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华中大学的筹建与昙华林校区

华中大学的筹建与昙华林校区

时间:2023-10-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8月,筹建华中大学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私立)华中大学。当天到会者,除了湖北、湖南各教团代表外还有教会学校代表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汉口博学书院、武昌博文书院、长沙雅礼大学等;基督教中国教育委员会特派代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华西协和大学校方代表出席。所以华中大学初建时,校方领导感到压力,为此孟良佐买下昙华林校区边缘6英亩土地开辟运动场,表示办学决心。

华中大学的筹建与昙华林校区

1922年2月,美国圣公会、美国复初会、美国雅礼协会英国伦敦会、英国循道会等差会代表应邀到汉口吴德施主教寓所开会,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联合大学。8月,筹建华中大学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私立)华中大学。1924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简介)

武汉五大基督教传教使团(差会)坐在一起开会,商量合作办大学,会议地点选在汉口英租界(今鄱阳街32号)美国圣公会吴德施主教住处(美国圣公会主教公署),实际上也是教区办公楼,一幢风格朴素的红砖房,和圣保罗礼拜堂(毁于1944年)一个院子。

多方参与的一件事如果到了大家坐下来作决定的这一刻,说明整件事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武汉基督教(新教)教会联合办大学的设想,最早提出在1909年,武汉英国伦敦会牧师福斯特(Amold Foster)和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James Jackson)联名起草“武汉地区基督教差会联合办学计划”,这个计划曾经得到英国国会关注,后来夭折在实施途中;1921年,北美新教教会和英国教会总部派遣调查团视察中国各地教会办学现状,发布《关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即《伯顿报告》(以该调查团团长Emest D Burton命名),其中提到对华中地区英美教团联合办学倡议的认可,认为武昌是创建“联合大学”最合适的地点。

汉口鄱阳街鲁兹故居(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主教公署)

然后才有1922年汉口美国圣公会主教红砖小洋楼里的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会议。

20世纪初,对于西方在华传教者来说,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教会学校率先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洋务运动催生官办新学堂各地兴起,中国人开启蒙昧的欣悦和蒙昧开启后的困惑混杂在一起。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知道中国到底有多落后之后,极度的自卑心最容易煽动起群体骚乱式的民族热,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惊人相似。面对复杂多变的民众情绪和社会时局,在华各教团各教会学校只得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各开埠城市教会学校联合办学的倡导就是在新世纪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当年武汉,基督教传教使团众多,美国圣公会势力最强,吴德施主教个人威望最高,所以被推选为这个会议的召集者。

当天到会者,除了湖北、湖南各教团代表外还有教会学校代表参加:武昌文华大学(美国圣公会创办,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汉口博学书院(英伦敦会创办、今武汉四中)、武昌博文书院(英循道会创办、今武汉十五中)、长沙雅礼大学(美国雅礼会创办,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基督教中国教育委员会特派代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46—1949美国驻华大使)和华西协和大学校方代表出席。

武昌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博士自然是会议重要人物,因为这一次以及后几次联合办学会议的重点是关于学校地址到底选武汉还是选长沙的争论,武汉基督教教团坚持选址武汉,长沙教团坚持选址长沙,双方态度强硬,武汉方“当仁不让”的理由充足:武汉是华中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武昌文华大学的基础条件优于湘鄂两省同类型学校。

最后以长沙雅礼大学的退出结束了这场争论不休的论争。剩下三所位于武汉的教会学校——文华大学(Boone Memorial School)、博学书院大学部(Bowen College)、博文书院大学部(Wesles College Wuchang),决定联合组建大学,定名华中大学,学校地址定于文华大学原址即武昌昙华林校区,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被推选为华中大学校长,美国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吴德施当选华中大学理事会理事长。

当时湘鄂两省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有两所,武昌文华大学和长沙雅礼大学,文华大学有美国圣公会总部支持背景,雅礼大学有美国公理会耶鲁大学支持背景,作为现代化体系大专院校,比较欧美院校来说,两所大学当时的基本设施都不算是太完备。

所以华中大学初建时,校方领导感到压力,为此孟良佐买下昙华林校区边缘6英亩土地开辟运动场,表示办学决心。

20世纪初期,文华大学发展迅速,校园面积从19世纪文华书院初创时的24亩扩大到1921年的140亩,15幢教学楼,6幢师生宿舍,两座校内礼拜堂。

1924年华中大学成立,校园扩展到花园山南坡山脚(今湖北美术学院北部校区)以及花园山西南山凹(今云架桥南端街区)。

1924年11月1日,华中大学昙华林校区举行隆重开学庆典,武汉各大传教使团代表、武汉各大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代表、武汉各界代表到场发言祝贺,鲜花彩旗,铜管乐吹响,热闹非常——自此之后每年这一天,全校师生举行“周年庆”,一直持续到1950年。

20世纪初武昌文华大学远景图,图右侧城墙为忠孝门,摄影位置在蛇山

华中大学第一任校长孟良佐,关于他,现存史录保留不多——比较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和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华中大学及其前身文华书院的历届校长在中国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只能在碎片似的史料拼凑中粗略地了解他这个人——一个穿越中国半世纪时空和中国民众共命运,爱中国胜过爱美国的美国人。

孟良佐:英文名阿尔弗雷德·阿郎索·吉尔曼(Alfred Alonzo Gilman),1878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西南小城北普拉特,189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州大学——一战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官约翰·潘兴(“潘兴导弹”命名者)和21世纪全球最大投资商沃伦·巴菲特都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

大学时期孟良佐是美国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

“Phi Beta Kappa”:美国院校一个荣誉团体的名称,组织格言是:“哲学人生的导引”,这句话由三个希腊单词组成,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希腊字母ρ、β、γ,也就是Phi Beta Kappa三个英语单词的读音,团体以此命名,只有在大学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才有资格选拔为会员。

接着他在费城神学院学习三年,1901毕业,获博士学位,取得传教士(牧师)资格后,1902年24岁来中国。(www.xing528.com)

当时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四任主教小布恩主教(文惠廉第二)刚刚去世,继任主教郭斐蔚。

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先前划分为江苏和武昌两个教区,现在两个教区依旧,只是武昌教区已经扩大为鄂湘皖赣教区,管辖范围整个长江中游。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

孟良佐派往江西九江担任主教,两年后(1904年)调派湖南长沙担任主教,期间绘图设计主持建设美国圣公会长沙教区礼拜堂三一堂,位于今天长沙市北正街,哥特风格,麻石砌筑,被称为长沙仅存的风格独特的欧式教堂建筑

1904年,湖南革命党人长沙华兴起义失败后,黄兴逃到三一堂避难,在堂主(本堂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前往上海。辛亥革命后,1912年,黄兴回湖南在长沙三一堂题写碑文:“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

黄兴避难长沙美国圣公会礼拜堂以及在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黄吉亭和胡兰亭的掩护下的逃亡行动,可想而知全都有长沙主教孟良佐在背后支持,下面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他更多一点。

1906年,武昌日知会事件发生。孟良佐应黄吉亭的请求来武汉援救湖南籍革命党人胡瑛(可能还有美国圣公会指令),参与吴德施主教与湖北官府谈判交涉,经过多方面人士的努力,胡瑛保住性命,后来被革命党人救出(详见本书《宗教与革命》一章)。

不久吴德施主教安排黄吉亭和胡兰亭去日本躲避湖广衙门追捕,其间孟良佐是否参与商议决定?没有史录,但有这个可能,因为黄吉亭是他的直接下属。

1908年,黄吉亭从日本回到长沙,继续原来三一堂牧师职务,和孟良佐主教一起组织民间社团“文学会”。

孟良佐当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文学系本科毕业,烂熟欧美文学,但是长沙这个“文学会”到底是个文学社团还是个革命社团?没有查到史料。

来中国的第三年,1905年2月22日,孟良佐娶葛楚德·卡特(Gertrude Carter)为妻,结婚典仪由吴德施主教在汉口圣保罗座堂(位于今汉口鄱阳街)主持举行。

圣保罗教堂,当年美国圣公会在汉口最漂亮的一座礼拜堂,纵深宽广的大厅,高高在上的穹顶,可惜毁于1944年汉口空战。

孟良佐在长沙待了13年,历史记录默默无闻,2015年,湖南传媒界关注到长沙三一堂,才发现一百年前在长沙原来还有过这样一位不凡人物。

1917年,武昌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病重辞职,吴德施主教安排孟良佐来武汉接任校长职务,无论学历资历以及人格品行他都是最好的人选,他和吴德施主教年龄相差不多,彼此间既是相互信任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志向相合的朋友。

比较吴德施的理想主义,孟良佐似乎更实际一些,如果说1917年之前他的存在很低调,那么在此之后很多事(指可以记录于历史的事件)无不显示了他“强悍”的个性,例如本篇开头讲到的基督教湘鄂教区联合大学的地点选择,武昌文华大学和长沙雅礼大学相争不下,他的立场非常强硬,自然有吴德施的支持,才有1924年华中大学在昙华林校区成立。

1944年前的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堂

第二年,1925年3月4日,由吴德施主教任命,孟良佐升任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副主教兼任华中大学校长至1929年。

近代学校管理并不由校长专权,教会学校管理一定要有教会权力者参与,当年中国各大教会院校除了教会选派的传教士校长享有“独行其是”的职权以外,华人校长经手重要教学事务一定得经过集体讨论才能作出决定。

史录:即使是1929年后,华中大学的实际控制权一直在孟良佐手里,韦卓民心里应该清楚,从他文华大学回忆录中可见端倪。

比较著名的例子有燕京大学司徒雷登,1929年后由“校长”改为“校务长”,中文名称变了英文名称不变,依旧是“Principal”,依旧是学校最高管理者。

实话说,中国当时(1925—1938年)的社会大环境,各城市教会大学真的是离不了洋校长,燕京大学离不了司徒雷登,圣约翰大学离不了卜舫济,华中大学离不了孟良佐。

华中大学教学楼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