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杜重远虎困囚笼威风在，但是他被投进监狱这件事，在政治上所起的消极影响和在心理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首先，瓷业改良的步子明显地放慢了，有的方面取消了原定的计划；到后来，仅仅是维持局面而已。接着，保守势力开始抬头，除了陶瓷技术和工艺改革尚能继续推行外，其余便受到阻挠。
一九三五年九月，五区专员公署由鄱阳迁到景德镇后，专员酆景福更对总揽景德镇的陶业管理局侧目而视，认为妨碍了他的独裁统治，极欲除之而后快。第一招，便撤掉了杜重远推荐的浮梁县县长阎模闿，由自己取而代之。一九三七年，省府规定，专员一律不再兼任县长，酆景福又选择了柔顺听话的彭泽县县长屠孝鸿接任浮梁县县长，实际上还是酆景福控制县政。这样，陶业管理局在景德镇进行的一切改良，便失去了有力的助手。第二招，就是借陶业管理局的大门在翻新时漆上了红色，攻击说：“这是明显的挂红招牌。”他尤其把矛头指向养成所的青年学生，说杜重远“在上海招来的一批小家伙，其中一定有共产党！”不仅如此，他还处处干涉陶业管理局的内部行政，并亲自登台强占陶业管理局的露天讲演场，到后来，更借拆宽马路把这个颇有影响的露天讲演场给拆了。他还怂恿保安队的士兵，大闹了陶业管理局举办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人文娱晚会。
江西当局也是见风使舵，顺水推船。一九三五年年底，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学生毕业了，按照原定计划，本应留在景德镇为振兴瓷业服务；可是江西当局却借口抗战军兴，紧缩编制，而未安排他们的工作，致使杜重远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七十名新生力量（毕业时，学员七十），大多四散，仅有少数人留局服务。对此，杜重远在为养成所的《同学录》写的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无限感慨。他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江西当局邀我商量改良陶瓷的计划，我条陈了二点：一、在九江设立一个新式的瓷厂，专事仿造舶来品以资抵制；二、在景德镇设立一个陶业管理局，改良手工业，藉复昔日的繁荣。两点均蒙采纳，并令我来主办其事。于是，想到训练人才的问题，呈请省府创办一个陶业人员养成所，名额八十，规定一年毕业。前后在赣、沪两地招考学生，于民国二十四年春季开始授课。本想将近代的思想和陶业初步的技术灌输于诸同学，一年后共负改良陶业的使命，不料相聚一月，以瓷厂募股关系奔忙各地，旋又因文章贾祸，竟以妨碍邦交罪，体陷囹圄，致使满腔热望未能完成，中心滋痛！”(www.xing528.com)
时至今日，回顾这段历史，谁不感到中心滋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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