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江南市镇繁荣与冶铁业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市镇的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江南三角洲，市镇云集，商品经济发达，如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兴起了大批市镇，成为国家的财赋重地^[333]。此一时期，还逐渐兴起了天下四大名镇，即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下文仅以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密切相关的广东佛山镇的发展为例来加以分析。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处西江、北江干流要冲，“上溯浈水可抵神京，通陕洛以及荆吴诸省”^[334]，西溯西江可达云贵川。佛山位处广州西面，是西北江进入广州的要道，“考北江抵省故道，初由胥江、芦苞、趋石门，尚未与郁水合。迨芦苞淤塞，下游西门潭趋石门，始会郁水合流；后西南潭口再淤，今由小塘、紫洞入王借岗、沙口，趋佛山、神安，南往三山入海”^[335]，在水路交通占经济发展重要地位的时代，佛山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其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元代以前，佛山并无基层行政建制，隶属于广州府南海县。元代末年开始，出现“季华乡”的称谓。明代洪武年间，实行里甲制，并编造黄册，南海县共有六都六十四堡，佛山堡为其中一堡。明代的佛山堡内共开八图，编排十八甲。据明代黄册制规定“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336]。佛山堡的建立，从地域上划定了佛山发展的空间范围^[337]。

佛山工商业的兴盛与发达和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佛山地处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地势平坦，但是西、北江的洪水常常威胁农业生产。北宋时期，南海县即开始修筑桑园围，佛山附近还修筑起罗格围，阻挡洪水冲击，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同时，乡民利用低洼地势开挖鱼塘，在基围上种植果树、桑树，发展出基塘农业模式。根据地方志记载，清代前期南海县池塘面积约占全县土地的十分之九，农民于池中养鱼，在塘基植桑，以“桑鱼为业”^[338]，即闻名于世的桑基鱼塘立体农业模式。

基塘农业模式下，乡民开始从单一的稻作种植转向获利更高的果树、桑树种植与养殖业，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据吴建新先生的研究，广东商品性农业“爆发”的时间节点为“明万历以后”^[339]。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促使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分离，逐渐产生了脱离农业生产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从而推动了佛山手工业的兴起。

明代，佛山镇的繁荣和手工业发展关系重大，以下将以佛山最为著名的冶铁业为中心来加以探讨。清代张心泰言：“盖天产铁之区， 莫良于粤， 而冶铁之工， 莫良于佛山。”^[340]然而，佛山冶铁业的发展并非偶然，其西北部的石湾黏土资源丰富，适宜制造陶瓷。石湾地区的陶窑业在唐代即开始发展，这为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铸造模型。

佛山最早见于记载的冶铁点， 是旧佛山八景之一的“孤村铸炼”。“孤村铸炼”在大墟沙塘， 位于新涌边^[341]。明永乐年间，在大墟至祖庙一带出现新的冶铁点，“时（宣德四年），祖庙门前明堂狭隘， 又多建铸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神前不宜火炎。 慧（梁文慧）遂与里人霍佛儿浼炉户他迁”^[342]。当时祖庙附近火光冲天，可见冶铁业较为兴盛。

佛山冶铁业以铸铁为主，其主要产品有铁锅、农具、钟鼎、军器等，而以铁锅的产量最大。时有“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的说法。因佛山冶铁业发达，铁制品产量增多，本地出现了一批从事铁器贸易的商人。如明正统年间，冼氏的冼灏通以“贾锅”为业，据载：

各省巨商闻公倍谊，咸投其家。公命诸弟诸侄经理其事惟谨。商客人人得以充其货，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343]

佛山铁器因质量较优，在国内很受欢迎。正德时张弼言载：“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日有数千（驮）。”^[344]佛山铁器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还行销海外。明代中叶以后，佛山冶铁业进入兴盛时期。首先是炉户、铁商数量大增。炉户是冶铁业的基本单位，据罗一星先生考证，这一时期从事冶铁业的有鹤园陈氏、细巷李氏、东头冼氏、佛山霍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金鱼堂陈氏、石头霍氏、石湾霍氏等^[345]。佛山家族势力强大，不少大族以家族为单位，整个家族从事冶铁业。炉户增多，铁商数量也随之增加。嘉靖年间，石湾霍氏从事佛山铁版的买卖， 囤积居奇， 以图牟利。如其家训称：“凡人家积钱，不如积货。所积亦有其方， 难收易坏者不可积，人家用少者不可积。如佛山铁版无坏，石湾之缸瓦，无坏之类者，可积也。”^[346]

其次，铁器产品种类也大大增多。《广东新语》记载：“大者曰糖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 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无耳者曰牛，魁曰清。”^[347]其他诸如铁犁、铁钉、铁锁、铁灶、铁链、铁锚、铁画、钟鼎、土针、煎盆镬和接驳木纺机的铸件，无不齐全。此外，还制作铁炮等军器。佛山铁锅因技艺精湛而质量优良，清初人范端昂说：“佛山俗善鼓铸，锅以薄而光滑为上， 消炼既精，乃堪久用。”^[348]佛山铁锅因独具特色，“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349]。

铁产量增加和冶铁行业出现。明代后期，佛山铁产量逐步上升，这和政府政策和推动也密切相关，史载“通省民间日用必须之铁锅农具，必令归佛山一处炉户铸造，所有铁斤运赴佛山发卖”^[350]。不过，佛山冶铁的确切产量并无记载，佛山所铸之铁锅自康熙晚期已经成为广州出口货物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冶铁业的兴盛，冶铁行会也相继出现。明天启二年，佛山就有“炒铸七行”的相关记载。王宏均的研究认为“炒铸七行”是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线行、铁锁行、农具杂品行和钉行^[351]。及至清代，冶铁行业达十余个，出现新钉行、打刀行、 打剪行、土针行、铸发行、拆铁行等。

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发展对市镇繁荣和经济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农业方面，明代中后期，珠三角处于沙田开发期，佛山冶铁业铸造的铁农具是沙田开发的主要农具。此外，这一时期珠三角甘蔗种植、种桑养蚕等商品农业发展较快，煮糖、煮茧等农业生产都离不开铁锅。佛山冶铁业需要大量铁矿，转而促进广东采矿业发展。据《广东新语》记载：

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掘之得大铁矿一枚，其状若牛，是铁牛也。循其脉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 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352]

佛山冶铁业工人队伍庞大，又带动薪炭、沙泥等行业发展，使佛山镇人口迅速增长^[353]，从而推动了佛山镇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明代中外农业交流已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粮食、经济作物的引种，使整个农业生产的面目焕然一新，提升了社会整体土地承载力和经济效益，对农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是整个农业思想的转变，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相结合，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农业，经济作物种植成为沿海对外贸易地区土地种植的主流。烟草、棉花、甘蔗等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区域性农业生产分工逐渐形成，各地农业联系也更为密切。

明代手工业领域出现了和应用了许多重大的技术革新，它使中国手工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明代手工业技术的革新虽然和内部技术千年以来的积累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但真正刺激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巨额白银利润，这二者共同推进了明代手工业的繁荣。中国商品在世界上享有相当的声誉，也是因为新技术的应用为中国商品开拓了广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之所以能在1500至1800年的三百年间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享有巨大的份额，与手工业技术的革新分不开，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需求恰恰是新技术产生应用的关键。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商品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带来的大量白银资本使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经济因素的不断涌现；农民和土地开始分离；工场手工业出现，私营手工业繁荣；时人何乔远就说，昔日“人皆食力”“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354]。《明神宗实录》也记载了“机户出资，织工出力”^[355]的近似于自由雇佣的经济关系。另外在土地经营方面永佃权不断扩大，主佃关系向纯经济关系转化，佃农地位提高；出现了经营性的地主，商品化的农业种植日益增多。

以白银货币化为契机，晚明中国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开始萌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换的日益扩大，商人群体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商人阶层兴起，出现专业商人群体，资本的积累开始，遂形成了“商帮”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晚明时期工商业阶层的兴起，首先，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开始解体；其次，体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再次，工商业阶层在兴起的过程中，与士人阶层初步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反专制、反经济掠夺的斗争和较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晚明时期营商环境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这些也都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明代以来，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沿海地区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趋势加速了一些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大批新城镇出现，在沿海、沿江等交通发达或物产丰饶之地兴起了一批经济繁华的市镇，奠定了此后城镇的发展格局。

【注释】

[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明］韩浚：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考》。

[3]［清］郭廷弼：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徐献忠：《布赋序》。

[4]［明］樊维城：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5]［清］栾元魁：顺治《霍山县志》卷二《土产》。

[6]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四》，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第265—266页。

[7]转引自苏文菁总编《闽商发展史·福州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第64页。

[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明］钱肃乐：崇祯《太仓州志》卷五《物产》。

[10]［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1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中华书局，1985。

[1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陈村》，中华书局，1985。

[1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荔枝》，中华书局，1985。

[14]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360页。

[15]［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6]［清］周亮工：《闽小记》卷一《接龙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18]［明］王应山：万历《闽大记》卷十一《食货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9]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79—83页。

[20]［清］陈伯陶：宣统《东莞县志》卷一三《物产上》。

[21]［清］孙铸：光绪《电白县志》卷三十《记述六》。

[22]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82页。

[23]［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树艺·菰部·甘薯》，岳麓书社，2002。

[24]［清］龚咏樵：《亦园胜牍》引［明］苏琰：《朱蓣疏》。

[2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树艺·菰部·甘薯》，岳麓书社，2002。

[26]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析》第六辑，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报地方情形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第173—174页。

[27]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历史系，2003。

[28]［清］包时臣：《齐民四术》卷一《农政·辨谷》，中华书局，2001，第6页。

[29]［明］杨子器：弘治《常熟县志》卷一《叙地理·土产》。

[30]［明］王世懋：《学圃杂疏·蔬疏》，中华书局，1985，第12页。

[31]［清］王钺：《星余笔记》不分卷，《世德堂遗书七种二十三卷》。

[3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草语·落花生》，中华书局，1985。

[33]［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志果》。

[34]［清］吴汝纶：光绪《深州风土记》卷二一。

[35]［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四八《本草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36]［明］姚旅：《露书》卷十《错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37]王思明：《外来作物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第14页。

[38]［清］汪昂：《本草备要》卷一，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

[39]［明］张燮：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物产》。

[40]［清］姚之驷：《元明事类钞》卷三十四《花草门二》，王逋：《蚓庵锁语》。

[41]郑南：《关于辣椒传入中国的一点思考》，《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

[42]［明］高濂：《遵生八笺校注》，赵立勋，阙再忠等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第633页。

[43]［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亨部·蔬谱》。

[44]［明］赵崡：《植品》，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转自中国植物学会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第114页。

[45]刘玉霞：《番茄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7，第15页。

[46]［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徽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7]［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王政附言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48]吴量恺：《明代集约农业的发展（提要）》，赵毅，林凤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218—219页。

[49]《明世宗实录》卷二四〇，嘉靖十九年八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0]［清］刘坤一：光绪《江西通志》卷四九《舆地略》。

[51]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第421页。

[52]李辉炳：《李辉炳陶瓷论集》，故宫出版社，2013，第392页。

[53]李辉炳：《李辉炳陶瓷论集》，故宫出版社，2013，第392页。

[54]［清］茅应奎：《东西林汇考》卷四《土产志》。

[55]［明］杨循吉：嘉靖《吴邑志》卷一四《土产·货物》。

[56]《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7]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358页。

[58]《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9]［明］李培：《濮川所闻记》卷四《翔云观碑记》。

[60]［明］张廉：《重建化成桥碑铭》，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二。

[6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中华书局，1985。

[62]［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〇《松江府部》，中华书局，1988。

[63]［明］陈眉公：《陈眉公全集》卷五九《布税议》，上海中央书店，1936。

[64]［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5]［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66]［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67]［明］刘讱：嘉靖《鄢陵县志》卷三《生产》。

[68]［明］郭永泰等修，刘敕纂《历乘》卷十二《方产表·布帛》，明崇祯六年刻本影印版。

[69]［清］刘于义：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四《物产一》。

[70]［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岳麓书社，2002。

[71]［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岳麓书社，2002。

[72]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77。

[73]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第373页。

[74]李木田：《中国制糖三千年》，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第226页。

[75]周正庆：《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9—161页。

[76]［明］周瑛、黄仲韶：弘治《兴化府志》卷一二《货殖志》。

[77]李木田：《中国制糖三千年》，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第226页。

[78]［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四三《锡部》，中华书局，1988。

[79]［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坑冶》，中华书局，1974。

[80]［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坑冶》，中华书局，1974。

[8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中华书局，1985。

[8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

[83]［清］陈泳：《唐县志》卷三《田赋》。

[84]［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撰金石类》，商务印书馆，1937。

[85]［明］李翊：《戒庵漫笔》，转引周蓝田：《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北京矿业学报》，1956年第2期。

[86]［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九四《铸造》，中华书局，1989。

[87]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51页。

[88]［明］胡我琨：《钱通》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

[90]［明］姚士麟：《见只篇》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91]［清］陈锳：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五《风土》，引明旧志。

[92]［明］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二《地理志》。

[93]［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张邦寄：《张文定甬川集》之《西亭饯别诗序》，中华书局，1962。

[94]李燕：《古代中国的港口——经济、文化与空间嬗变》，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74页。

[95]转自侯镜如：《明清两代外银流入中国考》，《中行月刊》第7卷第6号，1933。

[96]［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9期。

[97]王士鹤：《明代中后期中国一马尼拉一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地理集刊》第7号。

[98]《明熹宗实录》卷四九八，天启五年四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9]［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9期。

[100]侯镜如：《明清两代外银流入中国考》，《中行月刊》第七卷第6号，1933。

[101]梁方仲：《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六卷第2期，1939。

[102]晁中辰：《明代海外贸易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第275页。

[103]［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八《食货·赋役》，中华书局，1974。

[104]［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64页。

[10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663页。

[106]［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上》。

[107]吴邦雷、余治国：《金融史海拾贝》，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19页。

[108]［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三《田制》，岳麓书社，2008。

[109]［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0]［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1]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载《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第2期，第30—37页。

[112]［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60页。

[113]［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25页。

[114]［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25页。

[115]［清］常廷璧：乾隆《无为州志》卷七《物产》，合肥市古旧书店，1960。

[116]［清］金第、杜绍斌：同治《万载县志》卷七《学校》。

[117]［明］唐学仁：万历《永福县志》卷一《风俗》。

[118]［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9]［明］王世懋：《闽部疏》，《丛书集成初编》本。

[120]［明］韩浚：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121]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166—173页。

[122]［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卷四，岳麓书社，2003。

[123]［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沈阳古籍出版社，1990。

[124]［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引万历《宣府镇志》。

[125]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第114页。

[126]［明］周之夔：《弃草文集》卷五《广积谷以固闽圉议》。

[127]［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卷四，岳麓书社，2003。

[128]［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三《朱应举》，中华书局，1991。

[129]［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异闻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0]［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31]［明］夏良胜：正德《建昌府志》风俗。

[13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3]见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166—173页。

[134]［明］朱怀干：嘉靖《惟扬志》卷十一《礼乐志》。

[13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下，东方出版社，2013，第442页。

[136]［明］王守仁：《传习录拾遗》。

[137]［明］何心隐：《何心隐集》卷三《答作主》，中华书局，1960，第53页。

[138]［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第509页。

[139]参见常建华：《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40]［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沈阳古籍出版社，1990。

[141]陈茂山：《浅淡明代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142]［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3]［清］顾炎武：《肇域志·山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4]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166—173页。

[145]［清］张廷玉：《明史》卷四十《地理一》，中华书局，1974。

[146]《明宣宗实录》卷五〇，宣德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147]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20页。

[148]［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

[149]［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

[150]［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93。

[151]［明］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著编·早计第一》，万历四十年豫章李氏家刻本。

[152]［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93。

[153]［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四《衢巷市镇》。

[154]［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二《土产》。

[155]［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6]［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异闻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7]［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四九《杭州府部》，中华书局，1988。

[158]［明］王同轨：《耳谈》卷一《黄金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159]［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地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0]［明］项子京：《蕉窗九录》卷六《书录·刻地》。又参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

[16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6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

[163]［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4]［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四《衢巷市镇》。

[165]［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6]［明］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卷一《纪疆》。

[167]［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四《衢巷市镇》。(https://www.xing528.com)

[16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93。

[169]［明］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转引自傅崇兰：《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70]［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中华书局，1985。

[171]［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一六《城池》。

[17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州备录下》，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173]［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97。

[174]［清］卢腾龙、宁云鹏：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引［明］莫旦：《苏州赋》。

[175]［明］姜良栋：《镇吴录》，万历刊本。

[176]［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10，第338页。

[177]［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四四《矿税》。

[178]引文皆见［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179]［明］张德夫：隆庆《长洲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80]［清］李铭皖：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七《名官·寇慎传》。

[181]［明］姜良栋：《镇吴录》，万历刊本。

[182]［明］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纪回生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83]《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4]《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5]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43—48页。

[186]［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97。

[187]［明］牛若麟：崇祯《吴县志》卷十。又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中华书局，1988。

[188]［清］雅尔哈善：乾隆《苏州府志》卷三《城池引》。

[189]［清］宋如林、罗琦：道光《苏州府志》卷二九《津梁》。

[19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州备录下》，曹自守：《吴县城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91]［清］唐敬一：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四《遗事下》。

[192]［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风俗考》，中华书局，1988。

[193]［清］牛若麟：崇祯《吴县志》，《邑人王心一序》。

[194]［明］杨循吉、苏祜：嘉靖《吴邑志》卷一四《物产上》。

[19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下册，第338页。

[196]［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明］王直：《临清建城记》。

[197]［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明］王玙：《临清州治记》。但在同书卷一《城池》中却说“洪武……建城，正统己巳兵部尚书于谦议临清当城……景泰改元，巡抚洪瑛始卜今城，协二公城之”。据此，临清修城又好像始于景泰元年（1450年），未知谁是，待考。

[198]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三辑。

[199]［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地池》。

[200]［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地池》。

[20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甲编》第十册，《崇祯十二年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商务印书馆，第932页。

[202]［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203]［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明］王玙：《临清州治记》。

[204]［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20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甲编》第十册，《崇祯十二年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商务印书馆，第923页。

[206]［清］张度：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207]［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五五《东昌府部·物产考》，中华书局，1988。

[208]［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五五《东昌府部·物产考》，中华书局，1988。

[209]《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万历三十年九月·户部尚书赵世卿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10]［清］翁澍：康熙《具区志》卷十三《人物篇·货殖》。

[211]［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五九《布税议》。

[212]［清］王俊：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213]［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五五《东昌府部·物产考》，中华书局，1988。

[214]［明］杜应芳：万历《河间府志》卷四《风土志·风俗》。

[215]［明］王命爵、王汝训：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216]《明成祖实录》卷一二五，永乐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17]《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18]《明宣宗实录》卷七六，宣德六年二月辛西。

[219]《明代的官店与皇店》，参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220]［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城池》。

[221]［清］于睿明：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城池》。

[222]［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下册，第338页。

[223]［清］张度：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

[224]《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五，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25]［明］连镶：《连抑武杂记》，《临清外城》条，齐鲁书社，1995。

[226]［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1985。

[227]［宋］陆游：《入蜀记》，《陆放翁全集》，世界书局，1936。

[228]［明］蒲秉权：《硕迈园集》卷八《西游记》，转引自皮明庥、欧阳植梁《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229]［清］马汝骁：康熙《芜湖县志》卷一四《艺文记下》，［明］胡棐：《县治记》。

[230]［清］马汝骁：康熙《芜湖县志》卷二《山川、关津》。

[231]［清］马汝骁：康熙《芜湖县志》卷一四《艺文记下》，［清］夏冲：《重修神山屋宇记》。

[232]［明］杨嗣昌：《杨文弱集》卷一《处置南京铸钱稿》，岳麓出版社，2008。

[233]［清］马汝骁：康熙《芜湖县志》卷二《市镇》。

[234]［明］郑洛书：嘉靖《上海县志》卷八，［明］唐时措：《上海公署记》。

[235]［明］郑经：弘治《上海县志》，［明］钱福：《后序》。

[236]［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7]［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五九《布税议》，上海中央书店，1936。

[238]［清］褚华：《木棉谱》收入《上海掌故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239]［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0]［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1]［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2]［明］颜洪范：万历《上海县志》卷一《疆域》。

[243]［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10，下册，第598页。

[244]［明］范涞：万历《南昌府志》卷二《郡纪》。

[245]［明］范涞：万历《南昌府志》卷三《风俗》。

[246]［明］范涞：万历《南昌府志》卷二《郡纪》。

[247]［清］傅维鳞：《明书》卷四十一《方域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

[248]［清］马玉章：康熙《仪真县志》卷七《疆域志·风俗》。

[249]［清］马玉章：康熙《仪真县志》，《马玉章序》。

[250]［明］程嘉燧：《松园福苍集》卷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

[251]［清］裴天锡：康熙《汉阳府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252]［清］裴天锡：康熙《汉阳府志》卷一《舆地志·城池》。

[253]［明］胡容：嘉靖《威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

[254]［明］孙蕡：《西菴集》卷三，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5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诸番货物》，中华书局，1985。

[256]［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二二《吴自湖公生祠碑》。

[257]［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吴桂芳：《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中华书局，1962。

[25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锡铁器》，中华书局，1985。

[25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纱缎》，中华书局，1985。

[260]［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绵布》，中华书局，1985。

[261]刘志伟：《明清时期广州城市经济的特色》，《广州研究》，1986，第62—65页。

[262]［明］叶权：《贤博编》附录《游岭南记》，《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198页。

[263]［明］叶权：《贤博编》附录《游岭南记》，《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200页。

[26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诸番贡物》，引黄文裕语，中华书局，1985。

[26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黩货》，中华书局，1985。

[266]《明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67]［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

[268]［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

[269]［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七，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中华书局，1962。

[270]［明］王临亨：《粤剑编》卷三《志外夷》：“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

[271]［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

[272]［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

[27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谷》，中华书局，1985。

[274]［清］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八《濠镜澳》。

[275]［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76]［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番夷》。

[277]黄汉强、吴志良：《澳门总览》，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4，第10页。

[278]［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

[279]陈衍德：《澳门妈祖阁考察纪录》，1995年12月13日。

[280]宣统《香山县乡土志》卷七，中山县地方志办，1988。

[281]宣统《香山县乡土志》卷七，1988。

[282]曹改平：《内地移民与澳门早期开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1。

[283]［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84]［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85]［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86]［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87]［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88]［清］张甄陶：《澳门图说》，《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9帙第315页，上海著易堂刊印本。

[289]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第31—33页。

[290]严忠明：《一个双核三社区模式的城市发展史》，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5。

[291]万明：《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历史》，1999年6月，第2—8页。

[292]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6.

[293]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6.

[294]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转引自黄启臣、郑炜明著《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6月。

[295]［德］普塔克：《明朝年间澳门的檀香木贸易》，载《文化杂志》1987年第1期。

[296]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从》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第467页。

[297]博克塞：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91—196.

[298]博克塞：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69.

[299]博克塞：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7.

[300]博克塞：The C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u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82.

[301]严忠明：《一个双核三社区模式的城市发展史》，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5年。

[302]艾维四：《明史与世纪史》，香港中文大学主办《16—18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3月。

[303]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6月，第35页。

[304]［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

[305]［明］何乔远：《闽书》卷六四《文蒞志·漳州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306]《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07]《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08]《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六，熹靖十三年八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09]《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10]《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一，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11]万历《漳州府志》卷三〇《海澄县·舆地志·风俗》。

[312]［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〇五，朱纨：《阅视海防事》，中华书局，1962。

[313]［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

[314]［明］朱纨：《甓余杂集》卷三《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

[315]［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

[316]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7—126页。

[317]［清］周凯：《厦门志》卷三《兵制考》。

[318]［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三《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铳城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319]［清］薛起凤：《鹭江志》卷一《总论》，鹭江出版社，1998，第28页。

[320]［明］池显方：《晃岩集》卷二《与补陀坚上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321]William Lytle Se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59，p.73-74，译文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4页。

[322]William Lytle Se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59，p.73-74，译文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4页。

[323]［荷］T·佛克（T. Volker）：《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1954，第35页。

[324]［葡］伯来拉、克路士等：《南明行纪》，何高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第252页。

[325]［明］何乔远：《嘉禾惠民碑》，载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6种，第1—2页。

[326]［明］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二十四《海上小议》。

[327]《崇祯长编》卷十，崇祯元年六月壬子条，上海书店，1982。

[328]《崇祯长编》卷三十一，崇祯三年庚午二月丙子，上海书店，1982。

[329]［明］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转引自徐晓望：《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九州出版社，2017。

[330]［日］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1954，第30页。

[331]《巴达维亚城日记》，转引自戚嘉林：《台湾史》上册，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

[332]南栖：《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载《台湾银行季刊》第16卷第2期。

[333]有关江南三角洲市镇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代表性的如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日］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等等。本书不再赘述。

[334]［清］陈炎宗：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志》。

[335]［清］郭尔：康熙《南海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

[336]梁方仲：《明代黄册考》，载于《梁方仲经济史文集》，中华书局，1987，第268页。

[337]参见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338]［清］金烈：乾隆《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339]吴建新：《明代南海的对外贸易环境与广东商品性农业爆发的时间》，《中国农史》，2018年第6期。

[340]［清］张心泰：《粤游小识》卷九，清光绪二十六年本。

[341]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2]［明］梁礼昭：《梁氏家谱》之《诸祖传录·明梅庄公传》。

[343]［民国］冼宝干：《鹤园洗氏家谱》卷六。

[344]［明］张弼：《张东海集》文集二《梅岭均利记》。

[345]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346]《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前后家训卷三。

[34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中华书局，1985。

[348]［清］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4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中华书局，1985。

[350]［清］阮元：《两广盐法志》卷三五《铁志》。

[351]王宏均等：《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35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中华书局，1985。

[353]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354]［明］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355]《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