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馆德荣祥德业经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崔正侠

我14岁被送到外馆德荣祥当学徒。1915年春，我第一次进入蒙古的车臣汗部摩勒根旗，德荣祥在这设有“单销站”，站上连我在内共有6个人。

所谓单销站，只不过是支起两顶毡房的蒙古包。我在这学徒，工作是做饭、捡牛粪。一天要捡粪20筐。起初还可勉强完成，日子长了，路途就越远，20筐的捡粪任务就完不成了。在草原上，米面都是从内地运来的；加之，该号胡凤山苛刻成业，恨不得从针尖上削铁，故在米面的供应上也持别吝啬。因我的饭量较大，经常吃不饱肚子，只好挨饿。我呆了一年多，最后给辞退回北京。

由于我在外蒙待过十多个月，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蒙古日常用语，第二年我就到了车臣汗部尼德尔达赖公旗——李成祥的聚顺成当学徒。这次我不捡牛粪了，工作主要是做饭，有时也帮着做点生意，跟着大伙计下乡（串蒙古包）卖货和收货，成了一个小伙计。每月挣一两银子，一干就是3年。因持续3年没回家，掌柜颇满意，故每年多给我二两银子压岁钱。至第4年我回家探亲，柜上连工钱在内，总共给了我100块银元。

在这之后，我离开聚顺成，一心想仿效外馆商人的做法，由一个人跑单帮（又名耍人儿），赚银十多万两。此时，我已能讲十分流利的蒙古话，也积累了不少做蒙古生意的经验，因是和外馆巨商福来号挂上钩，成为他家的买货手。论身分，我虽不是福来号的伙计，但我可以打它的旗号，缘福来号在外蒙当地享有很高声誉。本来做外蒙买卖为两不见钱，以货易货，即以福来号的货物卖给蒙古人，再从他们手中换回货物卖给福来号。价钱由我中间酌定，差钱就是我的利润。

1920年，我第三次进入外蒙，先到库伦（乌兰巴托），和福来号经理部谈妥买卖，直赴其分号（又叫外路）所在地蜜什公旗。至时便以该旗为根据地，开始了我升财逐利的生涯。风尘仆仆，奔波于蜜什公旗、库伦、张家口和北京之间。1925年外蒙事起，没收了汉商的一切财产，使我6年辛苦积累下的约值5000两银子的货物，统统付之东流。因是我不得不回到张家口，从此再不到外蒙去做买卖。

外馆商人为了攫取暴利，他们根据那时蒙民贪图眼下蝇头小利的习俗特性，想出各式各样的圈套和花招，以赚取外蒙人的财富。其手段综述以下：

1.使用秤砣秤杆法　设在库伦、秤布多、乌里亚苏台，以及散布在各旗外路单销站的一切商号，家家都使用3种秤砣：一是20两一斤的；一是12两一斤的；一是16两一斤的。这3种秤砣的使用方法不一样：买进蒙户的羊毛、驼毛、药材、蘑菇，及其他论斤秤时，使用20两一斤的砣；出卖给蒙户酒、糖、米面、糕点等物品时，则用12两一斤的砣；商家内部或汉商之间，用16两一斤的砣。对蒙民这种超量秤砣的使用，天长日久，终被他们发觉，于是就在商人的秤砣上刻下了记号，作为标志，不论买进、卖出，一概用这个标准砣。商人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便另耍花招——变换秤杆。买进货时，使用星距大的秤杆；卖出货时，使用星距小的秤杆。用这种方法，每秤260斤的货物，可使它有50斤上下的偏差。(https://www.xing528.com)

2.现金引诱法　在偏僻地区，购买贵重货物，如鹿茸、羚角、麝香、灰鼠皮、金银鼠皮、旱獭及狐皮等。由于此类货物价格比较昂贵，双方在买卖中，讨价还价难以达成协议。每当这种关头，商人就多使用“现金引诱法”，即商人从钱袋里掏出三五十银元，一边翻来复去地点数这些银元，一边用眼睛盯注对方的眼睛，看其眼神为银元所动时，马上就把银元装进钱袋里，假惺惺地要走开。其实并不走，仍然要同他再作一次议价。这时百分之八十的卖主，就会愿意照你的价钱，卖他的货物了。

3.内线交通法　行商走到边远一大户人家，这家既不了解市场的行情，如市场上100斤羊毛用20两银子就可买到，而这家货主则坚持非30两银子不可，价钱少了他不卖；又因他是富家，他有钱，日用品也不缺乏，卖货与不卖货，在两可之间。若遇到这样的生意，多数汉商便使用“内线交通法”。例如，第一天买卖没做成，商人就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同这家成员交朋友，施出小恩小惠，拿一些蒙人妇女喜爱的新奇小商品，如面镜、梳篦、头绳等作礼物，赠送给这家妻或女，用以联络情感。须知“货为色之媒”，一经勾引，妇女意志薄弱，经不起诱惑，最易上钩。且在蒙族家庭，妇女同男人居同等地位，甚至女性高于男性，故她说话很有效力，意见受到全家尊重。因是，商人既得幸于主妇，又在买卖上取得好处，这一方法在跑外蒙的商人中是尽人皆知的。

4.醉酒法　我在聚顺成学徒期间，经常听到柜上的伙计们谈论这样一句话：“骆驼见不得柳，鞑子见不得酒。”后来我与蒙古人交往熟了，他们也说：“我们蒙古人一见到酒时，什么都会忘记的。”因蒙人性喜吃酒，汉商就抓住这一弱点，采用“醉酒法”，在买卖上进行哄骗。如丈量布匹，不使用尺子，而用两臂向外一伸成一字形为5尺，实为四尺六七。又如生皮张数的点数上，因皮子多，又要一张一张地点，商人在点张数上，常常把100张点成95。“醉之以酒”法，在外馆的大小商家普遍被采用，而且行之已久不受谴责。

5.讨好王公送礼法　蒙古王公最重视礼物，王公贵族间，有所请托，虽近亲姻属，亦必以“放礼”当先。有礼必办，无礼者不办。其衡量应出力大小，要看礼品重轻多寡。厚礼者出全力，礼薄者出半力或不出力。至于商人同王公贵族打交道，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须知这些王公巨室，拥有数以万计牛羊骆马，特别是羊群和马群，有二三万只羊和一万匹马的人家，在外蒙古算不了什么稀奇。所以对待这些王公贵族和对待平民的方法不同，王公贵族一般都爱体面，喜欢别人阿谀奉承，捧得他越高，他越高兴。商人们很懂得如何去讨他的喜欢，从而把关系拉近。一方面便于在旗境从事商贸活动；另一方面遇有蒙民赖债或其他纠纷涉讼，就可以请求王府庇护。因是，在各旗做买卖的人，都必先要买王府的账，方法是馈赠一份厚礼，其必然要包括：（一）二七茶4块；（二）大缎子一匹；（三）采绸一匹；（四）烧酒10瓶；（五）糕点10斤。商人这样做，与王府的关系更亲热，其好处是说不完的，一则是为了做王府的买卖，赚他的钱；一则是借助他的势力，就可在其旗内为所欲为。因在王公统治下的蒙民，毫无一点民主权利。王府横行不法，随意征派牛羊，滥派差使。稍有违抗，就关进监牢。因此在蒙民心目中，王爷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只要王爷给撑腰，那买卖就会一帆风顺，多赚些银子是不成问题的。1924年冬，我在车林王旗卖货，因债务纠葛与蒙人罗桑打官司到王府。他欺我一个人跑单帮，欠我贷款拖拉有两年，每次讨要总是躲躲闪闪。罗布桑欠我的债款约500多块银元。当时我心中暗想，这钱我宁可花在衙门里，也不能让他赖去。于是，我准备好一份200块钱的礼品，其中包括绸缎菜酒等送到王府。第三天，罗布桑被传到府衙，同我对质属实后，他答应一月之内把欠债全部还清。管事家盖讫（管旗章者）阿木固郎警告他：“罗布桑，你这小子不守规矩，吃的用的是人家大老远从北京、张家口驮来，送到你家门口。两年了，你不还账，让人家孩子女人挨饿，你真给我们旗丢人！过期如还不清欠账，一定要加倍地罚你。回去！”他东挪西借，不到二十天，就把债款全部还清了。

关于“外馆”我愿介绍几句，一并附在这里。据我所知，对于“外馆”一词，在清末民初有几种不同说法：一是一般人称“外馆”，是指做蒙古买卖的，不论是北京人或山西人，凡做蒙古生意的，均称之为跑外馆；二是山西省或绥包等地做内外蒙古生意的商人，对北京的同业商号，呼之为“外馆”或“京庄外馆”（京商称山西同业为西府人）；三是“外馆”本是清政府理藩院编制内的一个小单位，是负责招待驻年班的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的王公扎莎克的。以上3种说法，当以最后者为基本。只是到后来，随着对蒙古经济贸易的发展，才逐渐改变了它原来的内容。所以，人们一提到“外馆”二字，都知道是指做蒙古买卖人的城池住所，并不知道“外馆”曾是理藩院设在北京城北专门招待外蒙王公贵族的馆舍。

外馆从外形上看，好像一座小城，座落在北京城北德胜门外大约三华里之处，四周的城墙是用城砖砌成，每砖计重48斤，墙高1丈2尺，无垛口。南面正中开一门，门左右各有瓦房5大间。围墙以内，大约有10万平方米的广阔平整的大草地，其中杂草丛生，随处可见早年炉火遗留的灰迹。儿时我曾涉足其中，今忆起来，宛如置身于蒙古大草原之上。围绕外馆墙外，东西南三面是些散居的商户和居民，北墙外是大片荒地。出馆门向南是一条宽敞的大街，街名叫作“哈尔哈馆街”，原街牌坊上署名为“喀尔喀馆街”，后不知何故改成此名。街的两侧，有数十家零销商店，出售各种生活用品，以供应外蒙古来的客人。这条街当时极盛，买卖兴隆，往来游人摩肩擦臂，热闹非凡，实不亚于南城的前门大街。据祖父告诉我，这里供应人们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到我在外馆开始学徒的时候，随着做蒙古买卖的发展，居住在这里的商家就有一千多户，人口近万名。许多商户，或家柜相连，或家柜分开；特别是那些资本一二百万两银的大商号，如同和堂、福来号、大庆号等，不仅店堂雄伟壮观，而且居室也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