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本文为参加纪念邹伯奇诞辰90周年及邹伯奇学术研讨会所撰。
△邹氏与阮元虽无缘会面，以《邹征君遗书》与阮元《研经室集》中数篇同一题材的文章为例，却可见其意趣相同，学问相承。
△从“明堂”、古戟、月球至自鸣钟，均为邹、阮关注之题材。
阮元是在道光六年（1826）离开两广总督之任赴任云贵总督的，他在离任之际，为学海堂定下实施学长制的规定，并为学海堂择定首届八位学长。阮元离粤31年后的咸丰七年（1857）邹伯奇被推举为学海堂学长。此时，阮元已在此8年前作古了。邹伯奇对创建学海堂并倡学南粤有功的阮元十分景仰，特在学海堂中倡建阮祠，绘制阮元之像，提议以时举祭。在浙江的阮元子孙闻其事，十分感动，曾致函邹伯奇表示谢意。
尽管邹氏与阮元无缘会面，但是，邹伯奇研究学问，却师承阮元所倡。有趣的是，邹伯奇所感兴趣的一些具体题材，是以前为阮元所关注并有所著述的。兹以邹伯奇遗作《邹征君遗书》与阮元所著《研经室集》中数篇同一题材的文章为例，可见其意趣相同，学问相承。
阮元是清代“主持风会数十年”的一位经学名臣，同时也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地位的一个人物，他主张“推明古训，实事求是”，长于训诂之学、典章之学。阮元的《研经室集》中有《古戟图考》一文，阮元在惠州知府伊秉的绶那里见到一古戟拓本，他认为“今世所传周铜戈甚多，而戟则鲜，郑注又多晦误，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为此，便亲自依拓本将此戟摹画下来，为之引经据典考证一番，这篇文章二百余字。邹伯奇也写有《戈戟考》一文，七百余字，其篇幅数倍于阮元所作。邹伯奇在旁征博引的稽考之后，推论说“阮太傅《研经室集》载龙伯戟中有直刺者，盖古戟之仅存者，若《通艺录》所载内未有刃之戟，不合考工形制。郑注《周礼》‘司戈盾’注：‘戈，今时句孑戟’。《方言》‘凡戟而无刃，吴扬之间谓之戈’。是则‘戈戟’对文则别，散文则通。《通艺录》所载，虽铭曰戟，未足为据也。”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陈澧比邹伯奇大9岁，又早于邹伯奇十几年为学海堂学长，他与邹伯奇还未见面时，就因为读到这篇《戈戟考》而知道邹伯奇的博学，了解到邹伯奇精于算术，“乃定交焉”。[1]
人类对于月球有着特别的关注，古人赋予月亮许多美丽的神话，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开始揭开月亮神秘的面纱的条件。阮元在岭南作有《望远镜中望月歌》。他从望远镜中观察月球，并为此写下了《望月歌》这首诗，诗中不再是描述传说中的嫦娥、吴刚、玉兔，而是另外一番景象的月球。“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他还猜想“月中人性当清灵，也看恒星同五星。也有畴人好子弟，抽镜窥吾明月开。相窥彼此不相见，同是团圞光一片。”[2]阮元的描述，既有浪漫的文学色彩和大胆的设想，也反映了时人对月球认识的进步。邹伯奇则撰有《月答问》一文：“盖尝以望远镜窥测，见月体中有嶙峋而光者，此月中之山也；其晦黑而平者，此月中之海也，即俗谓桂影也。曰：其光何故？曰：日照之也。”“盖月体乃半圆球，常以弧背向地。上弦以前，下弦以后，日光照其平面之全周而后及于边际。弦望之间，日体在平面下乃不能照之，此一线圆光所由隐见也。其向地有定，何也？曰：此由重心之偏也。”他认为月球朝向地球一面固定不变，原因就在于月球是一个半圆球体，其“重心于边际远于圆顶，近任置之，必以圆顶之一点向地，剖瓜浑圆者验之可矣。月犹是也。”[3]这种认识限于当时的科学知识而有不当之处，但他这种勤于思考和大胆假设的精神是值得嘉许的。
广东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口岸，文化交流频繁，来自西方的奇器引发了国人的好奇，其中时钟是最为引人注意的器物之一。这也引起了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的关注。阮元撰有《自鸣钟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自鸣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文章考证了自鸣钟的制造原理与中国古代用于计时的漏壶原理相同，源自于轻重变化，阮元将此原理称为“重学”。他还分析自鸣钟利用塔轮与铁卷配合的机械原理。文章的结论是：“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4]出于天朝大国之自尊心，阮元将自鸣钟的创造之功归于中华。邹伯奇也写了一篇《说自鸣钟》，他对自鸣钟的原理提出不同的看法，“非因重故，重心移也”。他还提出通过改变齿轮使自鸣钟调整速度而更为精密的计算法。进而还提出具体方案，使自鸣钟通过所标刻度和增加齿轮、改变轮牙数及组合，可以使自鸣钟起年度之钟、标示节气等作用。这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而高明于阮元之处了。(https://www.xing528.com)
对早已失传的古代的礼制建筑“明堂”，向来为学者所热心考证而众说纷纭。阮元撰有《明堂论》和《明堂图说》。前者提出，明堂之始端在神农氏所作，还引录各种古籍关于自神农氏至汉代明堂的记载，略作考证。汉代之后，这种礼制建筑应是失传了，后人出于各种动机，对明堂的型制有种种推测，莫衷一是。阮元据《考工记》等文献的文字记载，对明堂作图分析，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切的结论。邹伯奇对此也表现出很大的热心，撰有图文结合的《明堂会通图说》。他在文章中多处肯定了阮元对明堂的理解和图解，进而从古制尺寸、古文献中所载数字的解读正误，分析了明堂的平面结构和力学结构，具体到门、窗、厅、室、阶、柱的证名、位置、尺寸。邹伯奇还手绘了6张明堂图（下基、拟《大戴记》原图、上盖、度数、堂构、门堂）及夏世室图。对明堂从基础到上盖，从平面和立面，从方位到局部都具体地得到反映，俨然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建筑图纸。充分地体现了其文章标题中所标示的“会通”精神。从中反映了邹伯奇学问之渊博及治学之精深。
（本文系2009年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举办的邹伯奇学术研讨会所撰）
【注释】
[1]陈澧：《学计一得序》，《邹征君遗书》“学计一得”卷前，同治十三年版。
[2]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研经室集·研经室四集·诗卷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71、972页。
[3]邹伯奇：《月答问》，《邹征君遗书·学计一得卷下》，同治十三年刻本，第37页。
[4]阮元：《自鸣钟说》，《研经室集·研经室三集卷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0、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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