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作为一门旗帜鲜明的“跨学科”，在其40余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一直被“组织的问题”困扰着，对于女性学学科来说，组织的问题既是实践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女性研究者们一直在试图寻求（或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新型组织结构，希望在大学中建立起能践行女性学学术理念与社会使命的教学与研究“跨学科单位”。
（一）“自治”还是“整合”？
在女性学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其组织形态是采取“自治”还是“整合”的模式一直争论不休。“自治”就意味着在大学设立单独建制的“女性学系”，形成实体性组织机构；“整合”则是通过宽松式联合的跨学科课程模式，以“知识整合”的方式来传播女性主义，渗透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的观点。
女性学最初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时，自觉追求的就是一种边缘性的“整合”组织策略，即学者们仍旧归属于自己的学科和院系，只是通过“兴趣小组”、“某某项目”或“研究中心”等松散的组织结构来参与相关教学与研究活动。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项关于跨学科的研究还显示：有83%的女性学教师都是在其他系获得终身教授职称的[46]。“整合”的组织策略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悉心构建起来的一种替换性的或反对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它就是为了提倡被现存学科组织所禁止的新知识产生而设计的。夏洛特·邦奇曾将这一扩展策略称为“加入女人进行搅拌”[47]，很快，女性学学者发现这是很不够的。
从学术目标来说，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加入女人进行搅拌”的“整合”策略根本无法动摇传统学科的意识形态基础，女性主义对学科改造的宗旨是“要求人们熟悉一系列质疑学科假设的跨学科性话语和观点，突出被传统学科忽视的内容”[48]，但“整合”的方式只能在隔离的状态中创立“关于妇女的亚领域，同时还保持了原先学科文化中存在的男性中心特点”[49]。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制度上的合法性，使得女性学学科在高等教育激烈的学术资源竞争过程中常常处于不利的位置。
欧洲国家的女性学实践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据1996年欧洲17个国家提供的报告，学者们从理论到实践几乎都倾向于“双轨制”，认为“自治”与“整合”并不冲突[50]。但从近20余年女性学在欧洲大学的命运来看，“整合”的组织策略发展并不顺畅，特别是在面临财政危机时期，女性学就很容易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议题而遭遇被裁减的命运。所以，现在欧洲的学者们已经不再争论“要不要学科化”的问题，而是关注“如何学科化”的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学这种所谓的边缘化、非学科化或反传统学科的组织策略已经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成为女性学拓展其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本质性弱点。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女性学开始放弃对跨学科的强烈依附，而选择自治的组织策略，希望通过组织的系科化和致力于研究生学位项目的运作来达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和社会目标。
（二）系科化与研究生学位项目
1.系科化
女性学从对“边缘性”的坚守转向“系科化”的组织策略，反映了它在颠覆大学结构这一激进目标上的转移，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学在自身组织建设上的突破。
毋庸置疑，组织上的“系科化”最切实的好处就是：在大学中有了稳定的系科建制，可以为女性学在预算紧缩的困难时期提供更为安全的保障。许多女性研究者正是从建“系”的组织实践中切实感受到，能够使女性学度过裁减阶段的不是它的反对立场或道德责任，而是它在本校中心地位的确立。这种中心地位的衡量内容就是它能在合法性组织下成功实施主修课和选修课，实现女性学课程与学校的教育任务和策略相融合，以及获得外部的基金来支持创新的研究和学术[51]。(https://www.xing528.com)
虽然近年来，由于多学科、跨学科以及区域研究的兴起，大学的组织建制也开始超越学科的局限，为一些研究领域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即便如此，从西方女性学的发展路径来看，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女性学还是需要一个学科的名称和“系”的组织身份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辩护，为生存的安全性提供保障。以各国女性学的发展现状来看，进入学院体制，实行系科化和制度化已作为一项适合的组织策略得到了普遍承认。
2.研究生学位项目
女性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人才的培养是真正促进学科融合的理想方式，也是体现女性学跨学科特点、贯彻女性主义教学法的重要保证。在女性研究跨学科的组织实践中，最卓有成效的就是跨学科课程与研究生学位项目的制度化，特别是研究生学位项目的建立，成为女性学制度化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
最初，女性学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并没有组织上的设计，大都只是挂靠在相关院系，授予传统学科的学位，只是开设一些与性别相关的跨学科课程而已，教师与研究生在组织和管理上也都隶属于各自的院系，与女性研究中心只是一种极其松散的合作关系。但问题是，一旦碰到学校财政紧缩或研究资金链中断，女性研究中心往往就会由于自身定位的模糊而慢慢地在教学和行政上被所挂靠的系同化，例如，英国的约克大学和兰开斯特大学的女性研究中心就被扩充进了社会学系，有的被整合进了文化研究系[52]。基于此，女性研究者开始吸取这方面的教训而改变组织策略，即女性研究的教师们可以在人事上保留其在传统系科的职位，但他们坚持女性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应该组成独立的教学组织，授予相应的学位，并保持财政和行政上的独立性。实际上，女性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构建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组织模式。
据美国全国女性学会的报告，至1994年已经有38个州和华盛顿设置了女性学的学位课程，大约有14个机构独立授予女性学硕士学位，有50多个机构与其他课程联合授予女性学硕士学位。到2000年，已有8所大学能独立授予女性学的博士学位，更多的博士学位课程中设有女性学的副修课[53]。在欧洲，至1995年，欧共体国家的150所大学里，共有600门有关女性学的课程，有9个国家授予女性学的学士学位，10个国家授予硕士学位，9个国家授予博士学位[54]。
女性研究学者相信：通过女性学的学位项目，必定会对跨学科领域的界定和回答跨学科方面的问题有显著推动，特别随着女性研究博士教育的发展，跨学科的学术规范也被不断讨论并开始逐步建立。事实上，从不同传统学科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可能会为女性研究这一新的领域带来真正的跨学科，知识的不完整以及视角的不完全这些潜在的问题都可能由新的培养模式解决。当不同学科的教师通过合作研究共同培养学生时，学科界限确实变得模糊了，学生从不同学科的教师中获得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才是跨学科真正的价值旨归。
（三）被学科学科化的尴尬——组织策略与学术使命的错位
尽管女性学跨学科的教学项目已经体制化了，但在知识和社会层面，女性主义学术作为一种学术行业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55]。“系科化”的组织策略与“跨学科”的学术使命之间的错位长期困扰着女性研究者。从目前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来看，女性学尽管有追求跨学科学术的愿望，但并未有突破性的发展，而女性研究被学科化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面对19世纪强大的学科组织遗产，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慨叹：“在如此结构环境中，一个跨学科使命不会自然地出现。跨学科需要大量反思、创新、改革与有效的战略计划相结合，并且要构建广泛的建设性的体制上的盟友关系。”[56]
事实上，在对待女性学组织系科化的问题上，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存在矛盾的心态：如果女性学被传统学科组织所接纳，那么这种学科化和体制化了的女性学在摆脱边缘地位后，它能否保持自己的批判性、自主性和多元性呢？女性学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夹缝中小心地选择自己的组织模式。与西方大学中这些年兴盛的，目前已成为独立部门的宗教研究、环境研究、刑法学以及其他跨学科领域相比，女性学始终在“组织的系科化”或“坚守组织的边缘性位置”二者之间游离，虽然有些大学中的女性研究中心在合法性生存的压力下已经不得不转向组织的“系科化”了，“但仍然还有许多‘女性研究中心’情愿要一个松散的组织结构，即使在面临成为实体性的系的选择时，身处非系科地位妨碍了任命终身教授时，或是必须依赖合聘或借用教师时也依然如此”[57]，这一困境充分反映了跨学科组织结构的内在复杂性与冲突。
另外，女性学经过“系科化”，有了稳定的“体制家园”，但跨学科的内在属性依然表达了女性研究所处的多重的、边缘性的组织地位，有了跨学科的名分，并不表示受过不同学科训练的学者真的在女性学的旗帜下从事跨越学科界限的合作研究，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女性学的成果还是出自各个学科，传统的系科结构仍然决定着女性学教师的地位与生存。笔者以为，在目前大学还无法提供更合适的跨学科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女性学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的这种两难的困境依旧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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