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二江，曰郫江，曰流江，即《禹贡》之江、沱，汉唐以来无异说。今所谓沱由简阳至泸县入江者，在汉为湔水；今所谓岷江正流经崇庆直趋新津者，在汉为
江。宋元之世，斯义犹存。清初，顾景范疑二江不得为江、沱，以为李冰之所凿也。胡东樵疑湔为沱，而以
为江之正流；然又谓“流江乃冰所创造”，而“郫江即《禹贡》之沱。……冰复从而浚深之”。唯二家亦仅作疑词，犹未遽为定论。至清之《一统志》，遂悍然以湔为沱、以
为江。曾不思沱水合湔始于刘从易决唐昌沱江以溉九陇，则湔水古不得谓之沱。而揭傒斯说江至金马口过大安桥入于成都为江之正源，是
水非江，元时犹未淆。齐氏召南因《一统志》，作《水道提纲》，于是此一拟议不根之辞，翻成一世牢不可破之说，赵一清、杨守敬、王先谦诸巨儒从而和之，莫可底止。余尝究其论，顾氏谓二江为李冰所引，不得为《禹贡》之江、沱，是不然。考李冰为蜀守在张若之后，而其前司马错以米六百万石浮江伐楚，知蜀民有灌溉、蜀土有二江，其来旧矣。善乎章樵之说冰穿二江，谓“其实穿二渠引江水以壮形势，且以溉田耳”。意者不过分二江之水广为沟浍而已。岂谓有此平原以来曾无川渠，必待李冰而后有二江，是诬水地也。杜宇之世，民知稼穑，必待李冰而后知灌溉，是诬农事也。李冰疏浚之，推广之，是则然，若必一切归功于一人而忽众人之世代辛勤，是非显悖于常理之谬论哉！胡氏谓：郫江起止不过三百里，湔江至江阳入江行千八百里，此沱江也，“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为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哉！”胡氏又以峨眉为《禹贡》之蔡山，谓“蒙山之东唯峨眉高大与之匹”。岂知《禹贡》之例，其于山川，皆以于民生攸关则记之，闻见祭望所及则记之，是以南不记湘，北不记汾，而瀍、涧、澭、沮、潍、淄、漆、沮、沣水，其细已甚，而皆著于篇，则又何疑于流江、郫江之为江沱。殆以其为民庶所聚、耕牧之乡而重之，其他高山大川无资于民用、攀涉所不及者，非《禹贡》记载之所措意也。江、沱之区，膏黍膏稻，沃野浩莽，生人乐土，岂可以其小而遗之？况成都形势，西高东下，江出灌口，泻而东南，为必然之事。江、沱在古，未必不为巨流，李冰导之，皆可行舟，见于记载。入后东面沉积日久，培厚增高，水始缘西山高地而南。则后来之事，古今之变，可以想象而知之。顾、胡之说，有乖常理。清代学者以《一统志》王朝官书之故，茫然群从而和之，专制之毒，有如此者。将亦由思想锢蔽，眼界不扩，未之深察耳。幸今际解放之后，人得接触真理，知创造之基于劳动，而智慧之肇于群众。余前论巴蜀史迹，略述李冰之前已知灌溉，文翁之前蜀固有学，冰特酾之浚之，翁则培之殖之，恢宏之功诚有不可没者，倘谓必始于文、李二人，以湮灭群众之创造，则亦傎耶！何期若兹谬说历久不悟，此无他，封建时代之载籍，一切胥归功于王朝之君臣，敢为诬辞而不怍，民众之辛勤，谁为记之？竟似成都平原古无水道，并此显悖自然规律之谬妄，亦不自察，是则虽史迁所言，讵足据信。然此数据，按以科学之法则，知自然环境亦有待于人力之改造，乃可利用，而历史之真亦由此庶可考见，是以不辞烦碎，钩稽众说，要以求真，以祛前代之惑，作《成都二江考》，至大城、少城、七桥、十八门之类，要以不离民生日用为研讨之准则，其形势所系，亦与二江攸关，故并论之，以质于乐究成都故实之士。(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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