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如涓涓细流，经过东汉三国时期比较小规模的传播，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了解、所接受，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汇成了滔滔大河，波涛汹涌，成为一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宏大文化景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体系，如滔滔江河般涌来时，给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习俗文化的巨大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宗教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提出的严峻挑战，是可以想见的。一个严密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大门，被佛教的力量冲撞开了，佛教以及佛教裹挟着的各种文化形态奔腾而来，甚至登堂入室。面对这样的冲击和挑战，本土的思想文化披挂上阵，仓促应战，与之进行激烈的、尖锐的思想交锋和学术论辩，演绎成两晋南北朝时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大论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交流、大辩论、大变革、大发展。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一个百家争鸣、新论迭出的时期。而出现这一切场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佛教及其思想学说的传入，在于一种异质文化对于传统的刺激和激发。
一般而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交锋和论战，主要是儒、道、释三家的论战和斗争。此外还有玄学一家。从佛教东传史的角度来看，玄学与佛教互相契合，互相依附，较少有矛盾和斗争，所以总体上还是儒道释三家的论战。实际上，这样的提法就已经意味着佛教东传的一大胜利。儒家学说经过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尽管汉末经学出现了衰微的气象，但其正统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没有动摇。道教是正在兴起的宗教，它从老子思想中获取文化资源，从民间信仰中获得支持，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态。虽然在此时尚不完善，但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这就预示着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与道教，都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一个是思想的，一个是宗教的，都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占据主要的位置。它们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最主要的两家。但是，这个时候已开始说“三家”或“三教”，把佛教加了进来。陶弘景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陈寅恪指出：
南北朝时，既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124]
“三教”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提出。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还没有“三教”一词。《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125]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
南北朝以来，笼统言之，称之为“三家”或“三教”。这意味着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已经登堂入室，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儒学和道教鼎足而立、分庭抗礼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中国人从未知晓的外来宗教体系，佛教在几百年间竟然达到这样一个地位，实属不易。在这期间，某些儒家学者和道教人士对佛进行批判、辩难甚至詈骂，对佛教的传入给予坚决的抵抗和排斥，但这种情况正说明，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力量，其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视的。甚至说明，佛教的传入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些激烈排斥佛教的人士看来，佛教带来的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也是不可不被重视的。在近代以前，虽然一直有广泛的海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中国人也时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困惑，但像佛教这样的情况，从来未曾有过。据此可以想见，当时佛教传播到中国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意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最重要的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中国化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如陈寅恪所说：“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126]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更多的是中国人主动接受和吸取的过程。自法显以后，一代一代的求法僧人，历尽万难，奔赴佛教的发祥地印度求取“真经”，他们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热忱，更出于求知的渴望，因而被梁启超誉为最早的“留学运动”。东来的印度和西域佛教学者，更多的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佛教学者，披肝沥胆，精益求精，将大批的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献典籍宝库，给中国人了解和阅读印度佛教的精髓提供了精致的文本。中国佛教学者对研究这些佛教经典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讲经注疏，形成了对佛教思想的独特理解和解释，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六家七宗”和各种“师说”，为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基础。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人自己引进来的过程，是中国人接受、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冲击，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满于已有的儒家一家独大的沉闷局面、停滞状态，主动寻求新的突破、新的发展的结果。所谓儒、道、释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是这一派中国文人学者和另一派中国文人学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中华文化传统内部寻求变革的力量与坚持守成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人披上了袈裟，成为佛教学者、佛教知识分子，是他们援引来自外国的佛教理念、佛教思想，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注入新的因素，激起新的变革。
这样看来，儒道释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实质上就是中国人，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展开的文化对话，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的对话。佛教的传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对话交流的对象。这种对话，首先意味着交锋与冲突。我们从牟子《理惑论》中已经看到，佛教传入之初，就已经受到来自本土文化、传统思想的种种辩难，受到它们尖锐的指责和激烈的批判。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随着大量佛典的翻译流传，人们越来越看到佛教的传入引起的思想震荡，所以抗拒这种传播的力量也越发强烈，斗争也越发尖锐，并且变成了有系统、有计划的攻击和诘难。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就一再发生儒学与佛教、道教与佛教的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荦荦大者有：在晋末关于沙门敬不敬王者的“礼仪之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的道教与佛教的“夷夏之辨”；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毁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由于佛、道倾轧而导致的毁道举措。
虽然有过这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风云，但是佛教却并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自己沉寂下来，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外部原因上来看，虽然两次大的“法难”也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并没有彻底铲除佛教生存的土壤，它的生长环境还在。而且这种打击也是暂时的，几年后，佛教又接着发展并活跃起来。说到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化需要这种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与此同时，这样尖锐的斗争，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也意味着相互的砥砺和激励。为了应对这样激烈的交锋，各方面需要准备自己的思想武器，准备自己的思想资料，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论辩策略，这就从内部促进了自己思想的发展和思维的缜密。我们看到，佛教引起的思想冲突，促使佛教、道家和儒学在自己固有的轨迹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没有别的哲学内容，而是强调，这个时期的思想、哲学是围绕着佛教引起的争论和刺激而展开的。关于佛学在与儒学和道教的斗争论辩中的作用，范文澜指出：
既刺激佛学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学的逐渐汉化，对佛教的发展，作用最大。因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机械地搬运佛经的辞句来应敌，是不能立足的……[127]
佛教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在冲突中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郑振铎在总结六朝时的这场文化冲突时指出：
以外来的佛教，占有那么伟大的力量，当然本土的反动是必要发生的了。汉、魏是吸收期，六朝却因吸收已达饱和期而招致反动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与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与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战的时候。这场决战的结果，原是无损于佛教的毫末。却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灿烂的遗迹。我们看，佛法的拥护者是有着一贯的主张，具着宗教家的热忱的，其作战是有条不紊的。然而本土的攻击者，却有些手忙足乱，东敲西击，且总是零星散乱，不能站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128]
另一方面，在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论辩中，相互之间也在寻求沟通和理解、寻求相互的融合和调和。孙昌武指出：
自佛教初传，就进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调和、相融合的过程。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同样主张三教并用、统合儒释，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具体态度和做法不同。在南北朝时期，三教并用形成更强大的潮流，其特点之一是更多的人把佛教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有些人更强调佛教比儒、道优越，甚至可以包容儒、道。这在当时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观念，实际是主张用外来佛教取代本土文化传统。虽然这种观念终究没能征服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但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是相当深远的。[129](https://www.xing528.com)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与本土文化对抗，而是尽量努力与本土文化相适应，尽量减少传播过程中的阻力。这样，佛教在努力保持着文化独立性的同时，也努力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许多佛教学者都是内外学兼通，不仅在佛教学说上面有很高造诣，在儒学和老庄、玄学方面也很精通。他们融会贯通，援儒入佛，大大提高了他们思想的力量。同时也就使佛教走上了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其论证的道路，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这种“三教一致”“儒佛会通”现象，代表着一种从“文化冲突”“文化妥协”到“文化融合”的历史辩证过程。
所以，许多佛教学者主张“三教合流”“三教汇通”。他们认为：“夫觉海无涯，慧境圆照，化妙域中，实陶铸于尧舜；理擅系表，乃埏埴乎周孔矣。”（《弘明集序》）“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弘明集·明佛论》）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图调和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佛教一直在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途径与空间。如牟子的《理惑论》主旨是宣传佛教教义的可靠性以及优越性，但他采用的办法是对话，通过对话来讲道理。牟子在对话中展开佛教优越性的论证，有时就借鉴或迎合儒、道思想。正是这种基于对话的文明融合的努力使佛教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在早期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能理解与接受，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文明对话与融合的方式。
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社会风气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信奉佛教的沈约认为佛法可以包容百家。
不仅是佛教方面主张三教融合，许多道教人士和儒家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当时的人们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如孙绰在《喻道论》中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绍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道教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始于东晋时葛洪。葛洪使道教思想系统化时，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以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梁朝的道士陶弘景等。在葛、陶之后，道家中提到“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总之，“这‘其乐也融融’的三家共一门的奇特景观，就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某些士人中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取向”[130]。孙昌武指出：
中国固有思想文化传统内容有于佛教不一致、相抵触的部分，也有相近似、相包容的部分，从而中国对于外来的佛教，既存在抵制、限制的内容和力量，又存在容纳、接受的条件与空间。而就相抵制、相矛盾的方面说，佛教有和本土固有传统根本不兼容的部分，也有本土所缺乏、所需要、可以接受的部分。佛教面对这样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一方面要克服不利条件，尽可能消弭矛盾与抵触，另一方面则积极地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争取生存、发展的更大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来佛教的丰富内容、巨大价值和优秀特质逐渐显现出来。它也在适应“异域”环境的过程中，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身而得以发展、壮大。中国人则在接受这一外来宗教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对这一宗教的改造和变异，终于创造出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汉传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131]
所以，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冲突，也有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除了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以外，玄学借助佛教般若学的影响而得到发展，经学也在许多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至于道教，无论在理论的精密程度上，还是宗教仪轨和活动上，甚至在道庵的建造上，都从佛教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启发。范文澜指出：
外来的佛教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族的思想里，成为汉族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斗争，也互相吸收，这是初步消化的阶段。[132]
葛兆光指出：
从公元5世纪到7世纪这两三百年间的思想史，往往被看做是儒、道、佛三种思潮纷争角力与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这种互相渗透、交锋与砥砺中，中国思想世界这三大思潮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畛域，也逐渐接纳了异端的思想成分。“三教合流”虽然是一个后起的名词，但是用在当时却也可以指示思想的取向。[133]
虽然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更大发展的空间，但是，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例如十分热烈地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在做皇帝后就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强调儒学对治国的重要性。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激荡，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争鸣、大论辩，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在这种激荡交锋中，儒道释以及玄学都相得益彰，各自得到了发展。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虽然引发了文化冲突，但没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使佛教本身中国化，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从而使中国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而且佛教自身也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其重要的精神作用。与此同时，佛教也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刺激的外部力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佛教的东来“成了中国思想世界自我调整的契机，汉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对佛教的回应，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不断的融会，以及在这种对固有资源的不断再发现过程中持续地提出新思路”[134]。
总之，无论是三教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还是三教并行或三教融合，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说：“这三教成了以后全部中国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东方和西方世界伟大民族之间在知识和道德方面如果要达到任何真正的相通，对这三教的彻底研究是必须做的第一步。”[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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