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青少年通识课：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武德七年（624），唐政府首次制定“人民田赋捐税劳役条例”（租庸调法）。

田赋（租）：凡成年男子，由政府配给农田一顷（一百亩），有重病的人配给四十亩，没有丈夫的寡妇配给三十亩。十分之二作为私产，永远保持，可遗留给子孙；十分之八则在身死之后交还政府，再配给其他的人。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政府缴纳粟米二石（音dàn）。

捐税（调）：每一成年男子，可以依照当地特产，选择薄绸（绫）、厚绸（绢）、粗绸（，音shī）、棉布，缴送政府（厚绸［绢］二匹、薄绸［绫］及粗绸［］二丈、棉布二丈四尺、棉花三两、麻三斤，没有养蚕的地区，则缴纳代金十四两白银）。

劳役（庸）：每一成年男子，每年应为政府服劳役二十天，闰月则加三天。不愿服劳役的，可以缴纳代金，每天折合厚绸（绢）三尺。政府有事，要人民加服劳役达十五日，则免除本年捐税（调）；加服劳役达三十日，则田赋（租）、捐税（调）全部免除。

遇到水灾、旱灾、虫灾、霜灾、庄稼损失四成以上的，免除田赋（租），损失六成以上的，免除捐税（调），损失七成以上的，连劳役（庸）也免除。

人民产业财富，分为九等（上中下各级再分三等）。

四家称“邻”，四邻（十六家）称“保”，一百家称“里”，五里（五百家）称“乡”。城市之中，行政最小单位称“坊”，城市之外乡野，最小行政单位称“村”。

唐政府再规定：政府公务人员，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和人民争夺利益。从事工业或商业的人，不准在政府任职。婴儿出生时称“黄口”，四岁时称“小口”，十六岁时称“中口”，二十岁时称“丁口”，六十岁时称“老口”。

唐政府又规定：每年制定田赋账册；每三年作人口普查。

武德九年（626），十一月二十一日，李世民跟文武官员讨论如何肃清盗贼。有的人主张使用重刑，李世民嗤之以鼻，说：“人民所以沦落成为盗贼，原因在于赋税沉重，劳役繁多，贪官污吏又向他们勒索敲诈，无食充饥，无衣御寒，所以才顾不得廉耻。我应该戒除奢侈，节省各种开支，减少人民劳役，减轻人民田赋捐税，选任清廉的官员，使人民穿得暖，吃得饱，而且还有盈余，自然没有人去当盗贼，怎么用得着重刑！”

自此，数年以后，四海之内，一派升平，道路上遗失东西，都没有人捡，家家户户大门都不关闭，商人旅客，住宿荒野，都平安无事。

李世民又曾经对他左右侍从臣属说：“君王依靠国家，国家依靠人民。剥削人民侍奉君王，跟割自己的肉吃下肚子一样，肚子吃饱，人也死亡；君王富裕，国家消灭。君王最大的灾难，不是从外而来，而是由内产生。必须了解，凡事要讲排场、好面子，一定要大量花费，为了供应消耗，一定要加重田赋捐税；田赋捐税太多，人民一定悲愁；人民悲愁，国家一定危险；国家危险，则君王丧亡。我常常想到这些，所以不敢随心所欲。”

大历六年（771），自从安禄山兵变发生以来，政府征收田赋捐税，毫无节制，仓库收入和支出，也没有法令规则可以遵循，国家财源枯竭。韩滉廉洁勤快，对账务运作尤其精通，于是制定田赋征收及运输法规，严格执行，对部属赏罚分明，部属对他不敢欺骗。同时，也恰巧遇上连年丰收和边境平安，因此仓库逐渐积存，开始充实。(www.xing528.com)

大历十二年（777），平卢战区、魏博战区、成德战区、山南东道战区，四战区（藩镇）各自盘踞一方，互相结盟，虽然口头上宣称服从中央政府，但事实上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所有官属的任命、军队的调遣，都自己做主；田赋捐税，全部留作自用，杀人活人等法庭审判，更由自己裁决。

大历十四年（779），依照惯例：中央政府每年收入的现金及绸缎，都储存国库，春夏秋冬四季，由太府寺呈报数量多少。后来，第五琦当度支使及盐铁使时，京师多的是权势烜赫的武将军阀，索取供应，毫无限制，而且行为凶暴，第五琦无法拒抗，只好上疏建议全部储存皇宫里的大盈库，交给宦官管理。然而，这固然阻止悍将逞凶，但皇帝使用起来，也大为方便，所以再也不能迁出。政府的公赋，遂成为君王的私房，主管机关不知道国库存量，无法统计查考，几达二十年。主管大盈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侵占其中财产，勾结袒护，结成一个坚固的既得利益团体，不可动摇。

宰相杨炎，跪在李适面前，叩头请求说：“财政赋税，是立国的基础、人民的命脉，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没有一件事不跟它有关。所以，从前都派重要官员负责主持，仍难免有无谓消耗或账目不清情事。而今，单由宦官管理，以至开支多少？收入多少？有没有盈余及亏损？高级官员全都不知，政治上的弊害，没有比这更为严重。因之我建议把公赋从宫里迁出，交还给政府主管机关。宫中所需，请估计一个数目，由国库如数缴纳，不敢缺少。如此，政府才可以推行政令。”

李适当天即行下诏，说：“全国所有财赋收入，一律遵照过去惯例，全部归还国库。只每年选择精致的上好绸缎三五千匹，送交大盈库。”

建中元年（780）春季，正月一日，唐王朝改年号建中。文武百官向唐帝李适呈献尊号，称圣神文武皇帝。赦免天下。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诏说：“中央擢升黜陟使、观察使、州长，应负责评估人民财产，厘定等级，实行‘两税法’（唐王朝本行‘租庸调法’，参考624年四月，租是田赋、庸是劳役、调是捐税，现在合并，一律用钱缴纳，每年两次，夏季缴纳者称夏税，不超过六月；秋季缴纳者称秋税，不超过十一月，合称两税）。其他所有新旧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全都取消。政府除了‘两税’外，如有人敢多征收一文钱的，以知法犯法定罪。”

唐王朝初年，政府征税的方式，分为“田赋”（租）、“劳役”（庸）、“捐税”（调）。有田地就应缴田赋（租）、有成年人就应服劳役（庸）、有户籍就应缴捐税（调）。李隆基在位末年，政府档案逐渐破坏失散，残留下来的记载，也很多跟实际不合。756年，全国战乱，各地征收，急如星火，完全不依常规。负责征收的机关不断增加，可是互相间谁也管不着谁；于是各自巧立名目，增加法条，旧的还没有废除，新的已经实施，没有停止的一天。富家子弟不是当官，就是出家当和尚，都可以免除赋税劳役；贫家子弟却无法逃避。于是，富家越发优裕，贫家越发穷苦，贪官污吏们利用机会，剥削压迫，十天半月就征收一次，人民无法负担这项苛刑，大多数都弃家逃走，流向四方谋生，仍留在本乡的，不会超过十分之四五。

到了现在，宰相杨炎创立“两税法”：事先估计州县每年开支，加上呈缴中央的数目，然后，量出为入，要求人民缴纳这个数目。户口不管是土著或流民，只要定居，就登记入籍，人口不论青年（十八岁以上）、壮年（二十三岁以上），而只依照贫富划分等级。至于做生意的商人，负担所在州县总岁收的三十分之一，使他们跟定居不动的农业户一样，不能逃避纳税义务。农业户的税收，分为秋、夏两季征取。所有田赋（租）、劳役（庸）、捐税（调）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由全国财政总监（度支）负责统筹办理。

李适接受这项改革，利用颁布大赦令的机会，颁布这项新的税法。

780年之前，田赋捐税的征收、开支，以及官员薪俸的多少，都没有法令可以根据，一切由机关首长决定，加上元载、王缙当权，贿赂公开，全国不惩治贪污，将近二十年。只发生一件：江西道观察使路嗣恭，检举虔州州长源敷翰，判处流刑。

李适认为薛邕温文儒雅，又是过去的旧部，特地擢升他到中央任左丞。薛邕临离开宣州时，侵吞政府财产以万万钱为计算单位，殿中侍御史员揭发。

冬季，十月九日，贬薛邕当连山县尉。于是州县官员才开始畏惧法律的尊严，不敢贪赃枉法。

本年（780）统计，全国纳税人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适龄青年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全国税收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米谷二百一五万七千余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