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与历学成果，明代天文学著作、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朝前期虽然进行了一些天文学书籍的翻译，但要历数整个明代的天文学成就，可用乏善可陈来总结。明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成规，毫无生气^[32]。直到明朝末年，才兴起了一股大量译介西方天文学的高潮。整件事情与来华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士有关。

利玛窦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有关欧洲天文学的书籍。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著《乾坤体义》，该书介绍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提出“言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的新观点^[33]。书共分上、中、下三卷，绘有图表，详尽介绍了日、地、月三球大小及距离，这是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书。除此之外，还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共同完成的《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这两部天文学著作。《圜容较义》刻于万历四十二年。《浑盖通宪图说》分上、下两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由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所著，徐光启作序的《简平仪说》刊行。该书详细说明了简平仪的使用方法。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由熊三拔口授，中国学者周子愚、卓尔庚笔录，完成《表度说》一书。这本书根据天文学原理，说明立表测日影来定时的方法。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所著《天问略》刊刻，该书对1610年伽利略制成的新式望远镜做了介绍。

明末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崇祯历书》的纂修。该书从1629年徐光启大量翻译西方天文学书籍开始，其间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汤若望、罗雅谷（Giacomo Rho，有一说为Jacques Rho，1593—1638）等应朝廷旨意“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34]，共同参与修历工作，至1634年编修完毕，共137卷。后来，清政府委派汤若望整理和刊刻《崇祯历书》。他将137卷压缩简化为100卷，加上他本人补写《历法西传》《筹算》《新法历引》，共103卷，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刻印，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35]。(https://www.xing528.com)

在传教士输入的90种西学（不包括神学著作）图籍中，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达43种，其中有21种收入《崇祯历书》，因此，《崇祯历书》基本上代表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天文历法的水平。而与中国传统历法相比，《崇祯历书》有明显进步，如明确指出七曜与地球距离不等，并且提供了七曙距地的具体数值。中国古代虽然也曾有人提出过七曙距地远近不同的思想，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七曙附着在距地相等的天球上。提供了蒙气差的改正数值，中国古代虽有蒙气差的认识，但从未作过具体计算。以定气注历，显然隋朝的刘焯已提出定气概念，但民用节气仍用平气。提出日月有高卑行度，即日月的近地点和远地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古时却将太阳的近地点固定在冬至。采用了一套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度量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包括分圆周为360°、一日96刻，60进位制，改变了我国的圆周365.25°，—象限91.3度的古度。至今，我国的天文历法，仍遵循新度量制度^[36]。