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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局大楼到上海市政府大厦:一座大楼与城市的变迁

时间:2023-10-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工部局主要职责为保障租界安全和管理租界。图0-2,上海工部局乐队老照片关于工部局的研究,一直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相关研究成果甚多。在工部局及工部局大楼的研究中,涉及不少重要的档案文献。随着工部局行政机构的陆续增多,《工部局年报》的形式也逐渐规范,以登载纳税人会议年会记录、与工部局订有特许合约的各公用事业公司年度报告、工部局各行政机构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预决算等。

工部局大楼到上海市政府大厦:一座大楼与城市的变迁

管辖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英租界、英美租界(后合并为公共租界)的市政机关,其前身为道路码头委员会,成立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该机构几经演变,逐渐拥有警务、人事、税收、公地管理、市政建设等权力。工部局主要职责为保障租界安全和管理租界。其内部由决策、执行两部分组成。董事会为其决策机构,由若干名经纳税会议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设总董一人。董事会对租界行政事务有最高决定权,下设若干咨询性质的委员会。执行机构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各处,以及公共图书馆、书信馆、音乐队等若干事业单位组成,按董事会决议,各司其职。

图0-2,上海工部局乐队老照片

关于工部局的研究,一直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相关研究成果甚多。就通论而言,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5]、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6]、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7],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工部局”。以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为例,该书以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为切入点,以此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嬗变进行详尽梳理,很好地把握了近代上海城市演变的关节点与发展特点。在以“三权分立的租界政权体系”中,该书对“工部局”的组织体系、运行特点、功能作用都做了深入解读。[8]

从制度史的视角来解析工部局的论著,无论是徐公肃、邱瑾璋所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9]、阮笃成的《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10]、夏晋麟的《上海租界问题》[11],还是王揖唐的《上海租界问题》[12],等等,均涉及租界管理中的立法、司法、行政,而这些也都需要围绕“工部局”等机构具体展开。在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译述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一书中,更是对公共租界治制的范围与组织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工部局”的内容,并有附录“工部局各机关组织及业务之叙述”,涉及万国商团、警务处、火政处、卫生处、工务处、学务处等。[13]

图0-3,《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版

海内外学者专门以“工部局”为专题的论著、论文也有不少。如袁燮铭的《工部局与上海早期路政》一书[14],将工部局经历的早期路政划分为初创、完善、丕变三个阶段,并注意到工部局在路政管理中与华人社会发生的冲突,或源于工部局路政的殖民性质,或是因华人社会不适应近代化的路政管理方法而引起的,后者实质上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工部局早期的路政管理,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畸形近代化,并对上海华界路政的近代化起了推动作用。樊果的《陌生的“守夜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济职能研究》[15]一书,通过对上海工部局财政制度深入细致地分析探究,认为工部局具有维护稳定市场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运用公共财政管理租界等方面的功能。此外还有以工部局乐队为研究对象的,如英国学者毕可思撰写的论文《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16],该文分几部分阐述了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包括马尼拉来的人(1881—1899)、艺术的出现(1906—1919)、艺术的胜利(1919—1935)、工部局乐队最后的岁月(1935—1942)等,其见解独特,一些内容颇可回味。王艳莉等编著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从工部局乐队的早期历史沿革、乐队的职业化历程、乐队辉煌时期的艺术成就、乐队的经营状态以及乐队与中国近代音乐的紧密联系等几个方面对工部局乐队进行了专题考察。[17]邱燕的论文《五卅运动与上海工部局研究》[18],利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材料,梳理了上海工部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及影响,考察了五卅外交交涉过程中工部局与北京外交公使团之间既一致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并试图通过以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工部局这一个案研究,加深读者对近代各种侵华势力的相互交合与冲突的认识。(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初开始,工部局就一直在谋划建造新办公大楼。工部局新大楼于1914年正式动工,不久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程进展缓慢,战后大楼设计方案又屡次修改,直至1922年11月才竣工,前后历时8年。围绕工部局大楼,也有一些专门论述。陈从周、章明主编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19],王绍周编著的《上海近代城市建筑》[20],郑时龄所著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21],伍江编著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22],均涉及“工部局大楼”。如在《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中,有一节为近代“上海的公共建筑”,其中提到了工部局新大厦(今上海市劳动局民政局):“建于江西中路、汉口路转角处,1913年开始兴建,中途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工,……”,文中详细介绍了该大厦的建筑结构[23]书内配有“工部局新厦修改后立面图”“工部局新厦原设计立面图”“工部局新厦落成后外貌图”。[24]近年来,也陆续有研究工部局大楼的专题论文发表,如马长林的《一幢见证历史的建筑—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略影》[25],吴晨的《原上海工部局大楼研究》[26],其论述视角不一,侧重亦有别,有的介绍了大楼的变迁,有的具体围绕发生在这幢大楼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考察,还有的从建筑史角度,结合建造的原因、基地形成的条件与基础,还原了工部局大楼设计及建造的过程,等等。

在工部局及工部局大楼的研究中,涉及不少重要的档案文献。在这里,介绍其中的几种:一、《工部局年报》。该年报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每年1册,至1943年停刊。早期的年报主要登载驻沪领事团会议记录纳税人会议记录、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工部局布告,以及工部局财政、税收、上诉委员会年度报告,警备委员会年度报告,工务委员会年度报告及工部局年度预、决算表,以来往函件、表格等形式记载的公共租界和工部局的重要事项。清同治八年(1869年)后,工部局年报备有索引。随着工部局行政机构的陆续增多,《工部局年报》的形式也逐渐规范,以登载纳税人会议年会记录、与工部局订有特许合约的各公用事业公司年度报告、工部局各行政机构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预决算等。1930年后,《工部局年报》出版中文本,1941年、1942年还出版过日文本。二、《工部局公报》。该公报创刊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至1943年停刊。公报每周1期,逢周五出版。主要刊登工部局布告,工部局董事会、各委员会、各行政机构人事变动情况,警务、工务、卫生、火政等部门工作月报及工部局乐队演出通知等。每逢纳税人会议年会召开,公报还出版特刊,登载与会的纳税外侨名册及纳税人会议记录。自1930年起,《工部局公报》出版中文本。三、《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公共租界的最高决策机构,成立于1854年7月,至1943年止。其间,董事会从最初每月一次到后来每周一次的例会,都有会议记录留存。历届董事会记录中,较完整地保存了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过程,弥足珍贵。经上海市档案馆多年的翻译与整理,全28册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于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多万字。我们以这些档案文献为基础,同时参考大量地方志书、报刊杂志、文集笔记等,广泛搜罗历史图片乃至影像资料,将工部局大楼的酝酿筹备、规划建造及其使用情况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并与上海的近现代变迁结合起来考察。

图0-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英文版)

图0-5,《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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