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中国社会及高等教育中的性别符码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与西方社会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其独特性。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中西方女性都有长期被高等教育排斥的历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和发展结果上面临的性别不公正问题；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使得人们在关注与解释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认识理路。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长期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反映了国家意志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由国家意志强制性推行的平等理念和模式，确实起到了改变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性别问题或被掩盖，或被“淡而化之”，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学术关怀。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由国家意识形态所构造的性别平等神话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幻灭，在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在我们每天所面临的生活实践中，性别歧视在内容有所变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公开化、更普遍、更“正常化”，“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逐渐幻化为一种抽象的、正确的政治符号，大量性别问题的凸显曾一度引发了国内女性问题研究的热潮。由此，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性别问题也开始逐渐受到学术关注。从研究思路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工具，在“地位高低”论的框架内进行阐释，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这次国际性的盛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潮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随着研究者们对女性主义认识和理解的深入，人们也开始尝试用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和性别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在中国语境中，女性主义（或称女权主义）仍然是一个备受误解的概念。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性主义的形象往往很容易被描摹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极度自我张扬且缺乏“女人味”的女人呓语与狂热；在学术界，一种相对普遍的误读就是将女性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性别政治立场，甚至简单地等同于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它在学术上的建树无足挂齿，根本无法与主流文化中充满科学性、客观性与理性的专业化学术研究相提并论。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开始引进了多种西方学术思想，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但女性主义这个在西方学术领域已占据重要位置的思潮并未引起中国主流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虽然一度借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也曾热闹喧嚣一时，颇引人注目，但那也仅局限于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圈内人的交流与自我言说，还远未成为一种公认的基本文化视角。相比于国内学界对其他西方时尚理论的追逐与热情，学术主流对女性主义长期保持着一份冷漠与不参与的矜持。当然，学术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不屑、冷漠、回避与失语姿态本身就值得深思。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种可能性来思考：一是“性别问题”在当代中国被视为“不重要”也“不重大”，基本被边缘化了；二是认为该问题根本无法从大的社会结构问题中剥离，只有把社会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讨论并解决“性别问题”；三是认为“性别问题”在中国已得到解决，不成为“问题”了^[12]。

事实上，即使深度介入性别研究领域的戴锦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谈到自己的研究立场，她说自己近年来极少单独谈到性别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社会“这十多年来的性别议题经常只是一种‘表征’，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纠缠的、更急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的主流逻辑永远是主流的，对性别状况的彻底改变，还有待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绝对不是通过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而作为个人，只能追求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清醒，除此之外，毫无他法”^[13]。这一观点或许代表了知识界对性别问题较主流的回应及立场。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妇女问题”、“妇女解放”这样的议题确实无法转换为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样重大或重要的社会诉求，彰显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社会意义，并成为国家语境中不可或缺的历史遗产和卓有成效的实践典范。另一方面，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男女平等”话语或许早已成为一种被社会（包括主流学界）深刻默认并不受质疑的“元叙事”了。因此，20世纪80年代即使重新开启了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但其一直就陷入女性学者们“自说自话”的哀怨、尴尬与无奈之中，并未进入主流学界的研究视阈，或者正如戴锦华所谈到的性别议题只是一种“表征”，根本无法单独建构成问题。

尽管这份冷漠与矜持在中国社会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但是在如今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作为研究者，我们已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区别于人类有史以来由男权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所滋生的哲学观与方法论，对思想、文化、社会、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已产生了广泛的话语渗透与深刻影响，“女性学”已在学术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成具有专业水准的、对当代西方社会批判性最强的一门跨学科学术。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关注的议题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的意义，突破了早期纯粹以女性抗争为本的理论探索，论证的重点也由女性的权益转向关注两性差异以及两性权利的互动，女性主义借鉴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挑战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理论的霸权方面，已毫无异议地成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并为当代反主流文化和知识论述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方式”。它在解构深层社会意识、思维习惯、文化符码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在声势强劲的后现代思潮中已居于一个核心位置。特别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解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菲勒斯逻格斯中心（Phallologocentrism）二元对立机制所做的探讨和努力^[14]，更加凸显了女性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开创性、前瞻性风采。伊格尔顿在总结后现代理论带来的可取之处时，就特别强调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政治的理论在解释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在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时，将不可避免地以女性主义为认识基础”^[15]。

事实上，孟悦、戴锦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现象，指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如何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种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16]。但是，当时对“女性主义”有这种认识和自觉的研究者在国内并不普遍。即使现在，在已然如此开放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大众话语还是主流学术依然对女性主义存在诸多误解与误读。当前各种社交网络上更是充斥着“女权癌”、“女权婊”等大量对女性主义污名化的称谓。近几年，有些议题，如校园内的强奸案、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男女薪资悬殊和其他女性主义的主题的讨论似乎开始突破小众而成为主流。一些名人也开始“拥抱”“女性主义”这个词，在女性主义充当了流行文化的笑料，因其缺乏幽默、急切和意识形态上的一根筋而被嘲笑了数十年之后，这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17]。但审视学术界的态度，学术主流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基本上还依然局限于“女人”的范畴和女学者的小圈子，“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与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18]。中国知识分子及主流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疏离乃至隔膜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前文已略有提及，在此，本论著只探讨中国女性研究者对待女性主义这种理论资源的态度与立场问题。(www.xing528.com)

自从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后，面对着这一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与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资源，国内的女性研究者也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从未放弃过对其“本土化”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研究者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既希望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来反观当下中国国内的性别政治和女性地位及其变化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要抵制或者反抗一种以西方为准则的权利关系。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特定心态——他们既期望得益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又不被这些理论背后的西方霸权结构所制约。”^[19]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女性主义这个“舶来品”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找到自己的立场，总会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隔膜之感。实际上，当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再次进入中国的时候^[20]，国内一些学者在肯定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性别解放理论具有终极合理性的基础上，曾就其使用单一的社会性别分析而忽视阶级、种族等其他分析范畴提出过质疑和挑战^[21]。几乎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和批判，这一挑战已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广泛反思，其中心是超越白人中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开始转向对女性研究更广阔丰富的社会内涵的解读。他们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里，性别歧视主义并不是女性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而是时常与阶级、种族、结构性的贫困、帝国主义等复杂因素缠绕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女性主义的这种包容性、开放性为中国学者在传统的阶级分析基础上引入女性主义分析视角提供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就很难说是西方强加于中国女性的，而是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与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当代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再去理解的。

无可否认，历史发展到今天，女性主义这一理论资源已经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中国的研究者已无法视而不见。况且，在当今社会经济转型中，中国的“妇女问题”并未消失或者说变得不再重要，相反，在社会性别公正上涌现出的很多新问题亟须我们突破理论上的局限性去面对、去解决。“中国的妇女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以来，外部一直没有摆脱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中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妇女争取社会地位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在妇女和性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层面未曾系统累积，该理论在社会层面将‘妇女群体’置于主流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而在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术体系上，有将妇女边缘化、问题化的倾向”，在思维方式上，“一些学者曾一度将中、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女性主义等绝对化并加以对立，甚至将反后殖民与民族主义情结夹杂在一起，作茧自缚地一度拒绝接受外部的理论、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向外汲取有益的理论营养以丰富我国妇女学的理论宝库”^[22]。在方法论上，绝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依然是沿袭已久的“压迫—解放”模式下的“地位中心论”和“问题中心论”，匮乏的方法论使大多数研究在价值观念和研究结论上少有突破。“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出现部分学者将性别分析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唯一视角，而没有将女性置于转型社会具体情境中考察的狭隘倾向。”^[23]这就要求我们对女性主义的学术关注和关怀建立在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含义中，也只有这样，它才会变得有意义^[24]。所以，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在借鉴与依附之间应该有一个较为清醒的把握，一方面我们要在西方的语境中反对西方霸权，不要完全被它的关注点所笼罩；另一方面又不能切断与西方的联系，而应对其有价值的学术资源与学术思想、分析方法予以必要的关注和借鉴，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用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话语和实践问题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著就是试图借用这种崭新的理论模式和“叙述方式”对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另类”解读。

近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繁荣之势，从不同的角度用多元的话语方式来考察高等教育显然是一种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的进步。本论著正是立足这一点，试图以女性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工具重新审读高等教育，揭示高等教育还未被大众认识的一面，并为解读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策略。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论著选取女性主义认识论为分析视角解读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的抽象，同时兼顾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另外，用女性主义认识论透视高等教育当然也有它的研究立场与研究局限性，事实上，它也不奢望去穷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更不会去宣称它对高等教育的解读是绝对公正的、客观的、中立的，而是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想告诉读者它摸的是哪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摸这一部分。这也是本论著希望达成的诉求。

用女性主义认识论来解读高等教育是女性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体现。首先，它用社会建构性别的观点审视了教育中抽象人的概念并对性别生物化的理解进行了批判。其次，它重新阐释了有关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知识话语（包括有关性别和性别差异的话语）。对高等教育研究来说，它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新的行动方案和新的评价标准，这在学术研究上无疑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产生于对传统认识论和知识体系的挑战、质疑、批判、解构过程之中，它就知识与性别关系的界说与探讨已成为揭示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锐利工具，并在许多地区的知识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对一切仍保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都具有批判意义，它所产生的新的认知方式与知识形式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也是根本性的、全方位的：从高等教育的理念到学科、专业分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教育政策等无不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最后，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高等教育的性别化特征，也是开展高等教育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

用女性主义认识论解读高等教育，同时也为女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去近20年的女性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表现出的长处是密切关注女性的现实问题，但是由于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单一与贫乏，大多数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关于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的层次上，更缺乏对深层社会文化体制结构和知识制度的剖析力度，研究结论上也鲜有突破。所以本研究在此也为深化中国的性别研究，拓宽女性研究的领域，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行了尝试。

女性主义学术虽然以学院派的面貌出现，但由于女性主义自身所蕴含的社会实践性特点与政治伦理追求（与女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所以，它的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妇女运动，它关心的仍是象牙塔之外真实的社会生活需要，或者说任何女性主义研究本身都可视为女性主义政治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涉足高等教育的目的旨在消除高等教育和学术界中的性别歧视，建立女性主义的知识图式、文化模式、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以修正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它的这一目标不仅仅是抽象的学术建构，而且是特别行动的、特别实践性的、特别具体的。所以在高等教育中，它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促使政府制定支持性别平等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消除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性别隔离，建立无性别歧视的校园空间、学校组织文化、学术生态、教育内容和课堂环境，改变教师的性别角色期待，促进教育行为的变化，强调大学管理机构平等的性别参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