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市丰南区志：人物传记及收藏情况概述

编入本章的人物传记有前两部县志漏记的2名，出生地新划入丰南的2名，主要是1944-2011年时限内已故的革命烈士、地市级以上业绩突出的领导干部、高级技术专业人员及社会公认的各界知名人士，共20名。

孙　温　孙允谟

在辽宁省旅顺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镇馆之宝，那就是清代绘制的《石头记大观园全景》绘本，它的作者是直隶丰润人孙温、孙允谟伯侄俩。

孙温（1818-1891后），字润斋，号浭阳居士，斋号白云山馆、沁香吟馆，直隶丰润县（今丰南区）薄港村人。据村内1917年重修的《孙氏家谱》卷一第142页记载，孙温为孙氏家族第十三世传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石头记大观园全景》绘本第23册首开上有作者楷书的题识曰“七十三老人润斋孙温”，可见其73岁时仍然健在，按此推算，其卒年当在1891年之后。

孙允谟（1853-1937），字鹭波、号筱州、小洲，也是薄港村人，为孙氏家族第十四世传人，乃孙温亲侄子，称孙温为大伯。《孙氏家谱》卷一第164页记载，孙允谟“行一，字鹭波，号小洲，配韩氏。子二：荫贤、荫田（出嗣）。充北洋银元局司员，保举八品。”孙允谟是清末民初时有名的画家，为京东八家之一。“京东八家”指清代画家戴克昌、闫德生、邵丹泉、张石楼、张灿、孙允谟、张凤翔、李嘉境。他们均为冀东知名画家，画风受宫廷派、海派影响，兼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他们的名字均见诸于国家美术大典和地方史志。作为冀东美术史上代表人物，“京东八家”的画作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

据后辈人介绍，孙允谟当时被人们称为谟爷，年轻时在滦县李梦松家教书，后来又在丰润县（今丰南）小集的“同一号”教书画画，画的大多是仕女，也画山水，仿米元章，字写得也好。外人求画，4块银元一张。起初，他画得并不好，后来本家一个兄弟在广东某县衙听差，对县官很忠诚，县官犯事逃跑了，跑前给了他一个画谱，他拿回老家给了孙允谟，孙允谟开始入正道，技艺大增。谟爷大约民国25年至27年左右去世，临死前几年得了精神病，经常半夜起来喊“抓鬼呀！”死后，葬于村西的祖坟上，当时是一个大岗子。孙允谟的次子族名荫田，号少州，也是民国时期的冀东著名画家，曾在天津“宝兴亨”卖画。

孙温、孙允谟伯侄这套《石头记大观园全景》绘本为推蓬装，共24册，其中一册空白，其余23册各有画面10开，总计230开，绢本，画心纵43.3厘米，横76.5厘米，浅蓝色花绫镶边，米黄色洒金绢包木板封面，画册无题签、无题跋。1959年7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拨交旅顺博物馆收藏，此前的流传经过不详。在全套画无题名的情况下，第一册首开上粘有一张签条，上面楷书写明是“石头记大观园全景”，孙温伯侄这套画大约在同治六年（1867）就开始酝酿、着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体告竣，前后创作达36年之久，而其中大多数画幅完成于1884年至1891年这7年之间。

从全套图片的创作风格与钤印来看，《红楼梦》前81回及103-112回的图片均为孙温所创作，前后共计161开。到82-102回和103-120回，则为孙允谟所画，一共69开。在后40回中，孙允谟虽然也确实在努力地与前八十回的绘图风格保持着相似的画风，但二者之间的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孙允谟更喜欢把人物比例增大，第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画面上卧炕的林黛玉就比例过大，失却了娇小柔弱的感觉。后四十回画上的钤印多为允谟、小洲，但也偶有为孙温、润斋的，一幅画上兼有两种名号的则无；可见全套绘本的作者肯定是两个人，而且孙温显然是统揽全局者。

2004年9月，作家出版社将孙温父子的《石头记大观园全景》绘本精印出版，书名定为《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原著第一册首开上写明的“石头记大观园全景”迥然不同，其作者孙温与孙温、孙允谟共同创作的事实也有不符。但它毕竟属于首次将这部作品推向世人面前，为人们研究和欣赏这部巨著有所贡献。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为这部新出版的《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画册题诗238首。在《题画诗后记》中，他扼要地发表了几点看法。

2009年10月，旅顺博物馆又与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联合出版了孙温伯侄绘制的《红楼梦》图册英文版，并于同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示。

宋之的

宋之的（1914-1956），原名汝昭，岔河镇宋家口头村人，著名剧作家、散文家。早年上过私塾，11岁时因家境困难，被寄养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市）二伯父家里。1929年，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学习时，因时局动荡，被送回老家，考入车轴山中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

1930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唐山兵变斗争，失败后到北平。5月，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小说《黎曙》，迈出以文艺为投枪向黑暗社会抗争的第一步。同年夏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结识了于伶、陈沂等进步学生，并与北平戏剧界、文学界人士广泛接触。1932年2月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领导下的北平剧联，坚持抗战戏剧的演出。同年7月主编北平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秘密发行，刊载文艺通讯和评论文章，为团结北平戏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春末，转移到上海，参加上海左翼剧联并领导新地剧社赴南京公演。8月，因参加各界进步人士欢迎法国作家巴比赛领导的“国际保卫文化大同盟”反战调查团的游行，在上海被捕。1934年1月获释，1934年8月，率大地剧社到南京大世界作暑期公演，返沪时和全体演职员一起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年底经剧联保释出狱。

1935年4月，在山西担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相继写出反映工人阶级困苦生活的三幕话剧《谁的罪》和电影剧本《无限生涯》。

1936年初，阎锡山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被迫重返上海，先后在《文学丛报》《文学杂志》《现实文学》《光明》等杂志发表报告文学、小说、剧本、评论等作品。其中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冷峻的笔调，揭露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1937年5月，他创作了多幕历史剧《武则天》，在沪上演两月不衰；7月与剧作者协会人员创作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受到郭沫若好评。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与马彦祥率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一队赴南京、武汉、郑州、洛阳、西安、陕州（今陕县）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演出宣传，途中创作独幕剧《黄埔江边》《旧关之战》，与1936年8月创作的独幕剧《烙痕》构成一组抗战剧，成为经常上演的剧目。

1938年初，与演剧一队入川公演，在重庆与陈白尘一起改编了德国席勒诗剧《威廉退尔》和反映东北各界群众奋起抗日的多幕剧《民族万岁》。又与舒群、罗烽、荒煤等人共同创作多幕剧《总动员》，后改为《全民总动员》。剧情曲折生动，台词慷既激昂，再加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张瑞芳等在渝著名演员表演，把当时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推向高潮，连演7场，观众达万余人。

1940年4月，与老舍合作，写出回、汉群众消除民族隔阂，团结抗战的多幕剧《国家至上》；年底以揭露土豪劣绅在粮食与兵役问题上阻碍抗战为题材，写出多幕剧《刑》。次年写出描写“国统区”污浊社会图景的多幕剧《雾重庆》。《雾重庆》以其主题思想的深度，创作艺术的髙度，成为抗战剧的代表作。

1941年1月，院南事变后，和部分文化界人士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组织到港戏剧界同仁成立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排演《雾重庆》《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等进步剧目。其中《雾重庆》演出时人潮如涌，应各界观众要求续演达五天十场之多，创香港话剧演出最高记录。其间，被选为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香港文协第一届理事会宣传部和编委会负责之一。

几年的辗转经历，根据他对生话的深刻的积累和体验，创作了《新芽》《墙》《长子风景线》《小夫妻》《凯歌》《小风波》《空舍凊野》《战地演剧感观》《一个相识者的死》等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了中篇小说《一场热闹》、独幕剧《微尘》以及大量短论和杂文。他还以赴港进步文化人士的经历，创作了反映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时中共营救在港文化人士的多幕剧《祖国在召唤》；与夏衍、于伶合作创作出中国戏剧工作者充满辛酸、苦痛、抗争经历的多幕剧《戏剧春秋》。1944年1月，与夏衍、于伶合作写出反映敌占区人民积极斗争，日寇汉奸日暮途穷的多幕剧《草木皆兵》；夏季，他又创作了反映抗战胜利前夕正义与邪恶尖锐斗争的多幕剧《春寒》，在中华民族的抗战文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1942年6月，从香港回重庆不久，再次向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夏衍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得知后，说：“我们正需要像他这样的非党布尔塞维克。他和张道藩（当时国民党中宣部长）同台演过戏，可以当面开玩笑，潘公展（当时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认识他，黑名单上还没有他的名字，让他呆在党外作用会更大些。告诉他，我周某人一直把他看做同志，但这个时候还需要他当民主人士。”听了夏衍转达的这些话，宋之的激动万分。

1946年1月，赴苏北解放区工作，任山东大学文艺系教授。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临沂，他随山东大学转移到胶东。这年10月，国民党进攻重点转移到胶东地区，党组织安排他经威海市渡海，从朝鲜改乘火车到哈尔滨，到东北文协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独幕剧《群猴》和《故乡》。前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竞选国大代表中的丑行，后者描写了山东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积极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火热生活。

1948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创作了《胶东半岛行记》《孔夫子的故乡》《忆邓中夏同志》等散文和报告文学及大量杂文与思想评论。他与张东川合写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新编平剧（即京剧）《九件衣》，这出戏新中国成立后改编成多种地方戏广泛演出，成为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这年冬季宋之的参军入伍，参加了平津战役，后随军南下，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主任；5月武汉解放，被任命为军管会文艺处长；后又参加解放广州的新闻采访工作；7月，以解放军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委员，1953年当选为全国作协理事、全国剧协常委。

1950年1月，创作了反映人民热爱解放军的独幕剧《幕皇山团员会》，肃清内奸为内容的新编历史剧《皇帝与妓女》，孟良崮战役中农民卫国保田，与敌英勇斗争的多幕剧《爱国者》。1950年4月，宋之的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同时筹办《解放军文艺》，并任主编。

1952年2月，赴朝鲜前线采访。回国后与丁毅、魏巍共同创作了歌剧《消灭侵略者》，后改名为《打击侵略者》；1952年6月，在南京鸡鸣寺聆听陈毅讲述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整理成报告文学《难忘的三年》；1954年初，再次赴朝鲜战场采访，参加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归国后创作了歌颂中朝军民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多幕剧《保卫和平》，受到彭德怀的称赞。

1955年5月开始，用两个月的时间陪同波兰作家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访问，连续创作了《英雄的城》《井冈山速写》《访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怀念》《滇西行》《草地颂歌》等报告文学，后合辑出版，书名为《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

1956年3月11日，被确诊为肝癌。1956年4月17日4时27分逝世，终年42岁，留下了约250万字的文艺作品。

宋之的逝世后，由甘泗祺、茅盾、周扬、肖向荣、陈沂、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老舍等14人组成治丧委员会；4月18日《人民日报》发出讣告；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总理赠送了花圈。宋之的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文化界夏衍、魏巍等撰文，对他的革命精神和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张鹤宇

张鹤宇（1914-1975），又名张昭、张健，岔河镇罗卜坨村人。童年就读于本乡私塾，1933年毕业于丰润县车轴山初级中学，1935年毕业于唐山丰滦县高级中学（唐山一中）。1936年夏，考入中国陆军兽医学校大学部本科。193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国民政府炮兵五十五团任上尉兽医。

1940年夏，经人介绍，到北平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任助教，讲授家畜生理学和家畜饲养卫生学。1943年8月，被华北教育署选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4月，从日本回国，即通过北平市地下党员张大中介绍，赴阜平县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7月受组织派遣到北平任北大农学院副教授，于8月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校党组织的负责人。曾经掩护被国民党抓捕的党员学生黄芦安全撤到了解放区。此间，致力于家畜解剖学的研究，于1948年写出了《骆驼头部血管、神经、骨骼、肌肉的解剖》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称赞和重视。

1949年1月22日，北京宣告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市军管会宣布对北京大学军管，张鹤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军事接管联络组组长，负责北京大学所属的文、理、农、医等6个学院的接管，直至5月9日联络组撤销。同年任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张鹤宇参加了北京农业大学筹建校。12月12日，教育部任命张鹤宇等9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1年10月8日，教育部批准张鹤宇赴苏联列宁格勒兽医学院留学。在苏联期间，完成了《马盆腔脏器的血管及神经》的博士论文，弥补了以往记载的不足，纠正了相关史料的错误，获得了学院的较高评价。1956年5月，在列宁格勒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学院的生物学博士学位。这也是我国赴苏留学人员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苏联的博士学位授子标准十分严格，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派2万余人赴苏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仅有张鹤宇、谷超豪、高景德、窦国仁、郭永基等5人。由于张鹤宇最初以研究骆驼脑袋而闻名，所以当时同学们和驻苏大使馆人员都管他叫“骆驼脑袋博士”。

1956年6月，学成回国，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领导和二级教授。在之后的10年里，先后担任北京农大家畜解剖组织胚胎学教研主主任、普医系副主任，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解剖学会第五届理事、北京市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报》主编、农业部《家畜解剖学》编审组组长。此间他对大熊猫的颅骨及牙齿、蒙古绵羊的肾、北京鸭头部解剖、马腰荐神经丛及肾血管分布等方面进行了解剖学研究，并获得重大发现，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促进了中国解剖学科的发展。

建国初期，家畜解剖学的队伍十分弱小，又缺乏合适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张鹤宇组织从事解剖学工作的教师，翻译出版了日杰诺夫（KeneHoB）的《家畜解剖学概论》、田中宏、大泽竹次郎的《马体解剖图》，谢逊（Sis-son）等著的《家畜解剖学》等著作。主编了《家畜解剖学》（全国农业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上、下册）。上述译著和试用教材的出版，给全国从事家畜解剖学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基础资料，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他积极进行教具建设，他亲手制作的实验室第一具马的胸腔干制标本至今仍陈列在标本室内。经过数年努力，到1966年，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标本陈列室，基本满足了解剖学教学需要，提高了家畜形态学教学质量。国内外专家对该陈列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对形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形态学的描述，而要求把形态和机能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当他研究大熊猫牙齿时，发现它既不同于肉食动物，也不同于草食动物，大熊猫位于切齿和臼齿之间的前臼齿很发达，而且排列紧密。为了对这种形态结构做出机能上的解释，他曾多次去北京动物园观察大熊猫的采食方式，终于看清楚了：大熊猫正是用前肢抓起一把竹枝，放在一侧颊部，用前臼齿切断，经咀嚼后吞咽下去的。

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依然存在，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一名青年教师，在兽医楼门厅内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墙角处，进行海狮的解剖学研究。身边放着一本家畜解剖学参考书，一边看书，一边测量和观察实物材料，写出了海狮内脏器官的解剖学文稿。

因为积劳成疾，1975年1月13日，张鹤宇教授在北京去世，终年61岁。

李浴星

李浴星（1909-1976），稻地镇稻地村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法商学院及北京中国大学。1929年拜在著名古琴家、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门下学琴。杨授徒非常认真，一张琴桌两张琴，师徒相对而坐，先生对照琴谱逐句讲解示范，让他反复练习指法、节奏、音准。完成全曲后，师徒再反复合弹，直至先生满意为止。在杨先生长朋、严格指导下，李浴星学到了九嶷派琴学真髓，与同窗好友杨葆元（字干斋）、管平湖、关仲航等成为近现代九嶷派琴艺的重要传人。

20世纪50年代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发掘《胡笳十八拍》《广陵散》等古曲和编写《古指法考》时，和李浴星经常通过书信探讨疑难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李浴星完成《胡笳十八拍》和《广陵散》的发掘打谱工作。在对《胡笳十八拍》的打谱工作中，他对原谱进行了适当的编辑，使其词和谱的对应更加合理。在对《广陵散》的发掘中，经过多次反复探究，得出了与管平湖和吴景略等几位琴家不同的结论，即“《广陵散》还是应以三弦为宫”。可惜这一成果未留下音响资料。

他书法功底深厚，曾每天坚持临贴六张元书纸，连续八年未有一天间断。往往一部帖要临写数百遍，融汇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其书法曾得当时著名书画家周铁衡先生激赏，称“李先生书乃正统京朝派，若从京师出十人善书者，李先生必在其中”。陈大远也曾称赞“李先生是北方少有的书法家”。

他绘画曾拜著名画家吴镜汀为师，由王石谷入手，后法宋元山水，笔法精到，意境深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书画艺术已知名京师（当时在北京荣宝斋挂笔为10银元一方尺），并为“中国画会”重要成员之一，与萧谦中、胡佩衡、吴镜汀、秦仲文等著名书画家过从甚密。20世纪50年代，他的绘画作品曾到东欧展出。与唐山知名画家严柏年、果树邨、宣道平一起被誉为“冀东四大名画家”。他的篆刻艺术从汉印入手，由于有坚实的书法基础，形成了沉稳清丽、书卷气十足的风格。

李浴星解放前先后在齐齐哈尔、保定、天津、北平等地工作，1949年任开滦唐山矿干校教员。1949年他迁居唐山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众多书画界的朋友和喜爱书画的学生。现在唐山市60岁以上的书画家许多是他的学生。他教学生是全方位的，除古琴、书画、诗词和篆刻外还教古文。20世纪60年代每逢周末他都要给学生讲古文，直到1966年9月被抄家关押才被迫停止。

李浴星是一位国学功底深厚，精于古琴、书法、绘画、篆刻、诗词以及文物鉴赏等多方面的艺术家。曾当选为唐山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唐山市第二届美术家协会理事。1976年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张凤阁

张凤阁（1910-1985）钱营镇谢马庄村人。15岁起在本村读过二年私塾，17岁到唐山华新纺织厂做纺织工，19岁到开滦唐家庄矿当挖煤工。

童年时常看皮影戏，对唐山皮影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跟着大人们学唱一些名段，这为他后来成为皮影戏名生打下坚实基础。他24岁时，昌黎县常青影班到唐家庄一带演出，几乎天天去看，有空便去拜访影班的名演员李紫兰、曹拐子等人，虚心向他们求教。因天生有的一副好嗓子，常青班的班主便邀请他入班唱影。从此，便走上了皮影艺术之路。他在常青班首场演出扮演了《天河配》中的生角牛郎，获得成功。

1936年，“影界大王”张绳武在唐山天乐戏院唱影，张凤阁专程去拜访这位影界前辈，得到张绳武的精心指点，并称赞他嗓音洪亮，大有前途。张绳武还诚邀他加入乾复利皮影班，与张绳武一起登台演出。在张绳武的指导下，他边学边唱，影技大有长进。此时，他与张绳武虽未行拜师之礼，但已尊其为师了。

在影班里，他还虚心向嗓音髙亢、在影界名噪一时的名生张占科学习。后张占科英年早逝，他便接替张占科与张绳武配戏。他演唱的《大封官》《哭山》《哭床》等戏目就是跟张占科学来的。他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采用不掐嗓子的演唱方法，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一年以后，到北、京、津等地演出皮影戏。1950年，张凤阁又回到唐山，在小山天光影社唱皮影戏，不久担任了天光影社的社长。这时的天光影社有名旦角郑久亨、髯角李春荣、丑角马德标等，此时张凤阁的皮影艺术已炉火纯青。1960年至1961年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两次至唐山请他与髙荣杰合作录制《蝴蝶杯》《大封官》《吕布戏貂蝉》等剧目。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古冶区粮食局烧锅炉，工资也由原来的80多元下降到60多元。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他失去了右臂，妻子、两个儿子也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1982年，他重新走上皮影艺术的舞台，被安排在唐山艺校任教。为使皮影艺术薪火相传，不顾年迈体衰，风雨无阻地上班授课。198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晚年仍不断追求皮影艺术的提高，不顾自己残疾的身体，经常到厂矿、农村、社区辅导皮影艺术爱好者，为唐山皮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5月26日，因病去世。

景　新

景新（1925-1988）丰南区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冀东建国学院文工团团员、冀东区委文工团演奏员、演员、演员队长、导演等。曾饰演许多重要角色，有歌剧《全家忙》中老汉，《白毛女》中穆仁智等。导演小歌剧《归队》、话剧《在新事物面前》，创作歌剧《五枝花》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唐山市文工团副团长、团长。曾创作大型话剧《让战魔发抖吧》。1953年先后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文教科科长、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等职。1958年任唐山市京剧团团长、党支部书记。1960年组织领导现代京剧《节振国》的创作排练，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电影艺术片。组织移植《白毛女》《红珊瑚》《红色风暴》《飞夺泸定桥》等现代京剧。1979年任唐山专署文化局局长。1982年任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83年后，相继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山市文化局局长。1985年，组织轻歌剧《时髦青年与怪味鸡》的创作和演出，获河北省首届戏剧节多项奖。代表河北省参加华北地区第六届音乐节演出，获好评。8月，受文化部派遣，带领唐山市皮影艺术团，参加在摩纳哥举行的第八届世界业余戏剧节和在法国夏尔维市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木偶节。应邀到荷兰等3个国家16个城市演出44场，观众达2万多人。1986年离休，任唐山市文化志编委顾问，延揽一大批全国各地冀东文艺老战士，搜集挖掘资料，编写《唐山市文化志》《冀东地区革命文艺史料》等十几册，数百万字。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事迹辑人《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人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因病在唐山去世。

董　昕

董昕（1916-1994），原名董式星，王兰庄镇王兰庄村人。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北省立第四中学读书（原唐山十五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冀东地区早期党、团组织奠基人、领导人之一。1932年夏，省立四中爆发反对校长曹纯一阻挠抗日的罢课学潮，他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到天津河北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遭反动当局逮捕，受刑也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反动当局无奈，同意由其父亲保释出狱。1937年投奔革命根据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青委安吴堡青训班连长、支部书记，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举办的职工训练大队副大队长、中共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巡视员，西北青年救国会战地工作团晋察冀区团长、敌占区区城市组织秘书。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到冀东区党委从事敌占城市党的工作。先后任中共唐山市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北平工委书记。1949年北京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市委东北郊工委书记、团中央委员、青工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政策研究室第一副主任、办公厅主任、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兼职监察员、世界工联执行委员等职务。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1959年6月调吉林省，先后任省委工交部部长、副省长等职。1981年2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调回全国总工会。1994年2月6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吴　德

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曾用名李若夫、李子实、孔四维，大新庄镇大新庄村人。

1930年毕业于丰润车轴山中学19班，1932年，在北平弘达中学学习时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1937年至1940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参加整风，任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情报部第四室副主任。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唐山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至1952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7月至1955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52年8月至1955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52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1957年3月前曾兼任天津大学校长。1960年1月起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6月至1967年4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1967年4月至1972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吴德进人中央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80年4月吴德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吴德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吴德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5月至1980年4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说过吴德有德。

1971年9月，毛主席巡视南方，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12日，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到达丰台火车站。到达之前，毛主席已经通知了吴德、吴忠、纪登奎、李德生等去车站接站，并对他们发表了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吴德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在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握手时，毛主席第二次说吴德有德，这使吴德非常感动。

1995年11月29日14时6分，吴德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吴德逝世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本瑞环、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李岚清、李铁映、杨白冰、邹家华、姜春云、尉健行、万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任建新、倪志福、秦基伟、吴阶平、陈俊生、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赵朴初、胡绳、钱正英等，以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河北省委、省政府，天津市委、市政府，吉林省委、省政府，北京市委、市政府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对他的亲属表示慰问。吴德病重期间，李瑞环、倪志福、阿沛.阿旺晋美等前往医院看望。

李润五

李润五（1939-1995）大新庄镇大新庄二村人。1960年9月进入北京矿业学院学习，1965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金属加工厂，任技术员、副厂长，后调任北京锻压机床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调任北京市计委，历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生产调度处处长、经委副主任等职。1986年调至北京市东城区，先后任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1989年任北京市市长助理。199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李润五在工厂工作时，勤于钻研，吃苦耐劳，调任领导岗位后，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为保证北京市工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为北京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身居高位，心系百姓。1985年11月，听说在东城区一位老太太冬煤没有送到，时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的他马上找来煤炭总公司刘副经理，两人一起到老人住家附近的煤场，打开仓库，装上煤球，亲自蹬着板车送到老人家里。

在东城区当区长时，为改造区内24所小学校舍，他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到各校工地察看。光是史家胡同小学的校舍改造，他就骑车跑了100多趟。学校老师回忆说：“那时每天一大早，就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啃着油饼往学校赶，我们以为是工地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李区长。”

1995年5月，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村一个小煤窑渗水，15个农民被堵在矿井中，生命垂危。李润五得知这一消息，当晚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救出了农民。有人对他说：“润五，你身子骨不好，该你管的你管，不该管的就甭管了。”他说：“只要是党的事业，只要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我都管！”

一次，他在农贸市场看到一个市场管理人员正刁难个体商贩，当即上前喝止。那个市场管理人员瞥着眼问：“你是谁？你算老几？”李润五说：“我是李润五！”那个人一听吓坏了，连声认错，一溜烟跑了。个体商贩急得满头大汗，说：“今个是没事，明天他把这股气再撒回来可咋办？”李润五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他敢再来为难你，你就来找我！”

在东城区当区长时，机关早八点上班，他每天7点15分就骑车到达。日子一长，群众掌握了这一规律，遇到难题，便早上去“堵他”。他当了副市长，将这一作风带进了市政府大院。1991年11月的一天，他参加完下午的市政府常务会，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接着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唐山，参加京唐两市协作项目签约，近零点才休息。他心里惦记着北京市民冬季取暖，早晨5点又赶回北京，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秘书说，李润五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14小时。逢到节假日，李润五从没有在家休息过。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国庆节，他一大早必去燕化、焦化厂等企业走一趟。直接去调度室、油品室、储气罐区。他惦记着液化气、煤气够不够用，质量好不好，生产有没有困难。负责北京居民生活用煤供应的市煤炭总公司副总经理胡华说，李润五到过公司下属的250多个煤场。为搞到煤炭，他几乎跑遍山西、河北的所有煤矿。56个春秋不长，李润五的“工作年龄”超过了他的“生理年龄”。按每个工作日8小时计算，他为社会至少多奉献了20年。

在企业改革的许多关键点上，在企业前进中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在企业干部职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李润五一次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纺织一条街、北京手表厂大幅度扭亏、电子城的初具规模、工业系统“跨越三环的结构大调整”、名牌工程的实施……许多厂长、经理说：“他对企业的了解不亚于我们这些厂领导，我们的难处他帮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他走了，我们心里像少了个主心骨，少了一个不说空话、踏踏实实为我们办实事的最知心的朋友。”李润五是个实干家，勤奋务实是所有与他一道工作过的同志最深刻的印象。他情况掌握的实，当区长是“区情计算机”，管工业又被誉为工业的“活字典”“活地图”，情况数据随口道来，如数家珍；他工作作风实，下基层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深入到第一线和群众中去；他总结工作实，成绩、缺点丁是丁、卯是卯，没有半点含糊，更不允许浮夸虚报。

1995年11月2日，李润五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对李润五的品格和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李润五同志兢兢业业工作，诚心诚意为广大人民服务，是一个优秀党员，优秀干部”。12月8日，中组部、中宣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北京市委在京联合召开“向李润五同志学习座谈会”，李润五的事迹，通过新闻媒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刘晓光

刘晓光（1947-1996）河北省涞水县人。1969年从河北工读师院毕业后分配到丰南工作。先后就教于东田庄乡中学、唐坊高中和丰南一中。1984年夏，由一中调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其后又任局长，教委副主任、一中校长，师范、进校校长等职。

在领导岗位上的12年间，刘晓光几易职务，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学校，都能较快打开工作局面。他从严治校，狠抓校风校纪整顿，加强制度化建设的各项举措，对一中和师范的长远建设和发展，都奠定了基础。他敢说敢管，不怕伤人。有一次教师集体在二实小进行业务考试，他怕门卫抵挡不住人情面子的进攻，为了维护正常的考试秩序，他亲自把门“挡驾”，把一个个的熟人、同事拒之于门外。他对任何消极现象从不漠然视之，对人对事直抒胸臆，从不遮掩自己的观点，批评对方不讲情面，有时甚至令人难堪，也有说过头话的时候，但对方能谅解他。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刘晓光的体质不断下降。1992年他自感身体疲乏无力，经诊断确诊为糖尿病，经治疗病情缓解，关心他的人询问病情，他总是付之一笑，说没事。实际上常因身体不支，他悄悄在床上躺一躺，却又怕人知道。对自己的病体，他的态度很明确：活着干，死了算。

刘晓光老家在农村，妹妹、堂兄、父亲先后病逝。每次亲人病势重亡，探视和奔丧，他都是来去匆匆，从未滞留。妹妹病危时，他回家探视，安顿好住院治疗，未待病势分晓，就赶回学校，刚回丰南，就接到妹妹逝去的讯息，手足情莫过于敬业心，这就是他可贵的品格。

刘晓光和妻女长期两地分居，大女儿刘洁从上小学起就跟随他来到丰南，一直读到髙中。他又做父亲又当母亲，父女俩节俭度日，用木箱和纸箱盛着衣物和书籍。1990年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士义亲自过问，解决了他妻子的调动和住房问题，此举常令他感动不已，多次表示，要在丰南实实在在地干。

刘晓光为人正直、不善交际，对社会流俗十分鄙弃并努力洁身自好。在机关工作时，偶有熟人找他办事，对违反原则或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他都直言相告，从不搞“弯弯绕”。有人提点礼品找他，他拒来人于门外。在一中任校长时，有人偷偷在信封里夹上礼金，他发现后立即退回并直言指斥。有人说，刘晓光在丰南工作20年交下的朋友不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性格的与众不同。

曹枫衣

曹枫衣（1913-1997），滦南县乐营镇暖泉村人。他幼读私塾，13岁考入马城髙等小学，后又考入滦县中学（后转到山海关中学）。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学校被迫关门，他回老家，当了小学教员。

1933到1944年先后在滦县乐营小学、川林小学、乐亭县汤家河小学、樊坨小学、新寨小学任教员、主任、校长，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和一笔好字，教学质量高，在滦南、乐亭一带颇有名气。他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参加了路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引起了伪冀东行政公署的注意。1944年秋，在倴城东被捕。不久，在共产党组织的营救下，保释。出狱后，经中共冀东地委宣传部长固光介绍，到中共冀东地委政治学校学习。中共冀东地委为了培养抗日人才，决定在路南（京山铁路以南）办一所抗日中学（路南民族革命中学），决定让曹枫衣任语文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路南民族革命中学改名为滦县中学（现在的滦南县，抗日时期称滦县；现在的滦县，当时称为滦西县，滦北县）。由于国民党反对派发动内战，办学多半是在人烟少、吃住困难的沿海。曹枫衣此时已经升为教导主任，他坚持与学生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在情况紧急时还护送学生安全转移。1947年随滦南中学的师生合并到冀东建国学院。路南民族革命中学，滦县中学和后来的冀东建国学院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原唐山市市长杜静波、市政协副主席经纬、唐山劳动报社社长薛枫春都是曹枫衣的得意门生。

1950年4月，曹枫衣由河北省立乐亭中学调到胥各庄中学任校长。胥各庄中学原是1947年国民党浭阳县政府办的浭阳中学，1948年12月12日丰南解放后由丰南县人民政府接管。曹枫衣谋划、设计，扩充学校建设，扩大招生规模，由原来的9个教学班，扩大到18个教学班。从1958年起又开始招收髙中学生，因学校规模大，教学质量髙，胥各庄中学从1950年至1954年曾一度曾改为河北省立丰南初级中学。

曹枫衣重视教师选拔。新中国成立不久，知识分子缺乏，他通过多种渠道，从旧知识分子中选拔了不少适合做中学教师的人。有语文教师刘棹银、物理教师付加林、外语教师刘悼中、化学教师张景文等都是曹枫衣亲自选中的，成了胥各庄中学的“台柱子”。

他每年寒暑假曹枫衣很少回家，而是潜心安排下学期教学计划，对每个教研组、每个学科都提出具体要求。开学后即深入课堂教学，了解教师备课情况，实地听课发现问题。新来的语文教师在讲课之前，他从课文的中心思想、分段及重点词汇的解释，都一一问及。对每位新来教师，他坚持听课一周，这样就基本上掌握了这些教师的教学水平，然后逐一点评。

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用大粪换取一些粮食和蔬菜分给教师，操场也一度种上庄稼，按教研组分配。在“一颗粮食一颗金”的那些年月，他不肯享受一点特殊照顾，当擗下玉米分给他时，他只要了3个青玉米让伙房给他烧熟后吃了，使教师们深受感动。

曹枫衣任校长几十年，一直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么人也从不照顾。1956年，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报考胥中，以5分之差未被录取，只好到黄各庄中学当旁听生。1953年，他的二女儿也因分数不够没考上胥中，靠他的面子到丰南哪个中学也不成问题，可是他让二女儿上了唐山市的五四中学（一所私立中学）。大女儿曹永兰遵父嘱考上了滦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遵化县山区一所小学。女儿考虑父亲年事已髙，很想分配到胥各庄，这样还可以照顾父亲。没等女儿开口，他就对女儿说：“你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就应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山区贫穷落后，更需要文化，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女儿理解父亲，愉快地到了遵化山区，一直干到退休。

1959年，他已是行政16级，月工资106元，这在当时，已算高工资了。但他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的工资收入有相当部分资助了贫困学生，其中有烈士遗孤，有家境贫寒子弟，也有不慎摔伤和致病的学生。

他身为校长，从不搞特殊，处处严以律己，每次吃饭，都是和老师一样，在食堂窗口排队。上级领导到学校，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招待。

曹枫衣喜欢收藏古字、古画。“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收藏的字画被席卷一空，只有一个学生将一幅徐悲鸿的《漓江春雨》偷偷地送还了他。这些书画流落何处，他也知道一些，直到落实政策，他却一直未说，最后，县里给了他200元钱，算是了事。在被抄走的书画中，有他最珍爱的郎士宁画的《三羊开泰》，还有一幅抗日战争时期花一个月薪水（200斤小米）买的任伯年的山水画。他外甥得知此事后，跟他吵了一架，说：“您既知道这画的下落，为何不向上级反映呢？这区区200块钱就一笔勾销了吗？”他平静地说：“我收了这200块钱，就等于这个事了结了，如果还穷追不舍，那些拿书画的人说不定会定为‘三种人’，得饶人处就饶人，让那些人躬身自省吧。”

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后，已退休二年的曹枫衣又无偿投入到清理县图书馆图书的浩繁工作之中。那时图书馆在文化馆院内，7万册图书被埋于瓦砾之下。他和图书馆的人员一起清理废墟，将扒出来的书籍一本一本晾晒。他还研究了图书分类学，将散乱的书籍，按经、史、子、集一一上架。特别是那些线装书的整理更是有赖于他。后来，新馆长上任后对有多少善本书，多少绝版书，他都一一做了交待。整理了两年多图书，他没有要过分文报酬，只要求为他做了一副新套袖。1986年，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搞全省图书馆联查，到丰南图书馆一看井井有条的图书，又听了曹枫衣对馆藏珍善木图书的介绍，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说走遍了全省140多个县市图书馆，没有哪个像丰南图书馆这样正规和有这样精通图书分类学的人，丰南图书馆因此被评为省级“文明图书馆”，此后又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二级图书馆”。(www.xing528.com)

从1983年起，曹枫衣被聘为县志编委会顾问和县政协文史委员。他查阅了明清时期的《丰润县志》《滦州志》，把有关丰南的内容都作了摘录，并加了标点和译注，达10万余字，对编写《丰南县志》起了重大作用。1986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万余字的文史资料——《路南民族革命中学》，为研究冀东老区教育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他擅长书法，从上世纪60年代专攻隶书，颇有成就。他的书法注重笔力，讲求法度，尤其是到了晚年更见功力，隶参篆势，形质髙古；篆参隶势，奇姿乃生。1997年9月22日，曹枫衣个人书法展8个月后，无疾而终，时年84岁。

杨连彬

杨连彬（1960-1999），唐山市开平区佳里乡夏庄村人，回族，1979年12月入伍，分配到81250部队100炮连；1981年和1987年曾两度被选送大连陆军学校深造。毕业回部队后，先后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1997年9月，转业到丰南公安局任民警，开始分配到钱营派出所，后调刑警大队特勤中队。他工作认真，作风正派，多次受到上级褒奖，1998年被评为丰南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1999年9月16日，特勤中队接到在东田庄检查站设卡抓捕逃犯的任务。办了一天案子的他本可不参与这次任务，但他主动参加值勤，一直站在马路上认真检查可疑车辆。22时5分，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面包车（后查明是天津一出租车司机孟某称因着急赶路）强行闯卡，杨连彬立即上步高举停车示意牌令其停车，可是那车不但不停，却朝杨连彬以极快的速度撞来，将杨连彬撞倒在地并拖出19.5米，杨连彬当场牺牲，时年39岁。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是杨连彬在特勤队工作的准则。在他牺牲的前两天——9月14日，特勤中队接到设卡堵截的任务。玉田县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一持“六四”式手枪的歹徒劫机动车后向丰南方向逃窜。在刑警整装待发时，发现防弹衣不够用，这时已穿上防弹衣的杨连彬将自己的防弹衣脱下来，让给刑警任建国穿。那次虽然没有与抢劫犯交锋，但杨连彬这种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的精神，却让干警们深深铭记。

1999年8月28日晚，稻地镇范庄村发生一起杀人案，该村14岁少年荣海军被人杀死在家中。杨连彬闻讯后，不顾自己在发高烧，坚持上案，参加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围捕行动。在得知嫌疑犯荣俊国不仅凶狠残暴，而且练过武术，身手敏捷，身藏凶器，他毫不畏惧，主动请缨，要求加入第一小分队首先接触目标。当摸到荣俊国潜藏地点时，杨连彬第一个冲进去，一拳将想夺路而逃的犯罪嫌疑人打倒在地，并迅速将其手中的刀夺下。在干警们的帮助下，将嫌犯生擒。此后，他参与侦破各类案件数十起，亲手抓获嫌疑犯10余名。

鉴于民族习惯不同，值班或夜间有“统一行动”时，大家都让他回家吃饭（局内食堂较小，没有回民专用灶具），他总是担心回家较远或有临时紧急情况而耽误工作，嘴上答应回家吃饭，但大家总是不久就发现他躲在一间暂时无人的办公室里，就着一块腐乳或一碟咸菜啃着馒头，尔后与干警们出发了！

他拒贿赂，不为金钱所动。1999年7月15日18时许，他在下班路上发现一辆装满整箱香烟的面包车停在路边。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此烟有问题，遂上前依法检查，发现车上的11箱红塔山香烟全是假烟。司机拿出1000元钱，要求他“高抬贵手”，他坚决予以拒绝，将拉假烟的车、人、烟全交烟草专卖局处理，并从中破获了价值60余万元的贩卖假烟大案。

1999年6月21日，特勤中队在牵手歌舞厅查获一起卖淫嫖娼案，他负责处理此案。当晚，社会上一个很有名气“大款”找到杨连彬说：“给你们5000块钱买件衣服穿，放了他们（指嫖客、卖淫女、舞厅老板）吧，以后需要办什么尽管找我。”杨连彬说：“请把钱拿回去，这事必须依法处理。”来说情的“大款”灰溜溜地走了。

是年7月，他配合烟草局搞缉查期间，他的亲戚被截获价值1万余元假烟，那亲戚带着礼物找到他家，要求“照顾照顾”，当时只有他的妻子在家。事后他狠狠地批评了妻子，并让她将礼物退回。第二天他专门向烟草局领导说明了情况，讲明不能因为自己搞缉查，就给亲戚面子，而影响公正执法。最后，他的这个亲戚被没收假烟，并罚款4300元。

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机关制度，每天早上七点半以前准时到岗，从不因私事请假。领导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早，他说：“我就当是7点半上班”。有一次，他住的房屋地面严重破损，他想铺上地板砖。为了省钱，他不想雇泥瓦匠，为不影响工作，而是每天晚上自己铺几块。他牺牲的当天去设卡前，他还忙着铺了两块砖。直到牺牲，他家的地板砖还没铺完。

按照穆斯林的风俗，人到了病危时候应当先打好坟墓。1999年9月16日，他在设卡途中还同战友们说：“我妈病危好几天了，执行完这次任务后，我想向领导请一天假，回家给我妈扫墓去。”但是他为了对党和人民尽忠，却没有尽到这点孝，让“白发人”先送了“黑发人”。

他勤奋好学，每次民警基本素质考试，他都能考出好成绩。在1998年11月无偿献血活动中，丰南公安局6名献者中他的年龄最大，而且主动放弃了休假，献血第二天就坚持上班了。他牺牲后，到丰南视察工作的省公安厅李副厅长听取了局领导汇报说：“多好的民警啊！要为他请功，好好总结他的事迹，让民警们向杨连彬同志学习！”据此，丰南市公安局做出开展向杨连彬学习的决定，并报请上级批准，为其荣记一等功，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汉宗

刘汉宗（1912-2000），稻地镇刘唐保村人。幼年家贫失学，到孟庄画匠董家（画家董辰生之父）学画。13岁到唐山陶瓷厂谋生，跟随厂绘画技能高手孙梅峰学艺，并拜为义父。1931年随义父进入赵各庄“同德画社”做彩绘工，负责画像的起稿，仕女画尤为出色。他绘制的彩绘镜面及镶在四扇屏里的纸画，名头很响，是当时画店经营的抢手货。

1948年，随“同德画社”由赵各庄到唐山。唐山解放后，《唐山劳动日报》经常请他协助美术组润色作品。1952年正式调入报社，任美术编辑。1954年，他创作了连环画《一位志愿军妻子的故事》、神话故事《十一郎》、历史故事《林则徐》，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河北省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他画得最多的是为国家第一次人民代表的普选所作的宣传画。这些散见于报刊和街头的钢笔画、水彩画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他出色的画线功夫，除了刻苦学习和善于观察，还得益于一本清末民初版的《吴有儒画宝》，这部市井人物画稿是他经常临摩的范本，还借鉴于日本画技。深厚的古典积淀，使他的连环画创作得心应手。不论绘画题材、绘画方法，都充分体现出民间传统的艺术风格。他作画都是通过目视心记，回家后默写而成，从而锻炼了他的博闻强记、观察细腻的特点，和很强的造型能力。他的成就和名气引起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著名刀马人物画家任率英的瞩目，并专程到唐山登门拜访，请教古代人物服饰的画法。书法家陈大远曾在其著作《门外谈画》一书中对他的《红楼梦》系列有过介绍。他处世宽厚淡泊，虽广有交往，却未能留下一幅字画，即便是自己的作品，也多是随手散去，以至终生未能办成一次像样的画展。他独特的作画本领——界画法（宋元时期中国画分为十三科，界画是一科，即用界尺协助作画，这是古代画亭台楼阁的必修科）也未能传承于世。

1965年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的“长期作者”。他创作的连环画《大闹天宫》《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等，奠定了他在画坛的位置。在报社他是一名负责插图的美术编辑，既要和大家一起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又不厌其烦地为报纸每一个版面小角落添补画面，任劳任怨。他作画都在更深夜静之时，特别是长幅的几十部连环画，都是人们休息时完成的。

他善于学习，涉猎广泛，曾给侯宝林画过速描，向艺人请教刀马人物的动作，向故宫博物院沈从文求教过服饰的画技。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省美协理事，以报社为阵地，吸引、团结了李可染、高占祥、陈大远等一大批知名画家与报社来往。他所擅长的中国传统画法线描，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的理解，中国传统人物通俗形象，曾使这些知名画家们叹为观止。连环画《武则天》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交付河北美术出版社后仍念念不忘，还没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已经出版的24本连环画也被列为“禁书”，从此不再创作。

1984年唐秦地市分建，他被分配到《秦皇岛日报》工作，直到退休，晚年一直笔耕不辍，直到89岁去世。他70余年留下大量画作，包括单幅巨画《红楼梦》《八仙过海》《唐山陶瓷史》，40余部连环画及数不清的插图、壁画。

赵文恒

赵文恒（1946-2000），天津市人，1968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分配到河北省围场县广播站工作。1983年调入丰南县广播站，负责有线广播技术工作。1984年丰南县建广播局，任副局长，1990年初任局长。

任副局长期间，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的改革，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了《致富之路》《农家乐》《可爱的丰南》等专题节目。1985年以后，在广播新闻好节目评选中年年获得省级奖励。

1987年在筹建丰南电视台期间，他跑设备多次去北京，为了节省开支，常常天不亮就起身，摸黑回家，有时当天不能返回就在汽车上过夜，啃冷馒头充饥。白天他与大家一起工作，夜间还要设计图纸，制定每一个阶段的施工方案。筹建电视台时，大至90米高的铁塔、小至每一根线头的焊接，他都亲自把关，并查阅大量资料，根据丰南的地理位置、资金情况，反复修改设计方案，使电视台建设提前了6个月，比预定方案节省20万元。在建台过程中他有时半个月不回家。孩子面临高考，他无暇辅导，他以虚弱之身坚持工作直到住进医院，病未痊愈又出院继续工作。1990年夏季一场大风刮断了电视馈线，他亲赴北京买设备，拂晓走，夜间归。在修复过程中因痔疮复发不能走动，躺在床上指挥施工。

1988年春天，由于县城建设和农田建设，有线广播线路需要搬迁，他率领全体技术人员搬迁和更新了县至乡的123杆公路广播线路，通播率达到100。他主持制定了技术管理规范化制度，使技术工作有条不紊地和宣传工作紧密配合，达到安全优质播出，多次受到省、市表彰。他总结的技术管理工作经验在全市推广。1990年初他升任局长后，又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宣传、技术以及党、团、工会的各项规范化管理制度，被县委、县政府树为机关工作规范化模范单位。

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他是个无线电工程师，而家里却没有彩电、电冰箱，没有录音机之类的高档电器，一件大衣柜还是70年代自己动手打制的。1989年曾被县委县政府授予“人民公仆”光荣称号。

他关心下属，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青年技术骨干和新闻宣传骨干，选拔了一支作风正、业务精的广播宣传队伍。1984年以后，丰南广播电视连续受到省厅和唐山市局表彰，赵文恒功不可没。

李九龙

李九龙（1929-2003），丰南镇么家泊村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四野战军排长、连长。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立大功4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科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参加了广西剿匪和解放华南的多次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率部参加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6月晋升为上将。199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枚。他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年仅15岁就给八路军送情报，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第一天他就参加了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过不计其数的大小战斗、战役，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

1949年3月，任红二连连长，奉命率全连战士和团主力部队一起，越过衡（阳）宝（庆）公路，直插敌白崇禧“钢七军”侧后，连续行军36小时，于8日18时准时插到国民党军敌后侧黄土铺一带，把“全冈七军”军部及直属队行军系列截成数段。双方为争夺公路两侧岗地，展开了激烈战斗。随后，他指挥二连发起攻击。战斗最激烈时，全连兵分18处，自成组织，各自为战。

在攻击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土地堂时，他身边只剩下作为预备队的9班和一个机枪组。不久枪手牺牲，他不顾前额被弹片击中，率先跳进院子和随后跟进的战士逐个房间搜剿敌人。直到把各个房间的残敌一个个抓出来为止。

黄土铺一战，红二连打瘫了国民党“钢七军”军部，俘虏420多人，全连集体立大功一次。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和新华社记者专程到部队采访，并以杨贵锋、李九龙等人的英雄事迹为素材，撰写了《战斗中的新中国》《十月的阳光》等文章，向国内外作了报道。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时任营长的李九龙参加了巨里室北山争夺战。7月14日12时，他奉命率所属部一营和兄弟部队并肩向敌纵深制高点梨船洞北山之敌进攻，一营为团前卫穿插营，冲过汉江进到了上级指定的位置——梨船洞。从7月15日拂晓起，一营连续7昼夜作战，共击退敌由两个连到两个营在飞机20余架、坦克10余辆及数个重炮群配合的50余次进攻，歼敌2000余人，击毁坦克3辆，其中三连在五昼夜中击退敌人26次进攻，荣立国际一等功。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在中越边界自卫还击作战中，李九龙升任师长。他所指挥的陆军第162师作为广州军区的机动作战部队，接受广州军区“前指”的直接指挥。在战争第一阶段，他指挥162师接替125师先后进攻复和的任务，打通了水口经复和至东溪的公路。他指挥162师与42军协同围歼高平之敌，攻克马诺。此后他指挥162师以南北夹击之势奔袭广渊，打通了广渊至复印的公路；他在格灵、复和、苏曼地区清剿越军346师残部。在深入越南纵深80余千米内机动作战，部队行军作战里程达400余千米，足迹几乎遍布整个高平以及高平以东地区。全师五战五捷，战后全师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这是在这次战争中唯一一个被记三等功的师级单位。在1979中越边界自卫还击作战争胜利以后，他曾先后任济南和成都两个军区司令员，并升至上将军衔。

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职位改变了他普通农民、士兵的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变，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当军长也好，当司令也罢，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一身正气，清正廉明，不谋私利，清心寡欲，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

1979年，李九龙已成为正师级领导，此时，他儿子李晓明到了参军的年龄，为防止儿子在部队搞特殊，在他儿子填《入伍登记表》时，只让写母亲的名字，部队始终不知他儿子的身份。1981年，他儿子报考军校，以5分之差没能入学，按照当时的规定，师级干部子女可享受照顾，他的部下偷偷地为他儿子活动，李九龙知道后大发雷霆：“你这样做不是爱我，而是害我！”为此事李九龙立即召开了家庭会议，作了五条禁令：“第一，禁止家属子女干预部队事务；第二，禁止家人到秘书室看文件、聊天；第三，禁止家属子女搞任何特殊化；第四，禁止动用他的汽车；第五，禁止打着他的旗号办事。”这五条禁令，实际上就把他儿子上军校的路给掐断了。

1982年，儿子服役期满复员回到了新乡，李九龙此时已提为军长，可是李晓明却没工作，军长的儿子在部队找不到工作，一度成为部队爆料。不久，一战友某军长路过安阳看望李九龙，见他儿子李晓明尚未安排工作，要李晓明到他那军部报到，武汉军区军务部也打电话给他，要求把李晓明调到军区工作，都被李九龙拒绝了，说在新乡给李晓明已经安排了工作。给儿子安排什么工作呢？原来是在新乡物资局烧锅炉。

1985年6月，李九龙调入济南军区任司令员，他孤身一人前去赴任，全家还住在河南新乡，到济南后，决定把家属也迁到济南。为李九龙搬家的是军区管理局，凭以往的经验，一个统领一方的大军区司令员搬一次家可不容易，总该有几卡车吧，于是派了一个警卫排，乘坐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向新乡，为李九龙搬家。走进李九龙在新乡的住房一看，除了公家配备的桌椅板凳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台大半旧的电视机还是黑白的，结果全部家当只装了半卡车。关于搬家之事，李九龙反复向妻子交待，要把东西清点好，不要错拿了公家的东西。李九龙把在新乡的家当搬来济南后，又亲自点检了一遍，突然发现多了几床毯子，他严厉的目光落在妻子的脸上：“这是怎么回事儿”？妻子恍然大悟，她告诉李九龙，装电视机时管理局战士怕撞坏电视机，见一旁有几床毯子，就用它把电视机包了起来，李九龙命令妻子：“你必须赶快把它还回去！”第二天妻子就托人把毯子捎了回去。

李九龙一身正气，从不吃请受礼。1989年，他由济南军区调往总后勤部。得知李九龙即将离开泉城，在济南的几位战友商量如何为他饯行，大家深知李九龙为官清廉，一向拒收礼物，也不在外吃喝，便商量写一副对联送给他作纪念。这天几个老干部有说有笑地进了他的家门，李九龙听明来意后忙摆摆手，以开玩笑的口吻道：“如果是你们花钱买的名家手笔，我可不能收，如果收下了，我岂不成了吸你们这些家伙身上血的吸血鬼？”“这是我们自己写的。”李九龙接过来一看，上联写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下联是：“留得清白在泉城。”李九龙赧然笑道：“写得好，有文采，不过，你们过奖了，我可做得很不够，今天我打破惯例，收下这份珍贵礼物，让我们共勉吧。”

李九龙嫉恶如仇，惩治腐败，毫不手软。1993年他在成都军区任司令员期间，发现军区某二级部处长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物13万元，收取“好处费”“回扣”3.5万元。一时，说情人不断，对李九龙说“家丑不可外扬”，把这件事控制在内部范围，作严重违纪处理，放他一把，令其转业就可以了。李九龙一听拍案而起：“现在是法制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纠，不论是谁，也不管在那个部门，官有多大，只要违了法，必须依法严惩，块不能心慈手软，姑息纵容。”也正告那些说情的人：“谁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原则，四处活动，包庇纵容，将受到纪律严惩。”

2003年11月19日李九龙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军委各部和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众多的挽联中，时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胡永柱中将的挽联特别引人注目“一身正气来东土，两袖清风去西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战旗报》等新闻媒体对李九龙逝世都作了报道。

郑宝华

郑宝华（1948-2007），东田庄乡西刘良村人。1969年3月入伍，1985年毕业于海军南京指挥学院。历任士兵、班长、海军导弹护卫舰部门长、舰艇大队作训参谋、副舰长、护卫舰大队大队长、舰艇训练中心主任、驱逐舰支队支队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参谋长、海军基地参谋长、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97年晋升海军少将军衔，2006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

1997年，中央军委决定，为适应国际新形势的发展，海军组成编队出国访问，共3条舰船、800余人，任命他为编队参谋长，负责编队的指挥和管理。

编队先后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四国，是海军建军以后，首渡太平洋，首次到美洲和南美大陆，历时98天（其中陆上18天，海上80天）。

在出访过程中，郑宝华表现了出众的素质，维护了国家利益。出访美国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克来明斯上将举行家宴，宴请郑宝华一行。席间上将问：请问你在中国海军部队里，现任什么职务？在出访前，我方已将简历通报给对方，可这位上将还在发问。郑宝华反讥：我在中国海军部队担任什么职务，如果美国海军军方到目前还不知的话，请问上将，你们的FBI在干什么！他们不是白吃干饭的吧？！所以我对你的提问表示怀疑，不无道理吧？对方仍不满足，又问：你在从事所有的职务中，你最喜欢什么，最满意什么，最具吸引力的职务是什么？他当时考虑，这一连串的发问，意思是说，他俩有差别，一个是上将舰队司令员，一个是少将舰长。他马上接着说，当舰长与大海为伍，海洋是开阔的，敢于和大海打交道的人，心胸像海洋一样宽广，能容纳整个世界。接着他严肃地说：我们出访是为友谊而来，是为和平而谋。过去美国曾经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我们人民解放军未得逞；朝鲜、越南两战场更是输得极惨，到现在还在敌视我国，既有政治上的和平演变，又有军事上的威胁，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友好的，而我们这次访问美国，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而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要面向未来。二位将军难道没有同感吗？霎时，他们哑了，无话可说。

2000年出访俄罗斯，在海参崴，参观俄海军史馆时，他一直在思考，海参崴曾是中国领土，沙皇俄国将黑龙江以东6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强占过去。把中国人赶到黑龙江以西。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国人怎能忘怀呢……想着想着，史馆工作人员叫他题词，他思索数秒钟后，执笔题了：“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是沉重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样题词，完全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将军的意思。

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发生水下爆炸事件，在世界轰动一时，影响很大，猜测不一，有的说在水下与XX国的潜艇相撞；有的说遭到XX国家的水下攻击，也有说是俄内部发生问题……总之，俄本身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鉴于此，他们尽量回避，但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会谈即将结束时，俄一中将突然问他：“郑将军，你对我们‘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怎么看？”这问题很敏感。他当时讲，我听说了，也看到了，对失事的原因，不把潜艇打捞出来，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不管怎么样，库艇126名官兵是为国捐躯的，是为俄民族献身的，是高尚的，是令人崇敬的，因此，作为一名海军成员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说，潜艇事故，在世界上多有发生，比如中、美都发生过不止一次。中将听完这话之后，跟他双手相握，表示十分感谢。

2000年至2002年，他率“郑和”号舰学员代表团，先后5次出访了俄罗斯、美国、土耳其、英国、法国，访问了美国西点军校、英国皇家海军学校、俄罗斯海参崴太平洋舰队等。他任大连舰艇学院院长期间，还接待了世界各国近200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交流。

他长期在海军一线主战部队重要岗位任职，多次参与并组织指挥了海军各项重大实战演练。先后参加过西沙、南沙等战斗。

他结合部队工作，潜心军事学研究，先后有多篇论文在军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并获奖，其代表作有《我国安全战略环境研究》《未来海战中水面舰艇作战运用》《适应海军现代建设需要，大力培养造就高学历人才》。由他组织研究的《海军在大型岛屿联合火力打击战役中的运用研究》《某型舰组成驱护编队作战使用研究》等成果受到各方面肯定，并在部队得到广泛应用。他发表的《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求真务实的领导者》一文被收入《全国高级党政领导千部论丛》。

2000年2月10日，郑宝华在北京逝世。

宋敏之

宋敏之（1910-2007），唐坊镇莲花泊村人，本名曹化春。1927年，就读于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7年，李大钊被害后，年仅17岁的宋敏之在车轴山中学即刻组织学生为李大钊送葬。当得知和自己同年同月生的年仅30岁的开滦煤矿工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冀东抗日游击队长、著名的刀劈日宼的抗日英雄节振国牺牲后，又给其家属送去了一些财物。冀东大暴动失败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宋敏之到北京“北平汇文中学补习班”学习，并以此掩护组织工人运动。同年7月在北方局受训，结束后到天津市邮电委员会开展工人运动。9月到保定志存中学开展学生工作，以学生身份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保定市委书记。1931年初，到北平中国大学附中上学，掩护从冀东大暴动失败后到北平的共产党员冯殿选、李焕春，并和他们一起组建了中国大学附中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32年，考入中国大学物理系，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组建了中国大学学生会反帝大同盟活动。1937年，调天津河北省委，负责省委交通工作，同时组织铁路工人运动。此后，他在唐山地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1938年至1949年两任冀东南部地委组织部长，中共唐山市委员、唐山工委书记、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等职。

1951年5月，任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对解放前被分化、瓦解、破坏的唐山市地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清理、整建工作。

1952年8月，与郭力、孟少农一起到长春，开始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叫652厂）。当时，孟少农主要是在苏联学习技术，作为主管人事的副厂长，他除了与郭力一起负责一汽的基本建设外，主要工作是从全国调配干部和培养人才。一汽厂址原本是一片空地，厂房建在日本侵华期间细菌战研究地区遗留的一片空地上，参加建设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当时条件相当艰苦，连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标志着“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的结束。

1955年，他出任一汽汽车工业学校（现在的吉林工学院）的第一任校长。此时，一汽的任务一是建学校，二是选派干部去前苏联学习。汽车工业学校第一批学员是从朝鲜回来的抗美援朝的干部，大约300人。当时，一汽所有的车间主任，优秀的、突出的技术和管理干部都去苏联培训过，这些人学成归来都成为一汽建设的骨干，后来有不少人成了行业的领军人物。在建设二汽、南汽，包括组建行业、部委的相关部门时，许多管理干部也都是从一汽调出的。在长春一汽工作期间，宋敏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广大干部职工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55年11月，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家重工业部的重点大学，是培养工业人才的重要学校。其间，与李昌、高铁等校长一起，把一所从旧社会接收过来的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校纳入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教育领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1960年至1970年，历任农业机械部教育司司长、第八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院院长、中央纪委驻农业机械部纪检副组长等职，其间，为农机系统的院校建设、机械行业的设计系统的整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时刻惦念着家乡人民，对家乡的农业机械化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1976年大地震后，唐山这个重工业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非常困难。这一消息牵动着宋敏之的心，他迅速和广西取得联系，调集了300多辆拖拉机，用于家乡人民生产自救。

2007年11月17日宋敏之在北京逝世，终年98岁。

陆　原

陆原（1922～2011年），原名陆占春，钱营镇汤毫子庄村人，著名词作家。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宣传队员，师文工队分队长，中南军区艺术剧院创作员，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组长。1983年在部队离休。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陆原幼年，父亲在一个酿酒坊里做账房先生，家境还算宽裕，因此得以读了三年私塾、半载初小。15岁后，开始做4年店员。1944年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由北京去山东参加八路军，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山东一分校学习，毕业后任连队文化教员。抗战胜利后，分配到冀东军区独立第13旅宣传队。在这里，他认识了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人、作曲家岳仑。后来部队编入第四野战军，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

1950年，他所在的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位于湘江边上的祁阳县，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胁。指战员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师里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小晚会上，快板、诗歌、顺口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他从中发现了一首叙事稍微完整的《枪杆诗》，其中几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直接的灵感和启示，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这样一掺和，他嘴里就冒出了一段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

过了几天，他刚从剿匪队回来，就遇到了岳仑。饭后，趁大家出去洗澡的功夫，他俩在司务处宿舍的木板阁楼上，全神贯注地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着。最后他们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仑吸取民歌乐曲和鼓点节奏，一鼓作气谱出了曲调。不到1个小时，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激情满怀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

歌曲写出来了，首先让演员试唱，大家一听歌词就十分高兴，认为简单、质朴、有力量。接着师部又在连队教唱，战士也很快学会了，甚至连驻地的老乡和儿童也能唱出来。后来在指战员们的建议下，将原词中“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改成“谁敢发动战争”。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唱着痛快，起劲儿！”因为它铿锵有力，曲调质朴，很快就在连队热火朝天地唱了起来。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搜集近年来创作歌曲作品，师里就将这首《我是一个兵》上报到总部。

1951年，《解放军画报》第三期封底刊登了《我是一个兵》的合唱、轮唱词曲。这首歌迅速风靡全军，到处是《我是一个兵》的嘹亮歌声。同年，这首歌获中南军区文艺比赛一等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和艺术前辈的积极推荐下，《我是一个兵》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唱，很快军民同唱，家喻户晓，并传播到了赴朝参战部队，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歌曲《我是一个兵》与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当时竟然被西方舆论界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颗重磅炸弹”。

1955年，《我是一个兵》被中音权协纳人世界音乐作品。

1959年9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军文艺汇演正在举行。台上，来自陆海空三军的230名身穿将军服的将军们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由李志民中将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管弦乐队伴奏，纵声高唱《我是一个兵》，高昂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将军们战斗般的激情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全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几乎成为全场的大合唱。歌声结束，到场的17000人似乎仍然沉浸在激昂的旋律之中，沉静了几秒钟，突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场的国际友人都深受感动，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感慨地说：“这么多高级将领合唱一首士兵歌，在世界上罕见！”

1964年，在全军第二次文艺汇演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当场提议并亲自上台指挥三军文艺代表队，高唱《我是一个兵》。

这首歌诞生后，不仅在全国广为传唱，而且军乐、民乐、笛子、钢琴、提琴、手风琴都争相演奏。同时，在苏联、东欧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出版。2006年俄罗斯亚历山大歌舞团来北京访问演出的6首中国歌曲中就有《我是一个兵》；1960年代初，越南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歌曲集》的扉页上就刊登了《我是一个兵》的五线谱和越南文字的词曲。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5次发出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解放军军歌》《我是一个兵》并列为全军必唱歌曲。2009年“八一”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系列片《我是一个兵》。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主持编撰《中华英模大词典》。当编辑向陆原征集他个人稿件时，陆原跟编辑说：“我怎么能和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相提并论呢？”但编辑说：“你怎么没资格，很多英雄人物都是唱着你的歌成长起来的！”

《我是一个兵》自1951年获奖后，至今在全军、全国已传唱60多载，经久不衰。由《我是一个兵》也引发出许多感人的故事。1953年朝鲜战场铁道兵某部队副班长、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袁孝文，重伤后弥留之际，哼唱着“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与战友永别。1970年，徐海东大将临终前要他身边的女儿：“给我唱一遍《我是一个兵》吧”，在歌声中与世长辞。

从1946年起，陆原发表歌词、诗歌、散文、论文、报告文学及书法等作品数千件。除《我是一个兵》外，还有词作《国防的哨兵》《中朝人民打得好》《我当上解放军》《娶了媳妇忘了娘》《光明的中国向未来》等；还参与了大型组歌《雷锋》《可爱的东北》，大型歌剧《无穷花》的创作；为电影《神秘的旅伴》《七天七夜》《长空比翼》等写过插曲、主题歌词；与人合作的《这样的小日子谁不爱》，获国家文化部奖，并被中央歌剧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王宝珍选为压轴曲目，连演百余场。

离休后，与作曲家钊邦合作的《一座金桥架起来》，在2003年全国及世界华人500万人参加的大型涉台征歌《中华情》活动中，获金鼎重奖；他还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写了《北京城内花如海》和《红旗招展一排排》等两首歌词，被收进了中央征歌《中国民族歌曲选萃》；其书法《访延安》《龙腾新世纪》《神舟雪耻》等，被中国书画学会、抗美援朝纪念馆收藏，并在世界华人书画艺术大赛获金奖；2007年，《碧云天黄花地》和《迎北京奥运》两幅书法分别获全国银奖和铜奖。

2011年4月，因病去世，终年89岁。

张蔚榛

张蔚榛（1923-2012），丰南镇张思庄人。194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45年毕业后，曾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被国家首批派往苏联深造，师从被誉为“水利土壤改良之父”的斯考加科夫教授，坚定了他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决心。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他的副博士论文《灌溉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被收入苏联科学院1959年出版的论文集。权威人士认为，这篇论文对灌区地下水的计算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上世纪70年代，著名数学渗流力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柯钦娜总结的关于苏联数学渗流理论进展的著作中，还专门介绍了他留苏期间推导出来的计算公式。

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副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原武汉水利学院从事农田水利教学和科研工作。从那时起，他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调查旱灾涝灾、土壤盐化、地下水资源缺乏等情况，并根据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连续干旱，地表水缺乏。当时人们对地下水资源的特性缺乏认识，认为深层地下水质好，含水层出水量大，某些地方的政策导向也是鼓励开采深水层水。由于深层水的大量开采，造成承压水位大幅度下降，形成大面积的承压水位降落漏斗。

对此，他指出，深水层基本上是死水一潭，补给也非常有限，地下水开采应以浅水层为主。他找到了当地水利厅的一位副厅长，详细介绍地下水的机理和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对后来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在国内建立了正确的地下水资源概念。多年后，和他的同行提出的在北方平原应以开发浅水层为主的理论，被实践得到了证明。1978年，他撰写的《华北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科学论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投入很大精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是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他多次去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了解黄淮海平原重点试验区水盐动态的试验情况，进行试验点的抽水试验。当地一位村民说：“他可是第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大学教授，这位老专家简直是在拼命啊。”如今，许多地方盐碱地的治理已见成效，一些盐碱化最严重、寸草难长的地区也已稻粱丰收。

几十年的奋斗，赢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但他没有满足，又将目光转移到节水研究上。在张蔚榛面前当了48年的“小董”、如今已72岁的原武汉水电学院董文楚教授见证了他八旬高龄还亲自带队去新疆、河套地区、河南考察土地干旱、盐碱化，进行节水研究的情景。他一辈子都为农水奔忙，直到身体实在走不动了为止。

除了搞好科研工作，他还竭力为中国农田水利专业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农田水利专业的教科书是由他主编的，中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实验室是在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956年，中国开始独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他成了首批指导农田水利研究生的导师。到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我国最先招收农田水利专业博士的导师。由于他在农田水利和地下水资源方面的杰出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不仅培养了大批本科生，还培养出了20余名硕士、14名博士，他的不少学生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些还成为学科带头人，取得了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科技成果。

他通过长期的野外实地调查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独特建树，多次获得重大奖项。

他总是称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曾多次拒绝申报院士，每次申报表格都是学院领导指派他的弟子帮他填写。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农水系主任王修贵至今还记得，1995年他通知张蔚榛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蔚榛谎称出差避而不见。1997年当选院士，同样是别人替他准备的材料。

在涉及水利水电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他一直积极出谋划策。2003年，水利部制定了一个《地下水超采区划分准则》的行业标准，阅读初稿后，觉得有问题，因为里面将“地下水的补给量全部作为地下水的可开采利用量”。他认为，由于有一部分补给量蒸发消耗了，还有一部分要消耗于生态用水，所以地下水的补给量是不能全部开采利用的，否则将造成超采。水利部编写组接受了他的意见，对这一关乎我国水资源持续发展和利用的标准进行了修改。

南水北调工程被誉为我国华北地区用水的“救星”，但它主要是供给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用水怎样解决，一直是张蔚榛高度关注的问题。他在很多场合不断呼吁，如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长江科学院土工研究所副所长张家发是他的学生，在张家发记忆中，老师一身正气，从来不收任何红包或礼品。有一次张家发和一位同学年后去探望张蔚榛，张家发带来了家乡特产芜湖瓜子，那位同学带来了山西陈醋，张蔚榛表示非常感激，但仍坚决要掏钱给他们。

2012年7月14日，著名水利学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知名地下水及农田排水专家、中国现代农田水利的开拓者张蔚榛在武汉去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