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筹备工作进展及目标任务》

从中共六大到中共七大召开，时间相距达17年。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1929年7月，中共中央鉴于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准备1930年召开七大。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境艰难，转移到了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长征，七大召开无从谈起，到莫斯科开七大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1937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成立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是王明。但是由于严酷的抗战压力和条件不具备，这个委员会一直未能进行预期的工作。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地方党组织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为召集七大起草告全党同志书和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提纲。[1]4月14日，任弼时给共产国际写信表示希望派人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

1938年9到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代表名额定为350人。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关于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很快，国民党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对解放区的扫荡，形势的骤然变化，迫使计划召开的中共七大再度延期。(www.xing528.com)

1941年3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这一次准备比较充分，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曾准备在1942年召开党的七大，由于当时敌后斗争极为紧张残酷，前方领导干部不便离开工作岗位，同时又开始了全党整风学习，所以又未开成。

1943年2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大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通知》，提出七大准备在年底召开，并决定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再增加代表120人，这样，代表的人数达到729人。但是由于当年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党内又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以及党的高级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因此大会又未能如期召开。

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8月内召开大会；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报告的准备委员会，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4年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关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六届七中全会最重要的内容和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起草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许多高级干部也参加了修改和讨论，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