国到印度，万里之遥，旅途是十分艰险的。唐代西行求法高僧义净曾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遂使流离蓬转，牢居一处，身既不安，道宁隆矣？呜呼！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所以，西行求法之路途艰难险阻，是超乎想象的。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说到玄奘的艰难行程及其伟大贡献：“我僧玄奘法师者……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步；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欲达。周游西宇，十有四年。穷历异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三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一藏百箧之文，波涛于海口。爰自所历之国无涯，求取之经有数。总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译布中华，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
自朱士行始，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前赴后继，不绝于途。据梁启超统计，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105人，实际则有数百人。据方豪统计，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不畏艰辛劳苦，从事佛教的传播事业，实在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政府的背景或资助，也不是受佛教僧团的指派，而是自行前往的，是发自内心的决定，并且有的还因受到阻挠，不得不偷渡出去，玄奘就是这样走出国门的。“求法队伍所表现的勇气和胆识，意志和决心，参与者那种舍生忘死、不惜牺牲、百折不回、互助友爱的精神，那种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跨越万里长途的执著、坚定的态度，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传之永久的精神财富。”[37]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甘冒风险，坚持西行求法呢？这主要是信仰的力量。这些僧侣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在印度有他们心目中的圣地，那是他们心灵的归宿、精神的故乡。这种出于信仰的宗教热情对于广大信众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僧侣们以对佛教的坚定信仰，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追求心中的理想，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也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它对其他的佛教信众产生了榜样的作用，激发了民众的宗教热情。”[38]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求知的欲望。我国历代西行的僧侣中，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到圣地巡礼，而是“取经”。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人，是在国内研究佛经时遇到了困惑，对已经翻译过来的佛经不满足，所以要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找“真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求知’的目的。即是说，作为宗教行为，中国僧人不畏艰险，历尽险阻，西行到佛教的发祥地，不同于一般宗教信徒‘朝圣’或巡礼胜迹，也不是单纯自我修行、锻炼身心的个人行为，而普遍地带着寻访真经、了解佛法真谛的明确的理性目的。”[39]所以，梁启超说，当时的西行求法，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自余西游大德前后百数十辈，其目的大抵同一。质言之，则对于教理之渴慕追求——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热烈腾涌，故虽以当时极坚窘之西域交通，而数百年中，前赴后继，游学接踵，此实经过初期译业后当然之要求”。[40](www.xing528.com)
所以，中国佛教徒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去寻求知识、寻求真理、寻求信仰。佛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系统。与佛教和佛经一起传过来的，还有印度的医学、天文学、哲学和逻辑学等等。这些域外的文化、知识和学问是丰富的、先进的、新奇的。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到这些文化知识的源头，去获取更多的文化知识。这种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是持续千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的最根本的心理动力。所以，梁启超将其称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西行求法运动，不仅仅是一项宗教的交流，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宗教真理的“取经”。他们不畏艰险、一批又一批地前往五天竺礼拜圣迹，足迹遍于西域诸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漫长的求法途中，求法僧们除了学习佛法、求得经籍之外，还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增长了知识，极大地扩充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如梁启超说的“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41]。所以，“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意义不仅仅是宗教性的，在学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2]。汤用彤也认为，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华，除了西域僧人东来弘法外，中国知识分子亦推波助澜，致西行求法运动如日中天。而西行求法者，亦为博学深思的学者型僧人，故能广搜精求异域文化，于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之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43]孙昌武也指出：
中国古代佛教的求法活动就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浓厚的学术性格。它不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传播与交流，更起到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样，持续不断的、形成规模的求法活动乃是古代中国人积极、持续地向西方寻求新知的活动，不绝于缕的艰难西行的人们则是古代文化交流的功臣。[44]
许多西行的求法者还记录了他们求法活动中的经历和见闻，形成“求法行纪”一类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著作。“这类著作作为求法僧人个人经行的记录，遵循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行’和‘实录’精神，忠实于见闻，举凡著者经行之地的地理形势、道里山川、物产交通以及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等，都翔实地加以记述；而著者们又是虔诚信徒，对于宗教信仰、佛教胜迹以及相关神话传说等记载尤为详细。这样，这类著作中就包含有关各国、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艺术、文化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45]“这些著作，比起正史或笔记一类的著作，叙述往往更加详细，材料一般更可靠。因为前者是史官或文人学士所作，或录自官方档案，或综括所见各书，或得于他人传闻，精粗杂糅，常有想象之辞，而后者则是求法僧们身所经历，亲闻目见后所写成。”[46]所以，这些著作不仅向中国介绍了所到国家和地区各方面的知识，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更保存了古代中外史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主要经典。正如梁启超所说：“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47]
据有关资料统计，历代西行求法高僧所撰写的行纪等史地著作主要有：（1）法显《佛国记》1卷、宝云《游履外国传》、昙景《外国传》5卷、智猛《游行外国传》1卷、法勇（即昙无竭）《历国游记》、道普《游履异域传》、法盛《历国传》2卷、道药《道药传》1卷、惠生《惠生行传》1卷、宋云《家记》1卷、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1卷、玄奘《大唐西域记》12卷、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无行《中天附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3卷、继业《西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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