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定川：昙华林之传教士与外交官

瑞典武汉领事馆：武昌昙华林瑞典行道会大院内，现为民居。

1936年，瑞典行道会派传教士夏定川来汉主持教会，同时派任为瑞典驻武汉领事馆领事。

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瑞典驻汉口领事馆开馆，馆舍先设在汉口俄租界黎黄陂路，1948年迁来武昌昙华林瑞典教区内，成为历史上武昌唯一的领事馆馆舍。

1861年，汉口开埠，湖广总督官文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西方各国尽快在汉口建领事馆，管束本国商业事务及侨民安全，于是各国领事馆在汉口先后设立，地点一般选在汉口，因为那里是租界区，海关办公楼在那里，银行商行在那里，洋人住宅区多数在那里，是最适合安置领事馆的地方，例如英租界英领事馆、法租界法领事馆、俄租界俄领事馆和美领事馆、德租界德领事馆、日租界日领事馆，还有横贯五大租界胜利街（抗战胜利后由各租界五段街道连接一起重新命名）沿街的领事馆，时人有“十里风飘八国旗”的说法，据说在这条街及其周边街区根本就不止八个国家的领事馆。

汉口城区

瑞典领事馆在汉口俄租界黎黄陂路数十年，但是今天我没有找到它的具体位置。

武汉方志史对瑞典领事馆的介绍很简单，几句话而已，似乎没有什么事件可以记录历史，例如这一句：“（瑞典领事馆）设馆前和设馆后，由于事务清闲，曾经先后由德国领事、俄国领事、英国领事、丹麦领事代管过领事事务。”

晚清，中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正式建交后，各地开设领事馆，主要工作和通商贸易相关，可以推及当时瑞典和中国通商贸易交往不多，之所以在汉口建馆，从时间上看是20世纪初年，瑞典行道会以湖北为传教地，传教区从武昌推向沙市、黄冈、麻城、浠水、监利等地，瑞典籍传教士来湖北一天天增多，瑞典领事馆设立和昙华林瑞典传教区的联系千丝万缕，因为领事馆另一职责就是为本国侨民服务，瑞典人多的城市当然应该有瑞典领事馆，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想。

湖广总督要求各国在汉口设领事馆，同时拟出一个章程：不允许汉口洋行商人充当领事馆领事。原因很简单，各国政府委派海外政府官员担任领事才有可能代表国家立场而不是代表某商行利益。但是这个合理要求在汉口开埠初期并没有被完全遵照实行，例如俄国阜昌洋行（茶叶公司）董事巴诺夫担任过俄国总领事，美国旗昌洋行（轮船公司）行主担任过美国总领事。当时的理由是：中国和西洋距离遥远，政府官员从派遣到就任时间上拖得比较长久也是情有可原，所以让身在汉口的某位重要人士暂时代理领事一职。

夏定川不一样，他是以传教士和领事的双重身份从瑞典派来武汉，这样就职是否合适？当时的历史背景已经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北京政府到了民国的南京政府，但是世界各国国际交往惯例依然摆在那里。

所以说瑞典领事馆，正如上文推论，它在武汉的工作性质的确与瑞典行道会在湖北的传教工作息息相关，也可以说，瑞典驻汉口领事馆本来就是为武昌昙华林瑞典行道会的存在而设立的。

位于昙华林瑞典传教区的瑞典领事馆

如此，夏定川在1936年由瑞典行道会斯德哥尔摩总部派来武昌担任主持牧师领导传教事务，顺带代表瑞典政府担任领事馆领事代办本来就很清闲的非传教事务，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夏定川：英文名：J.萨姆尔·斯特罗姆（J.Sommar Strom），1891年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获乌普萨拉大学（位于瑞典古城乌普萨拉市）硕士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高知识结构社会精英。

J.萨姆尔·斯特罗姆（J.Sommar Strom），夏领事的中间名“Sommar”，翻译过来是“夏天”，这是他中文名字的来历。

《武昌区志》记载：“此人是个集宗教、教育与外交为一身的特殊人才，能说会道，口齿伶俐，很受在汉外籍人士的欢迎……”

所谓“能说会道”等评语，无非是在武汉他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斡旋自如，这是一个外交官应具备的才能，重要的是行事有主见，特别是在突发情况下果敢坚毅。

例如沦陷时期的江西庐山。

庐山瑞园别墅属武昌瑞典行道会房产，建于1905年，坡瓦外廊木结构为主的殖民风格建筑，别墅石阶上镶嵌一块题为“夏牧师定川先生庐山纪念勒石”石碑，记载夏定川在抗日战争期间救助中国难民698人。

碑文写道：“先生深念救济之难，秉基督教博爱为怀，成立避难所四处，容纳避难者六百九十八人。先生暨夫人更番维护，至周且密，视难民如父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德，刻骨铭心……”——庐山牯岭基督教华人牧师丁海山、陶宜宜以及汉口商人朱植圃等28人立碑于1939年中秋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9年4月日军攻占庐山，搜捕中国“抵抗分子”，此之前，瑞典行道会夏牧师和美国传教士布朗夫人到处寻找到空置别墅建立四所收容所（包括瑞园）安置逃到庐山顶以为躲得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同时住在牯岭街的外侨募捐钱粮安排难民日常生活，如碑文所载：夏牧师和夫人一起亲身操劳救济工作，细致入微地照顾，待难民如亲人。

1939年2月，日本军人端着刺刀闯进瑞园要求交出“抵抗分子” 由日军方处置，夏定川迎着刺刀堵在大门口说：“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而已。”日本人朝屋子里扫视一周后说：“你保护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吗？看样子他们已经一无所有。”

夏定川牧师回答：“我获得心灵的报酬，人有生存的权利，我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感到快乐。”

英文记录：Strom gave the Japanese a speech about God and love.The Japanese withdrew——夏牧师对日本人讲关于上帝和爱，日本人离开了。

下面摘录地方志：

“武汉沦陷之前，武汉基督教成立了紧急时期委员会，将逃难的基督教徒疏散到宜昌、沔阳、钟祥一带，全部教会学校与大部分教牧人员迁往四川、云南等大后方，教会医院则全部留在武汉。武汉沦陷后，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美国人孟良佐以中立国成员身份曾任武汉地区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办公地点设在汉正街救世堂（英国循道会礼拜堂），对武汉难民从事救济工作约两年。时日本侵略军只许基督教开放14个教堂。1942年夏，在汉英美教士全部被日本侵略军送往上海集中营，只剩下瑞典行道会的夏定川（J.Sommar Strom）与安息日会的德国人艾方伯（Effenbeng）勉力维持。”

这段历史事实告诉今人，在当时政府不可能顾及受战争危害的老百姓的情况下，在华西方教会使团尽最大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武汉没攻破之前开始转移教民，武汉沦陷后武汉基督教各教团（差会）联合起来救助难民，由美国圣公会湘鄂主教孟良佐领导，参与传教使团有英国伦敦会、英国循道会、美国美以美会、瑞典行道会、德国安息日会等。夏定川牧师带领本教会传教士和教民亲身直接参与战时慈善工作。后来英美对日宣战，日本军赶走在汉英美传教士，剩下夏定川和艾方伯艰难维持工作前后八年直到二战结束。

他们的善举，今天的武汉，有几个人知道？

汉口汉正街基督救世堂(https://www.xing528.com)

1941年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后，夏定川的立场变得非常尴尬，因为他的双重身份，既是传教士又是外交官，作为传教士，他在侵略者面前是勇者，在受难者面前是善者，正邪划分很清楚，但是作为外交官，因为瑞典中立国立场，以及二战初期和德国“亲密”的关系，在武汉他必须和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占领军斡旋，违心地遵从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诸如组织基督徒举办“中日亲善”活动之类，平心而论，这与他信奉的上帝爱人的基督精神以及他在瑞典学院教育的人文主义基本准则完全不相符合，可以想到沦陷期间他过得非常压抑，但是又不能离开，教会在他不能走，英美传教士被驱逐后他更不能走，当时基督教紧急时期委员会已经分崩离析，剩下来的难民救助工作，他和德国传教士艾方伯得尽力而为，除此之外还有领事馆工作事务，不光代表本国，同时还受与日本敌对国部门机构（英美法等向轴心国宣战国家商务政务机构）的委托和湖北武汉汪伪政府沟通联络。

就在这一时期，他考虑把瑞典领事馆从汉口俄租界迁往昙华林。

昙华林瑞典教区风景

原因是：一、汉口天天空战，俄租界很不安全；二、领事馆和行道会在一起，教会工作和领事办公兼顾，况且是自己管辖的教区，拨出一幢房子办公不算难事。

但是这个想法当年没有付诸实施，他在汉口太多事要做，例如龙王庙“难民营”的管理事务，例如受他国和本国委托与日占领军和汪伪政权的交涉事务，实在“身不由己”……直到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地”数年之后，瑞典驻汉口领事馆终于迁到武昌昙华林和瑞典行道会教区汇合。

就这样，武昌唯一的领事馆，因为特殊历史背景和特殊人物身份这样双重的条件而存在。

来昙华林的游人想要寻找这幢老建筑网上说找不到，其实不难找——进中式牌坊院门，右转，一直走，走到大院里边，靠近院墙一幢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就是了。

殖民风格建筑，和英租界早期建筑很相似，四面券廊，红色坡瓦，拉毛外墙和清水砖墙组合，横立面为主立面，主入口很窄，像房间门不像楼房大门，进去一条中廊，楼梯在后部，楼上楼下全铺木地板，显露北欧风情，外墙雕花装饰。尽管残破依然华丽，荒凉颓废的怀旧感。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938年至1945年，相对每天无数趟飞机黑压压盖住天空的汉口来说，武昌昙华林安静许多，但是武汉三镇哪里都躲不开日本人，即便是螃蟹岬凤凰山花园山这些个山洼洼。

华中大学西迁云南，孟良佐主教被抓到南亚战俘营以后，瑞典传教区对面的文华书院（华中大学）校园内住满了日本人，正因为如此，美国飞机巡视完汉口又巡视武昌，死死盯着日本军队驻地不放，昙华林不是世外桃源，头上随时有扔炸弹的可能。

武昌志记载：夏定川变换各个中立国的国旗让人盖在瑞典行道会房子的房顶上，提醒美国人不要往下扔炸弹。

另有记载：沦陷时期，夏定川主持的瑞典行道会在昙华林教区大院里收留难民居住。

和其他传教使团以及传教士在武汉的情况一样，更为详细的历史记录我没有找到。

介绍“二战”中的瑞典国，可以理解夏定川在武汉的艰难辛苦。

两大阵营对敌的时期，中立国的味道也不好受，谁都得罪不起，身处苏联和德国之间，瑞典选择亲近德国有自己的考虑。

开战初，瑞典和德国关系不错，提供战争运输通道，对德国大量出口铁矿石，工业制造加工也大力协助；“二战”中后期，瑞典对德国由逐渐冷淡到最后翻脸。

翻脸绝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1943年4月，盟军北非战场全面胜利，8月，瑞典取消德国过境运输，9月降低对德出口额，包括滚珠轴承和铁矿石这类武器制造必需品；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9月瑞典取消除医务车辆外一切德国车辆过境权，9月底关闭波罗的海所有港口；1944年底苏军西进占领（解放）东欧，1945年1月瑞典终止对德的一切贸易；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7日瑞典宣布与德国断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年中，瑞典军事力量加强数倍，真正成为北欧第一军事强国。

一个国家在战争中选择的立场是它的自由。

“二战”结束，噩梦过去，留在沦陷区武汉八年，无论是夏定川还是瑞典行道会的所有传教士，他们的心情，沮丧和悲哀，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1949年3月，瑞典行道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参战，中华基督教会英美传教士撤离武汉，夏定川以中立国身份行使教会总代理权职。

2016年昙华林街区改造工程开始图为瑞典传教区门前街心花园

1950年，夏定川著作《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出版。

1952年，中国政府与梵蒂冈教廷断交，关押驱赶西方教会外籍传教士，例如汉阳显正街高隆庞堂高尔文主教（Edward John Galvin S.S.C.M.E.），武昌花园山圣家堂郭时济主教（Casimir Rembert Kowalski，O.F.M.）等。

国际局势影响，夏定川牧师再也待不下去了，就在这一年带着瑞典籍传教士离开昙华林教区回国，瑞典行道会在中国60年传教活动至此终止。

昙华林瑞典行道会大院里所有房子分给不知道多少单位多少户人家居住，60年摧残，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